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跃进（1957～1965）

从1956年9月获得晋升，到1966年“**”爆发，这10年当中，邓小平一直置身于中共的权力核心，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这是他身为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发现有问题需要解决，他就会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不是坐着等待问题找上门（周恩来有时就是这样），也不是在自己的提议受到批评或被驳回时，就退缩到一旁（陈云就是这样）。当他发现他无法说服别人接受他的建议时，或是判断他的说服行动不会成功时，他干脆先采取行动，然后再报告。毛泽东在对日作战期间，就是鼓励他的军事指挥官们这样做，甚至允许他们不报告就采取行动。后来在“**”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行事作风。

身为总书记，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执行长官，同时也通过党掌控政府的所有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邓小平的主要运作机构是书记处。这个机构的人事阵容，从一开始就很强。到1958 年5月，它的实力更强了。除了邓小平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书记处又增加了三位政治局委员。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书记处又接管了党内及党外其他几个机构的职权。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手中，接管了研拟与实施经济政策的权力。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群众运动，而这是国务院办不到的。在国家采取紧急行动，以挽救“大跃进”对全国造成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很多重大决策，它取代了很多原本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工作，因为这两个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这些文件只有经过毛泽东亲自批准后才能发布。在彭真的全力支持下，邓小平主掌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后来毛泽东批评说，邓小平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并未言过其实。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的混乱，以及混乱后灾难性的后果。毛泽东的本意是利用“大跃进”使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地发展。“大跃进”在毛泽东所发动的历次大规模运动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并不打算剥夺任何社会阶级的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这场运动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在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开始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分目标。它的工业基础得到发展，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20%，超过了“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目标。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好几千公里的新路线。但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却很令人失望。特别是农业生产，增长率只有4%，没有达到“一五计划”规定的目标。农业生产的低迷，严重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面临两个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最终结果是，两者都受到严格地控制。

1956年春，中共领导人一致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优先项目和方法，应该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泽东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表达了与之相同的看法。他建议，增加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赋予省及地方政府更大的权限，让它们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比较自主地作出投资和其他经济决定。减少在偏远地区兴建新的工厂，因为这些地区距市场和原料供应地都太远。他还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他甚至批评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就犯了一些“错误和缺点”。但他当时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在此后的18个月内，他却决定完全放弃这种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策略。这个战略是依据对人性完全不同的看法而制定的，对资源的利用和制定的目标也大不相同。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毛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经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入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只能找出几个确实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在1955年之前就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提供了依据。1955 至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意；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使毛更加坚定地要证明，他所采取的行动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和表现。虽然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在经过反复思索后，他更加确信，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都必须具备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被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 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

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并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赶上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种显著的效果。但是，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地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过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这样一种认识：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毛本人从没有赞同过这种观点。但是，“**”后期，这种观点却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所利用，也许是江青本人也想利用它。有关这种观点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这是邓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种观点。

“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农村确实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资源，其中也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业技术。这些资源如果被合理地加以利用，一定能发挥这些地区的特长。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是非常缺乏理性的。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这两个错误都让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工作方法六十条》。它是毛泽东1958年1至2月间，在浙江等地召开的几次会议的结果。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性质的内容表明了毛已背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出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

关于经济计划的内容表明，毛已彻底打破了过去制订计划的方法，代之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分别制订两套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中央在制订计划时有两本账，一本是必须完成的计划，一本是希望完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而且是地方必须完成的计划。按照这种计划，工厂、矿山和农业合作社最后要完成的生产指标要比中央为它们那个行业制订的全国的生产指标增加几倍。这个新的计划试行不久，便带来了种种弊端。在基层，它驱使当地的干部向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致使他们变得日益疲倦和沮丧。在中层，它助长了浮夸风。干部们所报的产量与实际完成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领导层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原本是想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却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在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劳作在工厂和田间的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出一些不学无术、胆小怕事的干部。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接管了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这段时间，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来，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一共存在了25年。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公社最初的形式，也是毛喜欢的组织形式，其实只持续了不到三年。人民公社最大限度地迎合了毛的心意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因为他喜欢行政上地方分权，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最基层的广大群众。公社的职权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迎合了毛不喜欢专业化的思想。公社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全体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妻子们到田间干活时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公社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符合毛的思想。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他坚信，这样做是为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奠定基础。

