23“大跃进”（1958~1959）
1958年下半年，毛一直在国内视察，为经济发展鼓劲，同时召开了一系列通常是充塞着他的支持者的高级政治会议，以取得党的必要的赞同。他夸奖已在全国吐芳的人民公社是合作社的后继形式。
8月，他在山东视察期间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的初期样板，包括让男女分开，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让他们分住到集体宿舍里去，如此一来，公社领导人就能够最充分地调动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和公共事业建设。这的确非常便于领导，然而对于被领导者说来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同月，毛在天津大学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年底，他自豪地对中央委员会总结道：“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9月，毛视察完中南地区后回到北京，号召发动群众修建炼钢的土高炉—赫鲁晓夫称之为“炊事钢炉”，以努力提高生产并把技术推广到农村中去。中国准备先工业化，后城市化，同时打算仅仅依靠苦干让谷物产量翻番。
毛就猪的问题谈了很多，并对生猪饲养提出了建议。“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10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可能的。
北京的报刊欣喜若狂。10月1日《人民日报》声称：“农业上……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同炼钢铁的火浑成一色，照红了天空……古代有希腊神话，不过，那都是一些‘话’而已，只代表一些美好的期望和理想。现在，地上天堂的神话，已经出现在毛泽东时代。党的任何号召都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千百万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了……党和毛主席是伟大的预言家。有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预见未来……党和毛主席的每一次预言都变成了现实。”
如今，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已经产生，他们观点激进，在反对那些较为谨慎的毛的同辈人的斗争中聚集在了毛的周围，他们时刻准备着为毛的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张春桥便是其中一人。他写了一篇文章，极力主张恢复延安时期的做法，通过免费供应物品来实现同酬和支付部分货币工资。毛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支持这个观点。
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在彻底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阐发了有关人民公社思想。他说：“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见物不见人……”他的“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俄国人“是一条腿走路，我们是两条腿走路，他们是讲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讲专不讲红，只讲干部不讲群众”。但不管怎样，毛承认中国“商品生产仍然落后，甚至落在巴西和印度的后面”。
然而，到11月底，在武昌召开另一次高级会议的时候，毛的美梦不得不加以修改，他解释了原因，“明年搞3000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毛在接受这种不可能的目标与宣传方面的轻率这时暴露出来了。
11月30日，在同协作区负责人的谈话中，毛第一次显出不安的迹象，他说，我们“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7月1日再定”。对于提高粮食产量的巨大呼声，毛也首次表达了保留意见，“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90%左右，比较妥当。”
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毛同协作区的负责人大谈国际事务。他把杜勒斯和不列颠人作了比较。“英国人老奸巨滑，美国人比较急躁，英国人经常作战略和战术的指导，杜勒斯讲世界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两极、原子能、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
两星期后，毛又和另一组协作区负责人谈话，并且解释了他计划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原因：
辞职问题，“偶像”总要立一个，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中央要个第一书记。没有微尘作为核心，就不会下雨。与其死了才乱，不如现在乱一下，反正有人在，没有核心是绝不行的，要巩固一下。搞久了便成为“偶像”，要破除比较难，这是长久立起来的一种心理状态，也许以后职务可多可少……实际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务。
非常清楚，毛对宪法极不尊重。他说：“……政社合一问题，人代大会没有通过，宪法上没有。宪法有许多过时了，但现在不改，超过美国后再搞个成文宪法，现在……搞不成文宪法。
12月，中央委员会在对毛所犯错误的指责声中于武昌召开全会。会上，毛极力为他的政策进行辩解，以维护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绝对领导—在向台湾海峡的金门、马祖两海岛发起的战斗中，他曾冒险向美国人挑衅。毛还就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问题明确地回答他的批评者。
两种老虎，毛都需要：它们既是真的又是纸的，是“一个由真的变成纸的过程的问题”。毛的真意是，“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些人想不通，我们还得作些解释工作。”
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
最后，毛又转到“大跃进”问题上。他首先对河南出现的人民公社进行了评价：“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4月就没料到，8月才作出决议……”
