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抗 争（1928~1930）
1928年11月，毛给中央委员会打了一个很长的、苦苦恳求的报告，题为《井冈山的斗争》。报告提到士兵和党的干部中，伤亡人数都在增加。毛特别抓住这一点，为他使用土匪新兵辩解。“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毛承认道，“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但是，根据地最需要的是更多的共产党员，毛希望从外界“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30人来”。“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需要治疗，但没有足够的医生或药品。毛恳求中央委员会“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他解释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可是，要把革命向根据地外扩展，却是困难重重的。“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在赞美军队中普遍实行民主制的同时，毛承认大部分人的民主意识还是很薄弱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埋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革命的进程是缓慢的。“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接下去从毛的笔下流露出的便是他一生中最具动摇和痛苦情绪的句子：“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实际上，在写这份报告的几天之后，援军就到了，但并不是中央委员会派来的，而是由前国民党湘军军官彭德怀将军率领的另一支军队到井冈山与毛会师，他的部队包括1928年夏的兵变部队和一些秋收暴动失败后的残部。加上毛朱的部队，井冈山部队的人数差不多达4,000人，是毛最初力量的10倍。
彭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被描绘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以及“是一个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的人。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仅仅是因为发脾气，就踢翻了他祖母的鸦片炉，以反抗祖母，实际上当时他已被父母判处溺死。只是由于他勇敢的舅舅站出来调解，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刻，他与朱德、林彪一起，成为忠于毛的红军将领中的栋梁之一。
1929年初，毛、朱从井冈山大举出动，当时他们的根据地受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困，粮食短缺。他们向赣南闽西的粮食产地行进，相继占领了瑞金和汀州，寻找更适合养活他们军队的地方，扩大他们的根据地。
在那里，毛接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此时，李立三成了中央的新的领导人，李曾在长沙响应过毛的求友广告，并协助过毛组织安源的煤矿工人。然而，此时李不是要求提供帮助，而是命令毛解散红军，到上海去，协助领导他所断言的即将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农村的革命**，有待于城市共产党力量重建以后才能到来。
毛拒绝服从命令，并在回信中斥责了他。“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所以，毛仍留在江西，巩固新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并进行温和的土地改革，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动富农和中农。毛想要保护商人的利益，而不是把他们从中立推到另一边。
毛对党的权威进行了全面的抗争，他否定了李立三命令的三个内容—延缓土地改革，红军分散成小股独立的游击队，以及取消农村根据地—并与他对农村革命形势估计的意见相左。毛明确表示他是正确的，而许多脱离实际的领导者是错误的，并且相信大部分有亲身实践经验的人是赞同他的。
在以后的两年期间，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地位，毛重新整顿了红军。这时，包括招募的新兵和地方赤卫队，在他的麾下已有1万人左右。
1929年9月，毛患疟疾病倒了，在福建山区的小镇古田渐渐痊愈。在那里他写了一首评论蒋桂战争的词：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他还作了一首有关当地重阳节的词：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利用因病被迫躺倒的空闲，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同伴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些错误思想很明显，例如个人主义，或单纯军事观点。有些则比较复杂，像极端民主化，毛指出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他告诫说，民主应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就必须“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决议不要太随便，一经形成，就必须坚决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党内批评应该加强，必须认识到“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另一个需要纠正的极端是绝对平均主义。“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有些人要求分物品和背米一律平等：“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绝对平均主义“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毛解释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
1930年元旦，红四军领导在古田举行会议，毛同意重新恢复政治部，牺牲了士兵苏维埃的权力。毛按会议精神对部队官兵进行了整顿，巩固了他的领导，因为类似苏维埃式的民主制度有可能给他的对手钻空子的机会。
