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引弓待发

1属蛇的孩子（1893~1910）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华中一个叫韶山冲的小村子里，此时还是19世纪光绪皇帝统治的时期。按阴历算，这一年叫蛇年，如果他的父母向算卦人求教的话，算卦人会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具有蛇的禀性：灵活、狡黠、生存能力强。当时的算命人一般会这样解释：属蛇的人“在保护自己时，反应强烈，凶狠恶毒；在躲避和击败敌人时，身手敏捷；喜欢黑夜”。

毛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精力充沛、性子暴烈。相反，毛的祖父生性懦弱，也不会经营，为维持生计被迫出卖田地—毛童年时，他祖父还活着。毛的父亲16岁就离家出去做工，赚钱贴补家用。毛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另有一次，毛回忆说：“我父亲曾经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照料自己，他就会受到老天的惩罚。我母亲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父亲死时，有很少一些人来参加他的葬礼，而我母亲死时，却有许多人来送葬。”毛75岁时曾经很坦率地对一些红卫兵说，他父亲不好。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也要坐“喷气式”（“喷气式”是红卫兵在“文革”时期所施行的一种很痛苦的惩罚措施：弯腰低头，胳膊反剪在背后，高高举起）。但是他并不完全无知。“我父亲读过两年书，”毛回忆说，“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毛继承了他父亲那倔强的个性。

毛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是湘乡县唐家圫人。她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长着一副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母亲完全不识字。”毛后来回忆说。但她在村里很受尊敬，按照毛的传记作者的话说，她“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很相信各种地方迷信。

半瓦半茅的房子从中分开，毛家住一半，另一半住的一家姓周。房子前面有一个池塘，据说毛第一次游泳就在这池塘里。

毛家还有一个牛棚，一个猪圈，一个谷仓和一个小磨房。韶山坐落在狭长的谷地里，地势蜿蜒起伏，住着300来户人家，许多人都姓毛，毛姓是当地最大的姓。该村的全名叫“韶山冲”，即“美丽和平之山冲”，当地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韶山冲来冲连冲，

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

红薯柴棍度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韶山冲坐落在群山之中，树木葱茏，翠竹青青，离市镇湘潭约有100里路，但毛在童年时代从未去过湘潭。毛在韶山冲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静、贫穷而闭塞的，他所知道的只有他家族和邻居的人情琐事。

湖南省有3，000万人口，在历史上落后而闭塞，脱离于国家世事沧桑之外。但在毛的时代，湖南不仅因为贸易和交通而变得重要起来，与外界的联系得到了改善，而且已经在知识上领导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变革的中心。在过去两个世纪，湖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王夫之，已经因为重新解释儒家学说而声誉鹊起。他们强调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要根据新的时代的需要进行演变，必须对法律的产生进行科学的探讨。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影响，19世纪的湖南成为引进现代教育和工业的先锋，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驱。这就是毛的诞生之地的知识环境和氛围，他自己就很喜欢引用一句很流行的话：如果把中国比作德意志，那么湖南就是普鲁士。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毛描述了横跨湘江的他的湖南家乡的情景：“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议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

毛出生在一个充满巨大潜力的国家，后来他在对自己的共产党伙伴演讲时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但是到了毛的时代，中国已沦为“东亚病夫”，成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毛说：“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

在毛出生前后几十年，列强给他的国家带来了耻辱。毛在一次演说中说：

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2)

最糟糕的是中国人民不能组织起来以应付各种挑战。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毛抱怨说：

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同共〈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倚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么久，还没有一头走欧州〈洲〉的小船。全国惟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像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

毛的祖国就是这样腐败，毛后来为消除这种腐败而献身。

毛在韶山冲头三年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很奢华，但至少是很温暖的，因为他得到母亲深切的、全身心的爱抚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3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毛泽民（1896~1943），从此毛就进入了竞争的世界。1958年他对自己的同事说：“每一个人都有忧患与欢乐。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8岁的毛在中国的家族制度中的地位无疑“上升”了，他得在家里负起小责任，尽一些小义务，以补偿由于有了弟弟而突然失去的母亲以前所给予他的那一部分爱与关心。但他可能还太小了，不懂得这种补偿的好处，因而由于有这种失落感而受到了较深的伤害。

与此同时，家业开始发达，毛的父亲逐渐成为“富农”。毛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担谷。

最后，毛的父亲做起了贩运谷物和生猪的生意。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毛6岁时，义和团（韶山还不知道，因为没有报纸）正在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毛的父亲开始要他放牛，干农活。两年后毛8岁了，他开始在韶山的小学堂里念书，一直读到13岁，但家里的活他还得干。“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子的《论语》和《四书》。”(1)

毛刚识了几个字，他的父亲就要他给家里记账。“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毛后来回忆说，他“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毛的母亲教她的孩子要信佛，他解释说：“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8岁时，“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毛当然对宗教更是抱怀疑态度，因而“我母亲……责备我不热心拜佛。

