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旧 靴（1960~1963）
1960年，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奋力将中国推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的时候，毛丢开首都的日常事务，动身前往南方，以便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写作。“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约四分之一，每人的平均收入降低了三分之一，工业生产降低了40%多。这主要应归结于从1959年开始影响中国的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但也有些是由于毛在“大跃进”中的政策造成的。
毛宁愿待在温度较高的杭州和上海，而不愿住在有风暴和冰雪的北京的寒冬里。这样，他还可以躲避为来访的大人物而安排的正式庆祝宴会。在杭州，他住在风景秀丽的西湖西岸的一座小山上的新建别墅里。在上海，则住在曾经是法国人俱乐部的一栋建筑中，并且拥有一个很好的游泳池。在这种半退半休的状态中，他会见的政治局成员越来越少，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他的前秘书陈伯达，他的妻子江青和他的老盟友康生。
在向南方退却的过程中，毛发出了一个得到报纸社论和党的官员讲话都恭敬响应的政策声明。这个声明在工作会议上讨论过并准备通过官僚机构实施。但是，毛对官僚们的工作效率和诚意越来越不满意。
自延安时代以来，首先始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的对毛的天才的过分称颂仍然继续着。《人民日报》在1958年曾把毛尊奉为活着的最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在华盛顿有位外交官就此问过安奈斯达斯·米高扬，犹疑片刻后，米高扬答道，“毛依然像过去那样，是优秀的理论家。”
《人民日报》说，1959年至1960年冬天，毛“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有生之年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时间解决的问题”。收音机里说“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由于受到这些评论的刺激，赫鲁晓夫于1960年2月在华沙条约国的一次会议上说：毛是“一只穿破的旧筒靴，只能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供人瞻仰”。
然而，毛不愿自己被人们遗忘。在过了6个月隐居生活之后，1960年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露面。5月份，又在中南地区各地会见来自第三世界的众多代表团。月底，在上海的一次晚宴上会见了英国将军威斯康特·蒙哥马利，并且对这位政治上的保守人物为何对他如此感兴趣露出明显的迷惑不解之情。
在进餐中，毛嘲讽地对蒙哥马利说：“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饭后，毛以钦佩的口气谈到了克伦威尔，蒙哥马利则热烈地评论了法国、美国和中国的革命。
毛惊奇地说：“你很开明。”
蒙哥马利想知道，当中国再次强大起来时，它的目标是什么。
毛答道：“噢！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主动说出了蒙哥马利认为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即当将来毛无能为力之时，扩张的**很可能出现。但毛说，在他有生之年，他会尽最大的努力防止此类事情发生。
蒙哥马利问，中国对西方来访者为什么要如此紧闭大门。“他说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人带有道德准则方面的随意性，而这会影响他力图使中国人达到的高标准，他又说，西方人走到哪里，哪里的道德标准就会降低。”蒙哥马利没有回答，但后来承认那个评论是很难反驳的。
7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毛的攻击。据毛自己说，在那里他“围剿我们”。赫鲁晓夫指名道姓地诋毁毛，谴责他变成了另一个斯大林，“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不顾其他任何利益，离开现代世界的现实杜撰理论。”毛已经变为“一个极端的‘左’倾主义者，一个极端的教条主义者，一个‘左’的修正主义者，的确如此”。
赫鲁晓夫作了长篇发言，并在某种程度上为印度边界问题辩护。他说，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它纯属民族主义争端，它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无可言状的损害，完全没有考虑到诸如丧失掉走向共产主义的喀拉拉邦的具体问题……”
“总在增长着庞大的人口的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人口少于印度的苏联的支持？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当印度像它应该的那样，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在这个边界冲突问题上会发生什么？……”
赫鲁晓夫抱怨说，由于中国人阻止安装“用来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无线电发报机，阻止苏联飞机作侦察飞行，因而损害了苏联的防御措施。说毛已经把“彭德怀送往一个劳动营”，原因是他在给苏联共产党的一封信中批评了公社政策。
赫鲁晓夫于7月份从中国召回了所有苏联专家，并带走了珍贵的图纸和方案，致使中国的经济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后来，毛用略微夸张的口气说：“我们把整个1960年都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
事实上，1960年，毛花了部分时间批判性地阅读了苏联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评论说，由于完全把“关心个人物质利益”当做发展生产的一种工具，因而苏联人正面临着“个人主义泛滥的危险”。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成“决定性的动力”，导致了“极端错误的分配决定论的观点”，从而对马克思的正确见解进行修正，这是“理论上的错误”。“……好像群众的创造性活动是要靠物质利益鼓励出来的。这本书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是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像这样地宣传物质利益，资本主义成了不可战胜的了。”
这本苏联教科书并未解释清楚，“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近视眼的个人主义。”在此毛又沉溺于回忆创造理论的延安时期中了。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了，评了级，反而问题发生得多，许多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
