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大权在握
17虎口取食（1949~1951）
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脑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要同斯大林和解。这对他来说是极为棘手的，因为他目前所处的显要地位主要不是靠遵循苏联模式赢得的。但是现在，身为中国的第一位共产主义统治者，他必须去莫斯科与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握手言欢。无疑，他希望斯大林能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加入共产主义行列这一事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出发，忘记过去并赞同翻开历史上的新篇章。
毛非常清楚斯大林对他的不信任。13年后，他回忆说，当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
到12月份，毛第一次准备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一位同僚已先他抵达那里。显然，他的这位同僚正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巩固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东北地区的地位。这个人就是高岗。高曾经在长征结束时把毛迎入陕西并使后者免于磨难。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即1946年到1949年期间，高作为东北的领导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东北紧扼通往苏联的中国铁路，而且它的重工业对共产党人极为重要。高后来宣称：“我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则是井冈山上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据此，可以说。高正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的领袖人物。高并没有公开谋求毛的党的主席职位，却千方百计想攫取刘少奇的书记处书记职位和周恩来的总理职位。所有这些恐怕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毛后来说，斯大林非常喜欢高岗并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小汽车。赫鲁晓夫记得克里姆林宫曾收到过高岗提供的有关北京领导人情况的许多材料，他说：“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1949年7月，就在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个星期前，高岗率领一个独立的贸易代表团，作为“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先于毛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据后来陈毅的一个报告的译本说，高“从苏联邀请专家，派学生去苏联。事后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1) 直到1952年，高的东北甚至还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
所以，1949年12月16日毛去莫斯科时，对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虑。当斯大林把他当做心腹朋友时，毛一定感到很意外。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苏联大使关于毛与高岗争论的报告交给毛，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接着赫鲁晓夫自己解释道：“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秘，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然而，我认为毛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斯大林。”(2)
赫鲁晓夫是对的。毛在访问前没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对他已有好感，谈判的结果又在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由于这一原因，高在东北的表现和行为一定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但是，毛必须等到斯大林死后，才能对付这个危险的竞争对手。
在毛访问莫斯科的九周（其中有两天去了列宁格勒）内，中苏双方都令人惊异地沉默寡言。斯大林70寿辰时，毛重新出现在宴会上，之后又受到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宴请。然而，他们彼此都发现很难谈得来。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对中国的新统治者一直忧心忡忡。“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问身边的同僚，“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
斯大林怀疑毛有狭隘的农民观念，害怕城市工人，把红军建立在孤立的基础上而不考虑无产阶级。由于毛在国民党无力防御上海时，对占领该市裹足不前，因而使斯大林确信了他的上述看法。斯大林向毛提起的第一桩事情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打下上海？”他问。
毛答道：“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这个回答只能加重斯大林的怀疑：毛考虑的不是进入上海并获得当地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是唯恐供应城市食品的工作会妨碍他在全国其他地区同蒋的斗争。
当后来斯大林重温这段争论时，对他的同僚说：“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
最初的会晤一结束，怨气便自谈判中涌现出来。斯大林连续几天不想见毛，而且正如赫鲁晓夫所言，“由于斯大林自己不去看毛，也没叫别人去款待他，因此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谣言传开了，说毛很不高兴，他受到禁闭和忽视，假如这种待遇继续下去，他就要离开。于是，斯大林为他摆了另一次晚宴，以稳住其心神。一些人把毛的长住归结于下述事实，即他在莫斯科经常患病，身体虚弱无力，无法在会议上讲话。
至于斯大林，由于他要求在华享有和中国过去被迫给予西方人的极为相似的特权，因而加重了毛的忧虑。例如，他提议建立一个联合股份公司来开采新疆的自然资源；他还要求毛拿出土地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这两个建议极易让人联想起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
