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兵临北平（1948~1949）
1948年3月下旬，毛离开杨家沟，开始了他通向北平的权力长征的倒数第二阶段。他率部在寨则山附近东渡黄河，然后转而北上，越过长城，仅用一天时间便进入内蒙古，随后南下河北。他们得翻越高达1万英尺、白雪覆盖着的五台山，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上气不接下气。毛和江青乘坐几天前刚刚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吉普车来到一座山的顶峰，一览这壮美的山河风光。又向前走了一点儿后，他们便接连几天遭到空袭。
征程之中，毛向解放区传播着智慧。4月，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批评了共产党记者的缺点。尤其是他们中一些人没有彻底贯彻群众路线：
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
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些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
同样，他还要求他的报纸保持其魄力与冲劲儿。“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5月底，毛抵达西柏坡，以后的10个月间，他的总部将在此逗留。直到他经过200英里行军，于来年3月胜利进入北平城。
毛在对远方的战场施加他的影响时，遇到了一些阻力。1948年底，他的一个同事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他正在发火。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林彪不听命令！我曾经不止一次命令他用猛攻拿下长春，可他怎么也不听！他坚持要用围困的办法把他们饿出来，迫使驻防军投降。
几天后，还是这位同事发现毛又在大光其火。因为毛命令林彪将军去给一个国民党将领下最后通牒，要他立刻投降，否则就予以全歼，但林彪没有执行这一命令。林相信，那个将领可能逃走，不会投降。
这期间，毛和王明发生了一场冗长的争论，其间毛显得很痛苦地绞着两手，隐喻地说着党在他的领导下曾经致力于一条同有苏联背景的同志们相敌对的路线。他甚至谴责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上的一些错误。同时他也责骂王明不想让中国有一个与列宁主义平起平坐的自己的“主义”。
他说：“你仍然还想恢复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
最后，王的夫人进来说：“我找你到处都找遍了，原来你还在这里争吵。我们还是回家吃晚饭吧。
一直坐在屋角听着他们争论的江青附和说：“你来了，这太好了！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你抓你的，带他去吃晚饭吧，我也抓我的去吃晚饭，免得他们再斗下去。
共产党目前已掌握了长江以北的整个北部中国，同时还在为接管南方半壁江山的渡江战役作准备。1949年毛以此为主题发表了新年献辞。他抨击了优柔寡断的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劝毛，要他在长江以北建立人民共和国，而让江南任其发展。他很可能是害怕出现这样的结局，即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苏联不抱好感，并控制住整个中国的资源。尽管这是出于错误的动机，但他也许是对的。眼下毛继续向江南横扫而去，吞噬着人口与土地，但他对今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消化不良将成为共产党的一大难题却没有丝毫准备。有人认为他的胃口太大了。
刘少奇当然倾向于审慎取舍。他在1948年底说，如果革命形势发展过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
当蒋介石拒绝了毛的和平条件时，毛便向江南的亿万人民发出如下号召：
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当最后胜利的曙光在地平线上愈来愈明亮之时，毛开始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他的士兵和党必须越来越多地参与和他们已经获得完整经验的乡村地区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1949年3月5日他在西柏坡对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对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论述：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就是在这次讲演中，毛详细说明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国家经济政策，“中国已经有大约10%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但是“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最初这段时间里，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资本主义将由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以及制定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手段加以限制和抑制。