接着，毛的讲话又谈到有必要避免“由于1958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承认，他一度赞成1959年生产3000万吨钢的目标。“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定那么高，留有余地……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
是经济自身使毛停了下来，因为它并没像毛所希望的那样快速发展。另外，毛在武昌也受到周恩来的力阻。那些认为毛同时向俄国和美国人挑衅乃不明智之举的高级军人被周集合起来支持专家治国论者，反对毛在经济上的乌托邦思想。尽管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仍充满信心，但武昌会议迫使毛放弃了他的共产主义政策和在六年内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毛后来抱怨说：“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毛想翻案的努力没有成功。根据武昌会议精神，较为激进的公社建立单一性别的“营房”的工作被停了下来，私人所有的房屋、花园和小的家庭牲畜得到保护，伴随第一支人民公社之花盛开而出现的**至此降下来了。
毛从领导第一线上退出的事宜也最后安排妥当。后来，毛急于澄清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要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
……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
在武昌会议上，毛力图减轻人们的下述担心，即毛退出领导第一线可能会引起领导层的变化或者分裂。他告诉中央委员会：“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有可能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再去见马克思嘛。
毛在武昌第一次暴露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他告诉与会的同志：
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
就拉倒。
1959年2月，在向党的书记们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毛要求重新发扬“大跃进”精神。他坚持认为“大跃进”不应被放弃，认为在1958年最后两个月里空气有些“压缩”，当然“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于是，1959年又出现一个规模不大的跃进。
“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很快，他又同意“经济工作是非常复杂的”：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
在195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毛作了最后的顽强斗争，以维护他在“大跃进”问题上能够维护的东西。他作报告，写征求意见书，并分送全国，企图保住士气。后来，他回忆说，1959年他拿出了3万或4万字的材料，但很清楚仅仅停留在“纸上的战斗”是无用的……
4月，在上海，毛努力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为他的“跃进”辩护。开始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计划得不太好，“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不好办。”但是，毛拒不向他的批评者—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低头：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
毛还拒不承认1959年的经验是对“大跃进”的否定。他以物理学的理论来逃避这一现实：
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都是波浪式前进，不是直线上升。
然而，历史显然已从他身边逝去。4月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取代毛为共和国主席。作为后斯大林时代改进党的形象的途径而作出的这个安排几乎在三年前便已确定下来，而且对它所涉及的人员来说，也是适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变动在毛的救星之光明显暗淡下来，声望明显下降的时候，的确发生了效用。
党的宣传部门在重大场合把刘与毛的尺寸相等的照片肩并肩地排列在一起；现在把刘称为毛“培养的最亲密的同志”的说法也广为流传。
刘少奇的妻子告诉孩子们：“爸爸很忙，没有时间休息。毛主席不再管国家具体事务，把它们都交给了你们的父亲。你们一定不要打扰他。
由于意识到是那些虚报产量的过分乐观和野心过大的地方干部拆了他的台，所以毛向省及其以下各级党的书记再次大声疾呼，恳请他们不要因为过分的**和骄傲而毁了“大跃进”。粮食指标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天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4月，毛对“大跃进”又作出了新的数量上的限定，“每年增产10%是跃进，20%是大跃进，30%是特大跃进。这与产量翻番的前15个月的狂热日子大相径庭。
1959年6月，赫鲁晓夫违背了仅仅是在两年前作出的要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诺言，从而在中苏关系上投下了分裂的阴影。中国建造自己的核武器和核工业的计划遭到严重打击。与此同时，赫鲁晓夫飞往戴维营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恰好是在赫氏去美国前，彭德怀将军在莫斯科与他讲行了会谈。后来有人断言，彭再次向苏联领导表达了中国对毛的不满。大概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行动会促使毛的同事们抛弃他。
当事态看来正向着与他对立的方面逐步发展之际，毛决定选择这个时候去访问他的出生地—这是他负有盛誉的32年以来的第一次访问。在过去的内战岁月里(11) 他曾于危难时刻回到家中恢复元气。至今这依然是他的本能。6月25日，毛抵达韶山。踏进家门后，他对着父母的遗像凝视良久，然后对随行人员说，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他们可能不会死。第二天早晨，毛去山上祭谒父母的坟茔并把采摘来的松枝—用在场的某个人的话讲—“以凝重而崇敬的方式放地坟墓上”。他低下头说道：“先辈们历尽磨难，而子孙们享了福。”