他还建议加强党在军队中的作用，党支部由官兵混合组成。那些有“错误的政治倾向”的党员，那些只想“大吃大喝”、抽鸦片、赌博，或不惜犯罪去获取外币黄金发财又不思悔改的党员，应被从党内清除出去。
至于军队本身，毛建议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应该“共同的平等的”参与决策。他制定了详细的、新的、严格的纪律条例，要求官兵在党的政治口号下进行工作。
总之，他这样对待他的同志是有点过分的。林彪支持他，但彭德怀有意见。在井冈山周围游击了两年之后，毛的战地指挥员们对以江西的贫瘠农村为支撑红军的根据地，已有了显而易见的不满。从而更倾向于李立三路线，在城市地区振兴革命，现在听来就要比毛的路线更具有吸引力。指挥员们试图立即就移驻到城市去。毛使用整编打乱指挥的方式，才调换了许多高级指挥员。
为庆贺新年，毛写了一首短词，呼吁在农村建立新的根据地：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林彪在古田支持了毛，但也许为进一步坚定他的信心，因而毛于1月5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谈了他的乐观主义的理由。“中国，”他写道，“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在一年内，江西、闽西、浙西创建独立政权的目的都达到了。只是规定一年为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但是，毛的结论是“革命**快要到来”。“快要”一词应如何解释呢？毛对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听起来像是饶舌的议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尽管李立三嘲笑毛是“旧式的流寇思想”，但此时，红军毕竟是更加强大了。毛在他的部队首次占领江西吉安县城的前夜，写了一首词，赞美部队旺盛的士气，那年，他们占领吉安不下于9次。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3月底，给毛派来了一个新勤务员。小伙子十分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毛会面的情形，当时他称他为“毛委员”。
“我……好奇地望着他，”年轻人后来回忆道，“他穿一身和我们一样的灰色军装，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上衣口袋显得特别大。他的黑头发和苍白的面色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他显得有些太瘦。”(4)
毛转过身来欢迎他的新助手，而他直到早晨时，还是红四军司令部的一名号兵。
“你姓什么？”他问。
“姓陈。”这位战士回答说。
“叫什么名字？”
“陈昌奉。”
“十几啦？”
“16岁。”
“为什么当红军呀？”
“红军好，打土豪！”
这时毛指着一把椅子，示意年轻人坐下，很有兴趣地问他：“你们家乡有土豪吗？”
“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
陈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身世。
“很好！”毛说，“以后在这里要好好地工作和学习。你能写自己的名字吗？”
陈站起来，难为情地捻着衣角小声地说：
“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
“以后要学会写……”
后来，毛替他的勤务员写过一封家信，经邮局寄给他的父亲。
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
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挂包拿着雨伞，他的勤务员背其余的东西。到了宿营地，勤务员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就是毛的床。
毛晚上睡觉很少，吃过晚饭便点上小马灯，打开挂包，拿出文件、地图、书籍和纸笔就开始工作，有时一直到天亮。
陈回忆道：“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在旁边坐着，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有时竟伏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打起鼾来……常常在半夜时分，主席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醒来，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来。因为没有脸盆，他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他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
一次，陈把毛剩下的一点饭倒掉了，第二天毛便问：
“陈昌奉，昨天剩下来的饭呢？”
陈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批评他说：
“群众的每一粒米来得都不容易，一次剩的不准倒掉，留着下一顿再吃。
4月间，李立三发起了一次攻势，导致了共产党严重的失败。李批评毛的保守主义，命令他去上海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命令红军展开猛烈的进攻，以赤化整个华中。毛后来称：“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李认为蒋介石和军阀之间旷日持久、消耗实力的内战，造成中国政治局势的混乱，从而给共产党打开了夺取国家政权的大门，反过来，毛却不这样乐观，认为这两个敌人可能联合大举进攻苏区。
毛未理会让他去上海的命令。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国际新闻通讯》（《Lnprecor》1930.3.20，10：14）上，登载了毛的讣闻。以后又出现过几次这样类似的过早通告。
1930年5月，毛在百忙中写了一本教育性的小册子，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篇道：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毛忠告做领导工作的人，“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李立三的攻势很快就消失了。彭德怀将军曾一度占领长沙，但立足未稳就被迫再次撤出—这导致了毛的家庭惨遭不幸。毛在这些事件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而此时他却以喜悦的情绪为这些事件进行欢呼：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不久，毛、朱进攻南昌，但未能打破敌人防御。他们不得不转回向长沙，与彭的部队会合，以执行李的最后指令，试图再次占领这座省城。