对于几乎占了国民经济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必须组织生产、消费和信用的合作社……
这个讲话在对居功自傲的警告声中结束：“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西柏坡召开的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在领导权方面同王明进行了一场交锋。王明指控毛假借整风运动搞阴谋才成为党的领袖—针对王明的指控，毛作出了精彩的回答：“博古也好，洛甫也好，都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总指挥实际上是王明……
北平现已被占领，共产党人正准备将政府机关迁入这座历史名城。
红色攻势的下一个巨大猎物是南京城。这一切激励着毛写出一首赞颂正在取得的军事胜利的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北平，毛住在紫禁城红墙后面中国前统治者住过的宅邸里。他选择了紫禁城内、由护城河环绕的中南海里的一座松树掩映、朴实优雅的平房。这是两套分属毛和江个人的、既独立又相互连通的房子，这两套房子由明朝风格的精雕细刻、错综复杂的廊柱划分开来。毛和江还在北平城外玉泉塔附近的西山分得了一套小别墅。
和在延安时一样，毛在中南海里有一小块园子。在那儿，他与江青种上了茉莉、草药和蔬菜。江后来说：“我还曾试着种一小块稻子和一小块棉花。
然而，毛的妻子在到达北平后便匆匆前往莫斯科疗养。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已经是“皮包骨头，体重减到了90磅”。延安两年的军旅劳顿，拖垮了她，就像15年前长征的紧张拖垮了她的前任，毛的第二个妻子一样。
在莫斯科，苏联外科医生摘除了她的扁桃腺，并把她送到黑海之滨阳光明媚的度假胜地雅尔塔去增加体重。回到莫斯科，斯大林便邀她一叙。他显然有一个错觉，即毛委托她带来了某些信息。实际上，直到她秋天回到北平以后，毛也没有离开北平去朝觐斯大林的宫廷。
毛的妻子对她与毛在北平的早期日子的回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时事研究和写作上面。他们很少一同外出，即使是作为消遣，他们也几乎从不到外面的餐馆吃饭。江青描述毛是“毫不在意他在吃些什么”。他吃饭很快，时常在最后一道主菜上来之前便吃饱了。那时他总是把有正菜没吃忘得一干二净。
这倒使江青记起宋朝一位政治家(39) ，他总是吃离他最近的盘子里的菜，桌上其他菜一概不问。厨子以为那是他最喜欢的菜，可从主人的妻子那儿他才失望地了解到，他是不论皂白青红，只吃手边最近的菜。
当江青提起这个故事时，毛咯咯笑着对她说：“这就是你所了解的历史，你是用它来戏弄我。”
毛并不常讲到他的生活标准，但60年代初，他曾向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表白：“像我们这样有车坐、有马骑、有暖气、有司机的人可算是头等公民了。我每月只拿430块钱，雇秘书就负担不起，可我必须雇。50年代，他的月薪能拿600元，相当于90英镑。70年代初，据说他又从月薪中裁减去了20%，但他还说按中国共产党的标准，通过他的著作版税，他变得富有了。
他的卫士们在他死后悲叹：“您住的是旧房子，解放20多年一直不让修缮。您的衬衣、皮鞋，都穿了多年，已经破旧，我们几次劝您换一换，您都不同意。他的一床被子从1942年一直用到1962年，然后又被送进博物馆。毛进城时穿上的一双系带皮鞋，穿了近30年，在他死后又被拿去展览。他的浴衣肘部显眼地打着补丁。
这些卫士们隶属于8341部队，其职责是专门照顾毛，而最后，该部队终于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角色。他们将毛描绘成一个模范雇主：
“您常常到宿舍看望我们，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您问我们看革命样板戏多少，并送票让我们去看。您问我们家中来信没有，家中情况怎样，让有了情况及时告诉您。夏天，您关切地问我们屋里有没有蚊子，派人给我们打药灭蚊。冬天，您慈爱地抚摸着我们，问冷不冷。您询问我们伙食标准够不够，还到我们伙房看饭菜做得怎么样。
毛的工作时间很特别。他一般上午11点起床，3点钟用午饭，7点半吃晚饭，然后开始工作，不到凌晨5点是不会再上床休息的。他的卫士回忆说，遇有紧急情况，或特别的工作日，他常常“几天几夜不停地工作，废寝忘食。有时饭凉了，不得不热了又热”。他对伙食要求很简单，“不外乎杂粮、半支莲和其他野菜”。
进京当主席的头些年，毛号称每天抽50支烟，他喜欢抽英国牌子，女王御用的“555”牌—然而，1960年初，传闻他每日削减到20支，并只抽国产牌子的了。据说抽烟使他咳得更厉害了，到其晚年，逐渐妨碍了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60年代末，人们看到他手拿小雪茄，替代了他通常用的香烟，可能就是出自健康原因。
毛的娱乐之一是定期，而又不事张扬地到鼓楼大街上他喜欢的理发店去，在那里与老友们叙旧闲聊，乐此不疲。在家里，他通常喜欢每天晚上打打乒乓球。据说他很少漏球，将球快速有力地抽回去，而且“经常获胜”。
他喜欢在雪中漫步，他的一个卫士说：“他踏着雪，兴趣盎然，似乎没有比这更让人快乐的事了。我们知道主席对雪的嗜好，每当下雪时，便在院子里留出一块不扫。毛仍是自始至终睡在没弹簧的木**，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此刻，毛在家里的地位变得复杂化了，有时一定是很苦恼的—毛已到了总是让亲属们利用其感情的地步。进入北平的最初几个月，他的妻子赴苏疗养，与此同时，他的前妻贺子珍自苏回国。因未痊愈，便被安置在上海一个精神病院里。他们的女儿李敏也随母亲回来与其父在紫禁城团聚，并开始作为晚女由江青将其与亲生女儿李讷一道抚养。