同斯大林的这些会谈，毛牢牢地记在心里。八年后，他在家里告诉他的同志：
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那时有两个“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任何第三国的都不准住在那里……
1957年毛在另一次谈话中回忆说：“我们要签订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在俄国首都的寒冬里过了毫无收获的一个月后，毛把周恩来从北京召来以收拾谈判的残局。两个最高级人物能够面对面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的神话破产了。结果，毛在中国的威望降低了。三个星期后，1950年2月14日（圣瓦伦丁节），一份友好、互助和结盟的条约在为此而举行的仪式上签订。同时签订的还有，俄国在5年内向中国仅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和其他经济协定。用斯大林为东欧各国所做的一切或者美国为其亚洲盟国所做的一切来衡量，任何人都会清楚，斯大林对待中国明显地吝啬。
中苏还对即将发生在朝鲜的事件进行了讨论。显然，当时尚未认识到这一事件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斯大林就北朝鲜领袖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征询毛的意见。
赫鲁晓夫回忆说：“毛……同意金日成的设想，并提出美国不会干涉的看法，其理由是，这场战争是一场国内战争，朝鲜人民会自己加以解决。
几天后，毛穿越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回到了北京。抵京之际，毛对两国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仅发表了寥寥数语的演说。斯大林与毛的“伟大会见”的照片出现在全国，以夸张的语言赞颂他们的新歌也传播开来：“毛泽东！斯大林！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光明！”然而，北京的圈内人物却知道毛受到苏方的冷遇。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于中国人的自豪与自尊，毛在同斯大林周旋的过程中已经站起来了。他的中国同志无疑钦佩他的气概。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未能把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带回来。俄国拥有的技术和能够提供的资金，中国自己要花费几十年才能挖掘和积累起来，所以毛的同志们对此一定颇为失望。
毛同斯大林最低限度的谅解一经取得，他便安下心来处理国内问题，把延安的经验运用于一个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6亿人口的国家中。正如江青直截了当所说的那样：“现在，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地位、良好的待遇和巨大的权力，如果我们不能作出新的贡献，那么，人民会需要我们多久？
毛于2月和3月间从俄国归来后，继续在东北的城市和工业区旅行。他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工厂和企业。地方官员努力让他住得舒适一些并给他提供良好的饭菜，毛没有阻拦任何特殊安排。但在一个城市里，当毛看到他房间里的弹簧软床时，他对贴身警卫说：“我们不习惯睡这种床，你最好用我们自己的。”于是，软床被撤走，毛简单的**用品铺在了一块木板上。
毛在哈尔滨视察铁路工作时说：“很好。你们有许多熟练工人。我们没有经验，应该依靠熟练工人管理工厂。”
他对一位负责人说：“你懂得怎样管理工厂吗？”
那个官员答道：“不，我不懂。最近我刚被调到工厂。”
毛评判说：“如果你不懂，你应该学。我们都不懂，我们都应该学。 南方的土地改革问题特别困难。1950年初，毛给南方各省党的领导人发出一份征询意见的通知，建议他们放慢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并指出，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党的干部容易发生过“左”偏向。过去，北方人民的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现在已无战争，所以土改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重大。最后，土改将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安，而党正在努力同他们合作。基于上述原因，毛极力主张，尽管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但暂时还不要触动南方的富农。
6月份，毛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党已经创造过奇迹了，但现在应当避免冲动。“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
要说服知识分子学习唯物主义以清除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在这百业待兴的阶段，迎来了共产主义胜利的第一个周年纪念。在为此而于北京中心举行的舞蹈演出期间，毛作了一首诗：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然而，一个未曾料到的悲剧降临了，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毛本人，它都是一幕悲剧。6月份，金日成越过朝鲜分界线，向南进军，朝鲜战争爆发了。杜鲁门总统认为这场战争是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下策划的。中国人自己知道，毛在莫斯科的访问作为一次乞求帮助的游说活动是很不成功的，但对华盛顿和伦敦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它更像是一次向莫斯科的控制屈服的旅行。朝鲜战争的突发，被视为在亚洲其他地区进一步扩散共产主义理想运动的第一个行动。
毛错了。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进行了干涉以支持南朝鲜政权。到10月份，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联合国武装部队已逼近鸭绿江，而且似乎要向中国边境进军。在此情况下，毛战胜了自己在向美国人挑战问题上的强烈恐惧，给中国军队发出了一道命令：“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在中国军队开进朝鲜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毛作出安排，让他的老对手，亲苏的王明坐火车迅速出发去莫斯科。最后得了妄想症的王，断言这是一阴谋，让他在美国飞机袭击苏中两国之间的铁路时丧生。他对毛所下达的指示抱怨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所医院里他用消毒杂酚皂液代替医疗药皂刷碗。然而，他平安地抵达了苏联并在那里住了很多年，撰写他的回忆录，编录毛的所谓的罪行。