这本苏联教科书的另一个典型错误是以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辅。这会“助长部分工人中‘为挣大钱而斗争’的心理，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
由于教科书反复讲这个主题，最后，毛问道，苏联的事情为什么搞到如此糟糕的地步，“现在特别强调物质利益总有个原因。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现在走到了反面……”
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都会继续存在—苏联教科书却没有论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要经过很多阶段，也一定会有很多革命。”撇开这个话题，毛带着个人意见谈到了第二代，“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国际性的问题上，苏联教科书也存在错误。例如，它赞成劳动分工、专业化经济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互助的经济体系。毛强烈反对这种观点：
这个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提倡全面发展，不说每个省份不必生产能靠其他省份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我们要各省尽量发展各种生产……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独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国，在很长时间内，全国大体上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控制太死，地方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拉拉，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全国是统一的，各省又是独立的……
应当各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自己尽可能的独立地搞，以不依赖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应当尽可能的搞好，吃饭靠外国、外省危险得很。
苏联教科书中再次提倡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和平竞赛，是“把实际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观点的后退”。应当强调，两个体系之间不是共存而是斗争。
最后，毛对苏联教科书中的许多论点进行了挑剔。说它错误地把工业化当成农业集体化的前提，错误地认为在落后国家革命更困难。毛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实际上比较弱小。他论述说：“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几十代了。他们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着工党走。”
在国家消亡问题上，苏联人的观点似乎过于乐观。毛是有保留的，“但是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是危险的。
9月，毛的“选集”第4卷出版了，这给林彪提供了恭维和吹捧毛的一个机会。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关于纸老虎）像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精辟分析和伟大预见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因为，当乌云遮住天空时，我们能够看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然而，当10月份埃德加·斯诺再次来中国见毛时，毛坦白地告诉他，中国人民还吃不饱肚子，并预计，中国要再花60年的时间，才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美国。
斯诺请毛谈谈中国的长远建设规划。
“我不晓得。”毛坦诚地说。这使斯诺一惊。
“你太谨慎了。”斯诺坚持说。
毛答道：“这不是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毛关于经济的辩解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说：“假如在另外50年里，中国群众尚无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那又怎样呢？剥夺、节俭、斗争产生自信。沉迷于物质享受会使人堕落和精神空虚。那不是同其他国家一样了吗？”
毛表明了他要去波特马克河或密西西比河游泳，要寻求缓和以迈入70年代的雄心。
1961年初，毛向中央委员会承认他对中国遇到的挫折深感困惑，并再次指出，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我们没有深刻理解国情”。中国未能像他原来希望的那样很快现代化。“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不懂的东西”。
至于和苏联的冲突，他说，马列主义是基干，它有枝丫和叶子，就像一棵树有许多枝丫和叶子一样。中国在没有苏联的帮助下，必须继续前进，必须充满自信。过去，公社“借助他人的劳动建房子”，跟通过“剥削得到”一样，“是违反马列主义的”。
一个月以后，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份由邓小平准备的打了折扣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毛对于要求他在自己不同意的东西上盖章非常生气。据说，他提出质问，“这是哪个皇帝决定的？”
然而，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毛没有受到打扰。他在此期间写的一首诗称自己“梦寥廓”：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浏览自己的手迹时，毛偶尔看到自己一篇发黄了的且已被遗忘了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他30年没有读过它了。毛后来说，他发现它还有些用处，于是印了许多本供同志们参考。但是，同志们并未因此去读他的大作。
毛还写了一首有关女民兵的小诗：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然而，这是由一张照片而不是现实激发起的诗兴。
在由他的同事召集的会议上，毛依旧沉重地检讨自己的过失。关于6月份的一次北京会议，他说，“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西方报道说，7月份，在对苏联人应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发生了争吵。毛当然继续宣扬对克里姆林宫应采取强硬路线。但是，在没有苏联技术支援的情况下，拼命工作的中国技术专家则宁愿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正好有一次政治局会议深夜在毛的住所里召开，毛告诉他的助手给与会人员备餐，但每人只能吃一碗粥。