9月上半月，经过持续多天残酷的激战，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最后，毛为这些惨败所震动，从而不顾中央委员会在当天的号召，劝说他的同志向赣南撤退，以便挽救他们的军队。在平江整顿后，10月，这支合编的部队攻占吉安。
但在此期间，杨开慧和她的儿子毛岸英，毛的妹妹，以及其他亲属，在长沙被捕，据一种解释的说法，“由于叛徒告密，有六十余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匪徒”前去搜捕。几天后，10月24日，毛的妻子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公开处决。据说，警方提出她只要公开与丈夫和党断绝关系，并且提供长沙共产党全体成员的名单，就可不杀她。杨拒绝了，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即使如此，至死她也未泄露任何秘密。
至少在公开场合，毛不允许自己因悲伤而落泪。5年以后，当他叙述这件事时，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事实，还同等地提到，在他的家庭遭残杀前财产的损失：
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很多年以后，毛为一位曾投身于30年代红军运动的同志遗孀(5) 写了一首词，在词中，他赋予他的妻子杨开慧和他的已故同志柳直荀两人的姓以特殊的意义：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位老朋友后来问毛，他使用“骄”这个形容词描写妻子，用意是什么。
毛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头，焉得不骄！”
杨被杀害一段时间后，毛与贺子珍结婚，他们的结合合法化了。毛还给长沙杨的家庭送信，让他们把他的三个儿子（最大的一个已从监狱放回）送到上海，由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入大同幼稚园。各种说法都提到他们在上海的几年，处境十分凄惨，使用假名来掩护，靠在街头捡垃圾为生。
10月初，红军再次占领吉安。毛的勤务员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里得到一个搪瓷暖水瓶”，他很高兴，有了这个暖水瓶，给毛委员准备热水就不成问题了。但他也清楚，如果毛发现了，就会让他送回去或照价付款，因此，在行军中，他让其他人带着它，所以毛没有察觉。
更重要的是，朱将军在城里国民党军司令部文件中，发现了声名狼藉的国民党AB团（反布尔什维克）地方成员的材料，根据一张由当地地主签名的得款收条判断，有些AB团分子已经渗入共产党内，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内毛的批评者之一。
毛对此事的反应是，派他的肃反委员会的人打入AB团内部，最终他就可以说，他的反对派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国民党密探。可是，他和他在江西党内的批评者之间，也还存在着政策上的不一致，在11月中吉安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就土地改革政策展开了争论，当时，他们必须赶紧分散开来，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迫近了。
吉安的占领、放弃又再度占领的多次反复，在共产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在11月对政治局说，毛完全忽视了共产党国际有关“在进一步展开进攻之前必须进行巩固的阵地防御”的指示，而党的总书记则斥责毛在吉安得而即失的行为，是对“局势的绝望”。
11月底，毛起来镇压涉嫌的国民党密探，逮捕了4,000多红军官兵。一些人遭逮捕后，所提供的口供，又牵连了某些反毛的共产党高级人士。
12月初，红军一支部队的指挥员也率领部下的400人举行了兵变。他们逮捕了部队指挥员，把队伍拉到富田，攻占了监狱，释放了一些监禁在那里的毛的囚徒，捣毁了地方赤色政府，并逮捕了其中的一些人。在富田，大约有100名毛的支持者被杀害，他们的亲属中有许多人被扣留。其中就有朱德将军的妻子。
毛的批评者的首领从富田的监狱中逃脱出来后，即号召推翻毛，攻击他是“党皇帝”，拒不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在邻近的乡镇成立了一个敌对的赤色政府。迟至12月，毛在党内的敌人才送信给朱、彭二将军，罗列了“叛徒毛泽东”的罪行，还附上了一封可疑的、被看成是毛给他的一个密探的信。这封信命令攻击各部队，因为这些部队领导人在事变时期供认，朱、彭是国民党的“最高”代理人—“这些口供有利于我们”……以便早日捕杀……(6) 毛的反对者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7) 。
这次使用暴力镇压的、最为严重的派别斗争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一位罗同志的“暴露”，毛的反对者起初是以国民党奸细调查他的，但他们发现他实际上是毛安置的秘密反间谍人员。换句话说，毛和他的党内对手双方都派人打入了AB团，但都没有通告对方。起初他们揭露对方的秘密网时，还相信他们正在挖出真正的国民党奸细。
1931年初，毛和他的支持者已能掌握新的苏区中央局。新中央局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把在江西向毛挑战的那些人开除出党，并使他的解释合法化，“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党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为。
然而不久，毛的根基就被抽去了。就在他巩固在红色根据地的地位时，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动。1930年，一批20年代期间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返回中国。他们的特点是，在俄国时就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因此，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起初他们被称为“归国留苏学生”，当他们的主要领袖王明写了一本题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后，他们就得到了又一个绰号，即“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他成员包括博古和洛甫。
1931年初，这些人把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在毛的“实力派”和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