家里的气氛应该说是自由开放的，然而真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江青后来回忆，“我们的孩子是允许顶撞其父亲的；有时我们甚至故意让他们反唇相讥”。
毛和第一个妻子生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也回到了中国。苏联朋友1949年后不久在哈尔滨观察到，后者以他在苏联养成的习惯品位生活着，中国同志无疑对此觉得做作与奢侈。有报道说1950年他为进一步进行精神治疗，又回到了苏联。
这两个年轻人给人以在其父亲的新中国找不到自己合适位置的迷途漂泊者的印象。毛或许很轻视他们变得如此苏联化，却忘记了他们赴苏的原因部分是由他所造成的。他明显地觉得孩子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走自己的路，如若只仰仗他的帮助，则势必毁掉其发展的可能性。对家里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几岁，一个也快到这个年龄了，也有同样的要求。传闻说她们俩都渴望成为芭蕾演员。
8月，长沙解放，毛的结发妻子杨开慧家也可通过红军电台与毛联系了。毛8月8日的回电提到了杨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们都很想看外祖母。”毛还将他和杨的女儿杨展“于8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为国光荣牺牲”的消息通报给了这个已与北方隔绝了多年的家庭。
也许是想到了家庭，毛在4月份写了另一首诗，和答把他欢呼成“新纪元的创造者”的学友柳亚子。毛在和诗中暗示了他在其政治胜利的环境中忍受的苦楚：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洲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6月末，毛答复了他的一批批评者。他一开始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今后的目标：“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这是19世纪中国思想家康有为在其名著《大同书》中所设立的目标。在这方面，毛谨慎地将共产主义目的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知识传统，而不是引进的西方思想中，希求以此来安定代表着中国思想家的大多数的非马克思主义者。
接着，他一一历数了他的批评者们的抱怨，他们说：“你们一边倒。”毛答复说：“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独裁。”对此，毛回答：“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毛在这一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由衷谈话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变革的挑战作出了如下结论。战斗已经过去，摆在前面的是尚不熟习的建设工作。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8月，美国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以惋惜的笔调将中国划归共产主义世界，并称中国国内战争的结局为“不祥之兆”，毛泽东对此则抱藐视心理。在共和国成立的前几个星期，毛向美国呼喊出了他的愤怒和轻蔑。8月18日，他在一篇报纸评论中写道：“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对白皮书中描述的中国的黑暗前途，毛的评论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根据的。
9月，毛在北平召集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开幕式上，毛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9月30日，会议选举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选举前，一些非共产党代表在走廊里向他问起此事。
毛俏皮地对他们解释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举选票上印着名字的人，当然他不能勾掉上面所有的姓名而填上西门庆的名字。”西门庆是言情小说《金瓶梅》—中国的《十日谈》中的角色，是个浪**公子，毛很喜欢看这部书。
那一天，他以其浓厚的南方口音朗读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在内的国内战争中牺牲者的墓志铭，他的讲话被电台作为特例录了音。
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广东和重庆仍未解放，但蒋委员长已逃往台湾，无疑这便是内战的结局。毛，其年55岁。
(1) 应该是汉口。—译注
(2) 此说有误，所谓“两个秘密会社的土匪首领”指地方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袁、王二人实为红军误杀。—译注
(3) 此段话未查到有关的中文资料。—译注