此情此景促发他写了一首诗，题名为《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从17年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毛在这次回湖南访问中任命华国锋为省委书记(12) ，并在华的陪同下于长沙会见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家人，是很有意思的举动（令人震惊的是，华成为毛死后最终继承了他的党的主席职位的人）。
如果毛确实从回归故里的过程中得到安慰和补偿的话，那么，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证实。7月1日，他乘机前往鄱阳湖西岸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他所经历过的一次斗争最尖锐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他怀着忧虑但达观的心情来到了庐山，正如他在抵庐之日所写的那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后来评论说，这首诗和《到韶山》那首诗都是答复政治局里反对他的“那些家伙的”。
庐山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广东的党魁、支持毛的陶铸在一篇印行于广东省的文章中辩护道，我们说一个人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永远正确”—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他能够把握形势并在机会到来时作出决定。
国家新闻媒介仍在极力抬高毛的声誉。《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没有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我们的革命就会失败。”
但是，有些人则想让强有力的毛下台。洛甫和彭德怀在会议期间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会上的压力很大，“参加者被迫只讲好事，不许进行批评。”他们认为，毛像斯大林晚年那样多疑而残酷。彭评论道，“任何王朝的第一个皇帝都是残酷而英明的。”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敢讲、热心，但言语粗暴的彭，乃是1949年后仍然保持着过去的简朴生活方式的少数第一代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他常常与战士们在一起，而不像毛那样远离他们。对一些中国人来说，彭是除毛以外的另一种值得敬仰的英雄。现在他提交了一份抨击“大跃进”的议案，并宣读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以进一步证实他的批评意见。他宣称，在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中国成年人每天能得到2斤多米，1956年降至1斤半，1958年则降至1斤—已不足以养活一人，于是人民开始吃水藻、棉花叶和芥子叶。彭得到了老战友林伯渠的支持，也得到洛甫和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湖南人黄克诚（总参谋长）和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支持。
彭特别指责了由于修建小鼓风炉带来的浪费。这种土高炉甚至在无煤可用的地区也建造起来，以致许多树木被砍伐用作燃料。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在这次长会剩下来的时间内，毛与彭之间的斗争已变成如何制裁彭的问题的争议了。后来，毛指责彭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骂了我50天娘，我骂你20天娘不行？（这是指彭在1945年就内战时期的作战指挥问题所做的自我批评，那时他与毛有过“50天的斗争”。）这一骂，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
在庐山发生这些灾难性的变化期间，毛给正在北戴河海滨别墅里疗养的妻子江青写了几封信，详细地叙述了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于是，江青给毛打电话说她要立刻飞来庐山陪伴他。毛不同意，说“斗争太尖锐了”。然而，江青没有按毛的意愿行事，她不但来了而且出现在会场上。后来她以一种与毛相同的口气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比她想象的更激烈。
毛在7月初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中，已经开始承认他的某些错误，他说，“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毛还接受了对他的生产优先次序—第一是重工业，其次是轻工业，然后是农业—的批评，并说，我们有必要修改这种次序。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力图作技术上的辩解。“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只有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依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须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的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的，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许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基点，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
在庐山“审判”中，毛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点，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困不着！……无非是讲一塌糊涂，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大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事实上，不管如何混乱，毛对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如此广泛而深刻的争议可能会扩展到中国老百姓中去而激动不已，“在其他地方怎么能找到这样一所……能让几亿人民和几百万干部受教育的学校？”毛几乎是明确地宣布了他将在7年以后付诸行动的反对其政府的惊人方针。