毛命令说：“让他们吃个半饱，他们就会知道普通群众吃不饱时是什么滋味了。
如今，毛的妻子已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用的是少女时代的名字。毛对她在庐山拍摄的一幅风景照特别有兴趣并为照片题了一首诗，抄于照片的背面。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1961年秋，毛第二次会见了蒙哥马利。这次两人谈了9个小时。5点钟，毛说想去长江游泳，蒙哥马利应邀同他一起去。他们乘车到了一艘汽艇上，然后下水游泳。根据蒙哥马利的叙述，毛在大约60位年轻人和助手的护围下在每小时流速为4英里的江水中“漂游了大约1小时”。等毛淋浴后，蒙哥马利送给他一些英国香烟。毛给了译员，因为他只抽中国烟。这位英国来访者发现毛进食很少，不喝酒，只喝水和茶，不吃药丸。
蒙哥马利评议道：“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几个星期后，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说过了50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
毛的答复同以前的回答不同。他说：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16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后来，毛去看一出猴子降伏妖精的传统题材的戏剧，在郭沫若的鼓动下，他写了一首诗作为评论：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尤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几天后，毛又赋诗一首，与一位诗人（指陆游）咏梅的作品相对应。诗曰：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毛生涯中的最低点于1962年1月降临，那时他不得不在七千名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接受对他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严厉地批评了毛“大跃进”期间的政策。他以湖南农民为例证—这对毛是最严重的打击—来证明“大跃进”之后的经济困难只有30%属于自然灾害，70%则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
刘直言道，“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得太快，因为3年跃进后，平衡遭到破坏。从现在开始，要用8年到10年来恢复正常秩序。这还没有把一切都计算在内……主席说形势大好，指的是政治形势很好，不能说经济形势大好；相反它很不好。
在党的全体精英面前，毛选定的接班人公开把毛当做靶子，刘说：“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
毛像是一个热情过分的愚笨之人被推在一旁。他在1958年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现在又恢复了名誉。流传于干部当中的笑话之一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毛对所有这些的答复是，群众会作出最后的结论。他同意，党的领导人应当把自己暴露给群众加以评判，尽管这意味着会被“淘汰”。
“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
“……我不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
毛宣称，党的集体领导应按照高度民主的路线实施，“拿中央党委和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的。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最后，毛又回到自我批评上来，“……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听众笑了。
毛继续说：“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做一篇检讨。那不是对待批评的方式吗？
是年夏天，刘如此大胆地在事实上继承了毛的衣钵，以至再次印行了他过去的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著作中有一段话说：“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我们党的任何人都无权要求普通党员支持或拥护他做领袖。
上述话在40年代原是矛头对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但在1962年，它肯定是被当做双关语来阅读的。
毛后来评价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的优点在组织和管理方面。正是这一特质，使他在糟糕透顶的几年经济混乱中变得非常重要。
对于中间阶级的作用，刘提出了比毛更具建设性的观点。他1960年底曾经说：“一个社会中有些资产阶级也是好事。这些人最有精力，而且他们能钻空子……他们之所以钻空子赚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计划中的漏洞。我们的漏洞因此也就被堵上了。当他们开始干什么事情时，我们也应该开始干同样的事情。
一年以后，刘又写道：“有地下工厂很好，他们那里不欺骗顾客；他们生产的东西有用。”1962年，他甚至声明称：“在过渡时期，一切有助于增加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采用……工业必须退回到一定的程度，农业也必须这样，实行包产到户，允许私人有自留地。
在1962年9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彭德怀提交了5份农村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是他在1960年至1961年受处罚期间写出的。这些批评毛的8万言书被贴上了自我辩解的标签。但是，这一次彭得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持会议的毛虽低头接受批评，但对恢复彭德怀的权力则不予理会。
在为“大跃进”期间下台的干部们恢复名誉的问题上，毛签上了他的不同意见：“最近的翻案作风是不正确的。”
在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讲话中，毛大谈特谈国际事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方面还有些实际的东西可言。50年代初期，他对第三世界一直过于悲观。那时，他相信，“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但并不等于毁灭。
“第二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