(4) 这段话与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中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5) 指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译注
(6) 此处引文与伪造信原件中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7) 黄指黄公略。—译注
(8) 指国民党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译注
(9) 应该是11月28日。—译注
(10) 应为10月下旬。—编注
(11) 1932年7月，周恩来以中央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赴前线，随即以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作战。他们在红军作战行动方针上与后方中央局发生分歧，为此，毛泽东在这年10月于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主要攻击，并被迫称病离开前方。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局决定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编注
(12) 萧华没有留在江西。—译注
(13) “毛主席”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瑞金，毛任“中华苏维埃主席”时。—编注
(14) 此话未查到中文原文。—编注
(15) 《西行漫记》中译作“炮铜岗”，但在其他记载中都作“抱桐岗”。—译注
(16) 应为6月20日。—译注
(17) 斯坦莱（1841~1904），英国的非洲探险家。—译注
(18) 指毛和他的夫人。—译注
(19) 指张学良。—译注
(20) 西安事变第二天（12月13日），中共机关报《红色中华》曾提出过把蒋交付人民公审的办法，后根据国内外形势，改为“保蒋安全”的策略。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独立自主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电报是12月20日才收到的。—译注
(21) 即马海德博士。—译注
(22) 指王炳南。—译注
(23) 此处是音译，Li Ta Chang。—译注
(24) 指杨子烈。—编注
(25) 召开“七大”的最初决定是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所作。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又决定1940年召开“七大”，但是，直到1944年5月六届七中全会，才选出主席团，通过议事日程，六届七中全会历时11个月，先后召开8次会议，于1945年4月20日结束。三天后，1945 年4月23日，“七大”才正式召开。—译注
(26) 199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已发文为王实味同志的错案平反昭雪。—编注
(27) 该报告发表于1942年4月27日《解放日报》上，当时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下文中“大司父”系原文如此。—译注
(28) 这位苏联人即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迪韦诺夫。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他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事后著有《中国特区：1942~1945》（中译本名《延安日记》）。以下引文见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延安日记》。—译注
(29) 原文为萧瑜，似误，应为萧三。—译注
(30) 中国通，美国各主要杂志（如《生活》等）的远东问题评论家。其评论“常以熟谙重庆政治内幕著称”。—译注
(31) 当时，赫尔利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而非驻华大使身份与毛会晤的。—译注
(32) 时为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译注
(33) 此处疑有误。似应为毛泽覃之子。—编注
(34) 斯大林的讲话在《决议》中曾多次被直接或间接地引用。此处与事实不符。—译注
(35) 此处有误。刘少奇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译注
(36) 原名张恕安。—译注
(37)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总兵力为127万，1946年底到1947年初发展到137万余人。在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年底（1946年7月~1947年6月），我军损失35.8万人，其中负伤26.7万人—包含伤愈归队者约20万人，牺牲6.9万人；被俘及失散2.2万人。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132~133页。—编注
(38) 此说疑有误 ，毛毛此时并不在延安。—编注
(39) 此人系王安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