与志愿军一起入朝的一位官员是毛的长子岸英。这位年轻人在干了一段农活后，先是被分配到北京做翻译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军训。据说他在朝鲜指挥一个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那时他年仅30岁。
1950年11月，在一次美军空袭或者中国飞机坠毁的过程中，岸英牺胜了。用江青的话说，毛得到的这个消息给他们的个人生活蒙上一层“深深的忧郁”。
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年都在平壤以中国人的悼念方式在岸英的坟墓上放置花圈。因为据说后者的遗体“应朝鲜人民的要求”从未运回他的故乡。
朝鲜战争打断了毛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的进程，同时也给蛰居于台湾并随时准备反攻的国民党以巨大的鼓舞。此时已得到美国全面支持的国民党对他们刚刚撤离的大陆加倍地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1951年，毛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领导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违法者、歹徒的运动上面。所谓“三反”（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运动和后来的“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以及对倔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都是在这个时期展开的。
正是这些运动，和土改一起导致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5月，毛发出指示，在犯有最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当中，大约10%至20%的人应处以死刑。而这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数字。这些人应当包括“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
其他人尽管犯有死罪，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与此同时，毛的妻子正逐步介入他的政治生活。50年代中期，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她在文化部的电影筹划指导委员会里谋得一席之地。几个月后，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并能就此向毛证明她是其思想的合格的捍卫者。这个机会就是电影《武训传》的上演。武训是19世纪的著名乞丐，他攒钱投资创办学校以便让穷人的孩子受到教育。电影对他进行了称颂。于是江青抱怨说，《武训传》是在鼓励人们去做一个胆小怕事的规矩人，而不是去做一个彻底的激进的革命者。负责文化事业的共产党官员、江青在上海的岁月里的宿敌、现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没有理会她的意见。毛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她离开了毛。
一连数日，她没有在毛的房间里露面。最后，毛去了她的书房，而她正在全神贯注地搞她的研究。毛不高兴地说：“原来你仍在忙这个。”
江告诉毛，她想去山东武训的家乡以收集更多的材料。毛反对这样做。尽管如此，江青还是用假名去了山东并胜利归来，因为她搜集的材料表明，事实上，武训后来变成一个地主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者。毛最终信服了，并帮助她写了一些报告。毛自己也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951年末，江青隐姓埋名去中南地区帮助搞土改。应其要求，毛送给她一件大衣，以备冬季之用。而且，他还与同事们一致同意，她应辞去作为毛的秘书长和电影局局长的职务。据说，这是由于她生病的缘故。
江青胜任政治或文化领导工作的才能，没有给毛的许多同志留下印象。
1952年底，因为抱怨肺疼，她第二次出访苏联进行治疗。苏联外科医生做手术检查她的肺，结果未找到丝毫的病象。接着，她又一次被送往雅尔塔，在那里她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青霉素治疗。只是到了1953年秋，她方获许回国，但仍需医治。
据江青说，斯大林对毛的建议之一是，他应该出版他的著作集。实际上，这是必然的。1950年毛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便开始修改和编辑他的手稿的工作，对这些手稿毛希望作为财富加以保存。修改的原因很多。显然，他需要改正其早期著作中存在的明显的理论错误。其次，在遵义取得党的领导地位以前，毛表达的某些思想也要加以充实，它们曾经一度为党所摈斥。
同时，毛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公开的把柄，以防政治对手攻击他在1935年以前不服从党的领导。最后，在50年代初期，减弱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理论权威的否定程度，对毛是有益的。
出于上述考虑，在修订过程中，通过增、删和各种各样的改动，对原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一位西方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得出结论：“在对照原版检查以前，你不能把任何一个句子看做与毛实际上写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于1951年10月，第2卷于1952年4月，第3卷于1953年5月相继面世。此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60年9月，第4卷才出版发行，而第5卷则是在他死后问世的。
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只依靠旧黄历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的著作，比如他的《两种策略》，我们就不可能解决1950年以来所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只有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便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十月革命前后所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等。
列宁死后，斯大林有必要写《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来反击反革命分子保卫列宁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出版以便跟上时代的需要。