毛把午饭带到学校去吃。但有一段时间，他晚上放学回来，总是喊饿，吃得特别多。他母亲很奇怪，问他：“你晚上怎么吃得这么多？是不是午饭不够吃？”

毛告诉母亲说：“在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家里穷，没饭带，我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一半给他。”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母亲赞扬他，以后总是让他带两个人的饭去。

《四书》《五经》引不起毛的兴趣，虽然他背书很在行。“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他又不敢回家，怕挨父亲的打，在外面乱跑了三天，终于被家里的人找到了。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受到了温和的对待，“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了一些，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1905年毛12岁，他又有了第二个弟弟毛泽覃（1905~1935），这个弟弟受到了父亲的溺爱。12个月后，毛的父母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她本是毛的堂妹，名叫毛泽建，或毛泽红（1906~1930）。大约在这个时候，毛的年迈的祖父去世了，因而毛在家庭中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第二年毛13岁，他离开了小学堂，整天在地里干活，为父亲记账。他种菜、锄草、放牛、喂猪，什么活都干，50年代他住宅的墙上还挂着金属刷，据说他曾用这把刷子为牛刷洗。

但毛的父亲对毛的劳动不满意，“他性情暴躁，”毛回忆说，“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相反，他的母亲“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后来毛确实用政治术语来分析他家的形势。他说，他家分成两“党”。一党是他父亲，是“执政党”，毛和他母亲、弟弟组成了“反对党”，“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但在这个“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也有分歧。毛的母亲特别反对直接打击或公开的感情流露，主张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施加太强硬的压力。

毛的母亲也反对毛的激进主义。毛后来在回忆一些哥老会成员抢了他们家囤积的粮食的情形时说，抢得好！人家没有米嘛！但我的母亲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能他们没有偷毛所珍爱的书籍，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宽容。

他后来说他在小学堂里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如地理、历史或科学都没学到，他收获最大、享受最多的是读旧小说—特别是那些“关于造反的故事”，如14世纪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的老师讨厌这些“禁书”、“坏书”，但毛在学校里还是照样看个不停。“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毛常常在深夜里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他父亲看不见灯光，这样他就可以看书了。

这一时期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中国商人强烈地呼吁给私人企业以更大的发展自由，要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确实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甚至跑去找本地的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和他一起学习，以获取更多的教益。稍后，他又在村里从师一个叫毛钟楚的老先生，学习经书古籍。毛钟楚在官方的科举考试中考中最低的学位“秀才”。

毛的父亲不仅对经书很推崇，甚至希望毛能尽快掌握它们，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能恰当地引经据典从而使他败诉之后，就更是这样了。与此同时，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约300美元。(2)

毛13岁时和他父亲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冲突。一次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毛当众和他吵了起来并离开了家。“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

毛的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毛回忆道，“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这样他父亲停住了，双方达成了妥协。“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罪。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按照毛最要好的同学的说法，毛两次对他的父亲磕头认罪，一次是在众多客人之前，另一次则是在他们走了之后，他母亲又把他带到父亲跟前，要他磕头，但毛只跪一条腿，他母亲双手压住他肩膀，要他跪两条腿。

“战争这样结束了，”毛后来评论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然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我学会了恨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反抗自己父亲的一个很突出的故事，这个故事选自1936年毛对埃德加·斯诺简述的自传的中文本。

毛13岁那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是个人私事。按照中国的传统，毛的父母在他13岁那年给他“娶”了一个19岁的女子，名叫杨翠花。这桩“婚姻”可能是在一个火柴商人的帮助下安排的，其目的在于促进毛家的农业经济。毛的父亲可以把这个女孩当雇工使用而不付钱，同时，这个女孩的出现可以使毛家传宗接代，养育潜在的劳动力，尽快地派上用场。

但毛背叛社会传统，反对这桩婚事。毛后来在谈到自己的早年生活时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她。据说这个女子最终也没有和别人结婚。

毛13岁时，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每天能够挑一副沉重的粪桶往田里送好几趟肥。毛养成了带书到田里的习惯，这样，他随时都可以跑到古墓后的大树下读那些英雄传奇和造反的故事。他的父亲总是抱怨看不见他的影子，最后当场抓住了他，手里拿着书，两只空桶放在他身边。

“你是不是成心不想干活？”他父亲问。

“不，爹，”毛回答说，“我只是歇会儿。”

“今天一早你还一担都没挑呢！”

“谁说没挑，”毛抗议道，“从天亮起我已经挑了好几担了。”

“到底几担？”他父亲问。

“至少也有五六担吧！”毛说。

“半天才挑五六担！你以为干那么点活，我就得白养着你吗？”

“那你说你半天能挑几担？”

“20担，”他父亲回答，“起码也得15担。”

“从家里到田头有不少路程呢。”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该把家建在田埂边，你就省心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干这种活。我看你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家。你说我们该怎么过日子？你生得倒安稳，好像没事人似的。你知不知道感恩图报？耗费时间读这些破书，有什么用？你不是三岁小孩了，要想吃饭，就得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