“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解放军确实会跟毛走）。
“……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
毛在一段感人的讲话中，承认了自己在经济计划方面的错误：
煤和铁不会自己走，需要车辆运输，我没有想到。我和……总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们可以说我们忽视了。我不应道歉，因为我不是计划委员会的头；但我又应当道歉……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
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再回来争论。我不赞成认为不能反驳主席的思想……事实上，你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反驳过我了，不过没有指名道姓……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
然而，他对报纸上的不满挖苦却忍受不了。“《嵖岈山章程》（第一个人民公社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最后，毛的辩护以低劣的虚张声势和粗鲁的抨击得出结论：“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我……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现在，斗争转到了彭的命运上。彭向中央委员做了自我批评，并把自己的错误一直追究到赣州战役，那时他未能攻占这个城镇。
彭承认，“和毛泽东同志用这么糟糕的方式争论是我的极大错误，结果在争论中带入了我个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偏见。”
彭在1937年洛川会议上也反对过毛。他还承认，在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未能听从最高指挥部的号令，只顾“显耀过分狂热的爱国主义”。
9月，彭给毛写了一封信，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请求原谅他的错误。“现在我深刻的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
于是，毛向党内发出一封信，欢迎彭的做法，并说，“尚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让我们“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
彭要求去当农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而毛则让他走访中国的工厂，以便能看到人们冲天的热情，最后把他派往黑龙江去管理国营“中苏友谊”农场。
1959年9月11日，毛作了第二次重要的讲话，为他在“大跃进”中的瞎指挥辩护，以逃避公众的谴责。这次，他是对军事委员会讲的。像他在7个星期前庐山会议上的表演一样，讲话乃是怒气、自责和嘲讽交织在一起。
“假如没有足够的猪肉，足够的蔬菜，足够的肥皂，他们就抓住机会说，‘你把事情搞糟了！’说那是你的事不是他们的事。浙江缺雨伞，他们说成是‘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这一小撮人很难进入共产主义，变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一次引经据典时，毛声称“即使圣人也犯错误”，他用《论语》中的话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我的话是讲给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自己的。有许多事情我没有研究过。我是一个有许多缺点的人，决不是十全十美的。许多时候，我常常不喜欢自己。
“我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所有领域。比如，我一种外语也不懂。最近我才开始学习经济著作。但是，同志们，我下决心要学，一直学到死。
1959年9月，毛接见了赫鲁晓夫。这是赫氏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苏联领导人很不策略地从戴维营直接奔赴中国。在戴维营赫一直同艾森豪威尔促膝交谈。自上次访华以来，赫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进一步激怒了毛。50年代，中印两方都在逐渐扩大对边境地区的军事控制。这一地区经常无人居住，一片荒凉。在喜马拉雅山的实际边境线问题上，中印双方观点迥异，且态度强硬。但直到这时，基本上还是口头上的争议。边界上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和舌战已经损害了中印关系，毛希望得到苏联人的支持。
后来，毛回忆道：“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压我国，10月在我国国庆10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
赫鲁晓夫，这位曾经那么敏感地注意到斯大林对毛的民族主义反应迟钝的人，现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苏联人的远程潜水艇已开始服役。他们问中国人能否让他们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同远程潜艇保持联系。中国人拒绝了。但赫鲁晓夫在这次访问期间又向毛重提此事。
他极力劝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助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毛答道：“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在“大跃进”的欣快症过后，如今面临的则是令人心碎的物资短缺和工业下跌。在继之而来的1959~1961年三年中，严重反常的干旱和洪水**着新的公社里的农民。迷信的看法认为这是上苍对毛的亵渎行为—“向地球开战”的报复。向“地球开战”与儒家的传统背道而驰。毛从未完全自这个巨大的损失中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