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走资派（1965～1973）

如果毛泽东在1966年之前去世，“**”就不会发生。“**”是毛泽东亲自策划、发动的，他对这场运动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人。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要从1966年进行到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它所造成的影响给予充分肯定，并且把它写入了修改后的党的章程里。但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来看，“**”持续了整整十年，是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不安的十年，它最终以毛泽东最激进的手下“四人帮”被逮捕而结束。

从后面这个观点来看，“**”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运动，它的特性一直不停地在变化。即使是在1969年之前，它也具备有三重性质。首先，它是一场“超级革命”，企图创造出一种被列宁视为“左倾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列宁把它称之为“左派幼稚病”）。第二，它是一场反革命的运动，目的在于打破及重建1950年代在新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很多制度。第三，它还是一场“为了革命而革命”的运动，这也是毛泽东确认的这场革命所具备的价值。

毛泽东之所以发起“**”，有三个很明显的目的。首先，更进一步地教导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建立与之相互适应的机构。从1950年代起，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所以必须经常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不管在外貌上、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应该完全一样。这也是他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如果能正确地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他们就能创造出任何业绩和奇迹。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老百姓。相反的，他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他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又开始担忧起中国年轻人的道德，因为他们不曾经受过战争的洗礼。他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并在制定生产目标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方面，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派出很多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医生前往农村地区服务，同时希望一些受过次级培训的医疗保健工作者，也就是“赤脚医生”长期在农村地区进行服务。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并且消除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发动“**”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夺回他认为的正在逐渐从他手中失落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年初的时候，他已经感到很生气，因为党的中央权力机构，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决策权。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把邓小平所主持的书记处，形容成是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则明白指出是邓小平本人“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他开始关心起自己的身后问题。1963年时，他已经70岁。他同时也对和他同辈的领导人缺乏革命热诚感到担忧。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发现，他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会接替他成为中共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所有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没有和毛泽东发生过冲突的是林彪。但林彪有他本身特有的弱点。他没有毅力、体弱多病、声望不高，而且缺乏军事事务以外的行政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认为，林彪与其他人相比，包括周恩来在内，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是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他们的鼓励和积极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30多年，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她，并曾赋诗一首以表达对她的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毛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是在他的第一位妻子被捕后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或是在幼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贺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她被送往莫斯科进行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妻子。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1)。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毛泽东靠承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平息了周围人们对他们结婚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青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爱虚荣、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经不再是负担。于是，情况随之起了变化。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毛泽东的顾问，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在毛泽东看来是有害的戏剧，并因此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虽然，她能够设法让文化机构同意上演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但她并不能让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在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报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照苏联的模式，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警察机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与毛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2)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言观色，在“文革”期间以“冷酷无情”著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期，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看出林彪已经过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时，仍把宝押在林彪身上。

目前，根据中共官方记载，“**”开始的日期是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事实上，早在前一年秋天，毛泽东就开始准备反对中央书记处。这实际上就已经揭开了“**”的序幕。

毛泽东是在遭遇一次政治挫败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连续两年，他一直急于在文艺界发动革命，希望革除掉文学艺术界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念，并彻底改变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他同时还要求谴责被他认为是在暗地里攻击他本人的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他尤其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的剧本。这个剧本的主角海瑞，是明代一名县官，他因为纠正地方上的不公平事件，而得罪地方权贵，被告到皇上面前，而被皇帝免掉官职。毛泽东认为这个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

毛泽东发表一连串的声明，猛烈抨击以宣传部、文化部和教育部为代表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1964年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

但有关单位并没有采取太多行动。吴晗的作品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和他的剧本，都没有受到公开批判。有几位作家和艺术家确实被送到农村地区从事短暂的劳动，但对于那些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历史不能纯从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的历史学家，以及那些把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归咎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却还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毛泽东愈来愈觉得不耐烦，最后决定把文化革命的全部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与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议程上。

这次会议是在1965年秋举行的，开了将近两个月。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并不多，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彭真在会上当面反对毛泽东。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因此是吴晗的顶头上司，他同时也是已经成立了一年的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他明确表示，“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即使是毛泽东，犯了错误，也应该受到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指出，他反对进行彻底改革。毛泽东含蓄地问道：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怎么办？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让各省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这次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自从长征以来他还从未受到过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泽东的反应是躲到上海去。他和江青在当地有很好的政治关系，而且对他在当地的活动，远在北京的那些领导人也比较难以掌握。一到上海，他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泽东一到上海，就在上海的主要大报上推出一篇文章，猛烈攻击吴晗和他的剧本，并把那个剧本形容成是“毒草”（这是1957反右派运动的用语）。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上海的文艺评论家，以文章毒辣见称。林彪立即指示《解放军》报转载这篇文章。这就让在京的党中央负责人面临抉择：是公然对抗党的主席的主张，还是向他屈服。

由于邓小平当时正好出外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邓小平在书记处的副手彭真身上。彭真有意妥协，于是安排在《人民日报》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这篇文章，并且加上编者注，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时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