要进行系统的考察，就应该判断出混杂在毛的著作中的大量中国引语。毛是写给中国人而不是西方读者看的。据统计，毛著作中的所有参考资料，22%源于儒家思想，12%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13%是中国传奇或纯粹的文学作品中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的引语的几乎一半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仅有4%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24%引自斯大林，18%引自列宁。
这反映了毛自身的读书种类。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会有选择的读书的人。一位在40年代初访问过延安的苏联人评论说，毛只读旧式的包罗万象的典籍、古代哲学信条和旧小说，漠视西方的经典，蔑视所有的非中国人的著作。这个评论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不着边际。毛对书籍的矛盾心理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告诉参加某次会议的同志们：如果一个人尽相信书本里说的，还不如什么书都不读好。他非常喜欢说：一个人“书读得越多越蠢”。这句台词在几个场合中都被提起过。
“选集”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呢？毛的一位亲苏的同事强烈地批评了他的哲学文章。他声称，这些文章中包含着严重的理论错误（是“反唯物主义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和方法论错误（是“反辩证法的，与科学的方法论极端矛盾的、诡辩的”）。就毛的《辩证法唯物论提钢》一书来说，它有那么多的错误和幼稚的议论，以至于任何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读这本著作时都要“笑掉牙齿”。
毛公开承认，有些同志说“我甚至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接着，他进而表白自己是怎样在实践中而不是在课堂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前我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书本里，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于是开始改造我的思想。但主要是在过去几年里，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我才得到改造。如果我想进一步改造，就必须继续学习，否则就要落在后面。
“选集”里有许多具有特色的主题。比如，实用的中庸之道—中国人的一种典型行为方式。内战末期，毛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建议便是一例。他说：“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贯穿于“选集”中的另一个思想是，不稳定和不平衡是正常的。毛在一篇文章中讲：“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必要害怕浪潮；人类社会就是在无数的‘浪潮’中演进的”。毛用一句话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平衡、静止和统一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不平衡、变化和对立则是绝对的和永恒的。
毛的“选集”中还存在着民粹主义的思想痕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所以，任何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同群众保持联系并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群众是公平的，他们不会否定我们的成绩”。
同时，毛关于阶级的思想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一个关于阶级问题的指示里，他写道：
……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
这样一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便可获准进入成员杂沓的“人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为他们提供优良的行为样板，让他们转变思想。然而，无论你转变与否，思想毕竟是个抽象的东西。最后，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许多最亲密的同志的欺骗。
毛从未能使自己喜欢上知识分子。1968年，他向来自大学和工厂里的受过军事训练的正在进行“**”的青年革命者—红卫兵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最不文明的。我认为朴实无华的士兵是最文明的。”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又明显地接受甚至颂扬生活中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内省不疚。”
60年代初他写道：“我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能动的和自由的意志了。”他坚信主观力量改变客观现实的能量，坚信主观意志的威力。在1938年的一本小册子里他已经写出了这一点：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客观事实……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术……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上述思想和更多的其他思想一齐收入“选集”，以展示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这几乎就像古代学者整理孔子及其他圣人的教诲一样。毛泽东思想被描绘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取之不尽的理论宝库”。一首小诗写道：
毛主席的书是宝库，
总有取之不尽的珍贵财富。
一字值千金，
读了心里红彤彤。
毛对自己的智慧结晶有时是很谦虚的。他说：“《毛泽东选集》，有多少是我的？它是用鲜血凝成的著作……毛选中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
除了发到中国的几乎每个党员和非党员手里外，“选集”还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由于中国人做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因而导致《时代》在毛70寿辰之际发表了一篇评论，称毛是“中国的思想之王”。一位年轻的非洲来访者曾经告诉毛：“您的著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更加易懂。……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毛的著作中有常识性的内容和维多利亚式的带有塞缪尔·斯迈斯思想印迹的关于自立的道德说教，也有哲学论辩和进行革命的策略，这些一直激励着他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