中国的任务是支持这些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到现在为止，江青治愈了她的癌病，并从长期的病痛中完全恢复过来。她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疗效，是因为经过了一系列的针灸治疗并有一套严格的锻炼计划，包括游泳，打中国太极拳和乒乓球。9月，江挣脱了毛和党中央缚在她身上的茧丝，作为毛的妻子在招待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第一次公开露面。
9月30日，《人民日报》在设计微妙的政治新闻版中，刊出了第一张官方的毛和妻子与苏加诺夫妇合影的照片。中国民众很容易看到它，因为它登在第一版。而刘少奇及其夫人与苏加诺夫妇合影的照片则登在第二版，但5天前，这张照片已刊出过了。江青对刘的夫人捷足先登非常生气，同时她的对手则抱怨江青的照片刊出的位置较好。在以后的几年中，人们不断听到这两位第一夫人之间的相互埋怨之声。
毛宣称要阻止这场可爱的争吵。1962年期间，他的第一位岳母，他所热爱的老师杨昌济教授的遗孀去世，毛给她的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在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计算的70大寿（据此，第一个生日实际上就是降生的那一天）上，毛写了一首诗作为对人生又一年的了结。据说，这位老人并未想把它写出来。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1963年初，他在和郭沫若的一首诗中，恢复活力的迹象更为明显：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毛仍在送到他桌子上的文件里加评注，这是他的老习惯了。1963年5月，毛在一个评注中明确地暗示了将要到来的斗争。
他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如果不开展这三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
毛决定从这一认识出发开展一场全新的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便为他东山再起开辟道路。他告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场运动应当是持久的，几乎“需要五代或十代人”，以纯洁共产党的队伍。他把这场运动描绘为“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这样全面，这样广，这样深远是几年来没有的”。如果广大党员在运动中得到净化，那就是成功。“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儿女勾搭。
中央委员会在杭州通过了毛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教育范围的十点纲领。但4个月以后，刘少奇则以毛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方式重写了这个纲领，以强调发展生产的作用，鼓励私人小块土地经营，调动具有创业精神的和先进的“富裕农民”的积极性。
对毛来说，应被放逐到古巴的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姆斯的请求，于8月份发出一份支持美国黑人的声明，并不是太大的安慰。这是毛在60年代为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所做的八次呼吁的第一次：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的工人、农民、革
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
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
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
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
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
8月，毛告诉某些非洲来访者：“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的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
“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8月份，毛还谴责了南越反共政权迫害教徒和美国违反《日内瓦共同协议》的行径。他声称：“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微规矩些。
9月6日，中苏两党旷日持久的九次辩论中的第一次辩论来临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发出一封信。信中的某些部分是毛在康生和陈伯达的帮助下撰写的。
对于赫鲁晓夫的苏联站出来反对他关于南斯拉夫的某些评论，毛究竟是怎么想的呢？9月底，毛写道，此事的教训是：“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
赫鲁晓夫于11月份给毛发出一份私人信件，希望说服毛在联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毛曾拒绝过到莫斯科访问的邀请，并把与苏联人的斗争看得异常严重。7月份，他亲自去机场迎接从毫无成效的莫斯科谈判中归来的两位不驯服的助手彭真和邓小平。毛对赫鲁晓夫的“情书”未作公开答复。中央委员会则用下述不合作性的措辞回复了这封信：如果你在某些领域需要中国专家的帮助，我们将很愿意派他们前往。
12月，毛就共产党干部的表现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两位湖南领导人，包括华国锋，因其工作方法受到毛的表扬。毛很欣赏地把他们同那些“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的干部作了比较。后者对其他地区的事很少有兴趣研究，只把目光局限在本地区或本单位，“这叫夜郎自大”。
当人们只盯着脚下时，便看不到山上和大海那边的事情，他们很可能像“井底之蛙”那样夸口。但是，他们一旦抬起头来，看到广阔的世界，万花筒般的人间事务，壮观而宏伟的人类事业，丰富的人类才能，广博的知识，他们就变谦虚了。我们献身于改造世界的任务，一定不要只盯住眼前的工作和幸福。而且还应当着眼于我们大家遥远的将来的工作和幸福。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帮助我们克服由于小小的成功或小小的成就而带来的小生产者的自满……
谦虚和自卑并非同义语。谦虚并不意味着小看自己；它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能使一个人客观地看到事实。而自卑则是非现实主义，缺乏自信，害怕困难的表现。自卑和自我吹嘘，或者基于主观主义之上的优越感都是错误的。他们代表着两个极端和两种对自己错误的主观估计。自夸的人脱离现实，过高地估计自己，夸大他的实际能力和作用……自卑的人明显地与自夸的人相反，但他恰恰也是不现实的。他过低地估计了自己，小看了他在革命中所起的或将要起的作用。结果，他失去了进取的勇气和信心，松懈了斗志。
毛在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命运处于最低点时，写下了这些话，(13) 他的眼睛牢牢地停留在经济恢复后的远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