毛泽东的反应是把彭真召到上海。在上海，他很严厉地告诉他，他认为吴晗剧本中的英雄和反面人物就是影射彭德怀和他本人。所以，他现在就要对吴晗发动公开地批判。

但彭真并没有被吓住。回到北京后，他召集“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篇《汇报提纲》提出，“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并且再次重申彭真在秋季会议上当面反驳毛泽东的那句话，“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汇报提纲》在刘少奇召开的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出席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并获得通过。然后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下发给全体党员。

在这个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迄今仍然是个谜。在这篇《汇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和其他人曾经当面向毛泽东请示。他可能含含糊糊表示了一点意见。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汇报提纲》就被下发出去，那么他将占据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或许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认为即使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都会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瞒着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在接下来的几次对抗中，获得胜利的还是毛泽东。最晚在3月中旬，他就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到北京传达他的指示，要对彭进行批判。4 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传达的毛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康生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许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毛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汇报提纲》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18人组成的文革小组，《通知》提出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因此掌握了主动，但是在会议上造成一场**的，却是林彪。他在会议结束之前，突然指控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呼吁彻底调查他们的行为。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经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派遣军队进驻北京的广播电台和“公安单位”。在这次会议的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林彪所说的话令他大吃一惊。尽管毛泽东可能真的大吃一惊，却不能使陆定一和杨尚昆免逃几乎立即被捕的命运。

在打败彭真和书记处后，毛泽东似乎应该返回北京了。但他却决定继续留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这使刘、邓两人很不愿意，但却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毛泽东究竟是想要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或只是丢给他们一条绳子，要他们自缚手脚，这又是另外一个谜，而且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答案。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迎合毛的意见，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和证据，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受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等人的破坏。通过各机构的军宣队，以及学校和大学的军代表，他们三人把由本该党委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和攻击。他们动员学生示威游行，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也不能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非资产阶级）阶级背景的学生组成的一队又一队的红卫兵，已经布满整个北京市，并开始和工作小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等人也展开积极行动。他们改组北京市委，并且派军宣传队接管了《人民日报》。

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快就发现，他们所面临的这项动乱，是毛泽东最亲信的人发动的。因此他们前往杭州见毛泽东，请他作指示。但毛泽东只是建议他们，不要太过倚赖工作小组或把他们当作革命工具，其余的事情由他们自行决定。他们既然不能拒绝担负起更进一步的责任（这样做等于违背了党的纪律），只好采取唯一可行的做法，回到北京，向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两项命令，禁止学生与教师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小组受到鼓舞，全力反攻，阻止红卫兵走上街头。但对于军方所控制的一切，邓小平和刘少奇却束手无策。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终于回到北京。途中，他在武汉游过将近一里宽的长江。虽然从照片上看起来，他其实是浮在水面上飘过长江，而不是真正游泳，但这对一个已经72岁的老人来说，毕竟是不简单的。在随后而来的宣传中，他被描述为像是超人一般。在陈伯达和其属下宣传人员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时候达到最顶峰。他开始被描述成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美术作品里，他的形象被画得比四周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毛泽东已经决定好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一到北京，他立即着手实施。他是在7月18日抵达北京的。在一两天之内，他告诉党的领导人，进入社会主义以后，还应该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

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那一年春天，毛泽东在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获得了胜利（但他本人只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上（中央委员会已经四年没有开会了）也获得同样的胜利。他成功了。这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按指挥向他本人及林彪欢呼，对少数有足够勇气站起来表示反对意见的发言者发出嘘声。其中之一就是邓小平，他坚持说林彪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没有根据。

经过12天紧张而愤怒的激辩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做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乘，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在当时未被发布的其他决定里，政治局常委会人事被整个改变。林彪的排名从第7名，一下子被提升到第2名，刘少奇则从第2名被降到第8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排名甚至在刘少奇、朱德、陈云之上。邓小平保住他的第6名排名和总书记头衔。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进行当中，毛泽东突然采取了一项很不寻常的举动，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

5天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揭开了中国大陆两年动乱的序幕，在这段期间内，中共高级干部或著名人士几乎都受到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攻击。这段时期内有多少人遇害身亡或受伤，有多少公共纪念物和公众艺术与文学作品受到破坏，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更不用说私人财产受到的损害了。光是在街头暴动中死亡的人数就高达几万人。很多人在红卫兵敌对派系的战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又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

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在1967～1968年，也就是红卫兵夺得武器或被发给武器的这段期间。但红卫兵有组织地使用武器，是在1966年8月和9月，当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始“破四旧”，他们经常随意闯进私人住宅，拷打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捣毁或烧毁他们的书籍、美术作品和乐器。第一批的死亡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老舍，在遭红卫兵毒打后，含恨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当时还掌握实权，而从他随后所采取的行动来看，他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防止红卫兵破坏党的安定团结。他当时的处境还不是完全无望。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局的党委书记明确表示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在政治上被审查的人为自己辩护。但书记处已经改组。书记处中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他的政敌们正忙着向在那年夏末从各省涌进北京的数百万名红卫兵们发表演说。

但是到了9月底，毛泽东发现，大多数省委的党员干部不但不欢迎红卫兵，甚至不愿和红卫兵扯上任何关系。有些地方甚至组织武装队伍对抗红卫兵。他相当生气，因此召集各省委书记在北京开会。他这时已经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且认为他能很快就能让与会者屈服。但他遇到了顽强地抵抗。这次会议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使这些省级官员们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