“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的。跟20个月前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是由刘少奇作主要的报告。他第一个的报告是相当严谨的，但第二个报告却是幻想式的。毛泽东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只讲了一次话，而且很简短，几乎可说是敷衍了事。但在第二次的会议上，他的发言不少于五次。他不仅自己相当兴奋，而且也让与会代表们非常兴奋。他批评斯大林冷漠与官僚式的对待经济发展，并且宣称，全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揭盖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打破束缚，打破克服困难的迷信，让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爆发出来”。这次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几千名与会代表信心十足地回到他们的岗位上，深信他们的前途就在于能否有效地实现这条总路线。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当中，中国大陆的七亿人民都陷入狂热的气氛之中。一个又一个运动相继热烈地展开。先是成立人民公社，接着又说即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在这股“共产风”之下，很多人民公社实施了免费供给制度，社员吃饭不要钱，吃多吃少随便。1958年1月，毛泽东发出号召，在近几年内，农村地区的工业生产值要赶上农业生产值。为了响应毛的这项号召，各地的人民公社兴建或扩充数以千计的小工厂或小作坊。这些小工厂或小作坊使用的机器设备大多数是他们自己设计或生产的。后来由于缺乏钢铁，生产这些工厂机器没有了原材料，人民公社决定自行炼钢。(1)

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最**。到1958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兴建了几十万座小炼钢炉和小炼铁炉。有些公社一口气就兴建了几十座。据估计，大约有六千万人参加了这项运动。他们或者到矿山开矿，或是到煤矿运煤，或者直接用小高炉炼钢和炼铁。在党的干部的强大压力下，很多社员被迫交出他们家中的铁锅、水壶，拆下家里所有能用来炼钢炼铁的东西。

由于大炼钢铁运动进行的时候，正好是华北农村地区的秋收季节，因此造成了农忙最紧要的关头缺少劳动力，以至有些田里的作物没有人收割。大炼钢铁运动也没有炼出任何有用的钢和铁。因为，农村地区根本没有炼钢炼铁所必需的技术和设备。广大农民花费几百万个小时生产出来的，不过是几百万吨毫无用处的废铁。

尽管如此，1958年的粮食产量仍然达到2亿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毛泽东等人看到各地送上来的报告中都提到农业增产，因此盲目地认为，粮食产量还可以更高。8月，中共农村工作部长谭震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粮食产量可能达到3亿多吨。12月，中共中央宣布，粮食产量达到3亿7千5百万吨。这个数字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

1958年底至1959年初，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了农村中开始出现强烈不满的情绪，他们也觉察到了“大跃进”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他们开始调整前一段时间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3月间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批评了农民的收入过于平均、许多公社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银行提早收回给公社的贷款等现象。毛转而听取陈云的意见。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作重大的改变，并且坚持认为，组织动员的手段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陈云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应当从3000万吨降至1300万吨，要把国民经济看成是“一盘棋”。他指出，鼓励地方或省生产所有产品并都做到自给自足，是限制而不是推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毛和其他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1958年虚报产值的基础上做出的几个决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是在1958年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继续提高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但总的播种面积要减少。而且在总播种面积减少的前提下，还要相应地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正是这些决定使得“大跃进”变成了一场灾难。到1958年底，农民已连续两个夏季和一个多冬季没有得到过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受到严重毁坏。这个时候应当做的是，减轻农民的压力，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两项措施毛都赞成，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从现在已经公布的中共文献上，看不出邓小平在1958年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的文选中没有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篇讲话）。然而有些文献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边，赞成“大跃进”的。在党内就是否应该发动“大跃进”发生争论时，他是反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的。3月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那些反对发动“大跃进”的人是“错误”。这一年的夏天，他又多次提到“大跃进”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称这个运动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一次，他在参观一个人民公社时说，“我们想要多少谷物，就可以有多少。而且在不远的将来，每个人都可以有酒喝有肉吃。农村妇女有朝一日也都可以擦口红、穿高跟鞋”。据毛泽东当时的一位私人秘书说，毛是通过邓小平向全国各地的干部宣传“大跃进”的意义的。

但邓小平也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他也没有使用毛泽东（或刘少奇）常常使用的那些煽动式的用语，而且也很少提到“政治挂帅”、重振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之类的话语，这些都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重要目标。他对农村兴建的炼钢炉的效果持怀疑态度。10月，他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期间曾经说过，他们应当引进技术。1958年底，在根据毛的指示召开的一次讨论劳动报酬和奖金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表示，他反对全面免费供应物资。

1959年，邓小平的角色改变了。周恩来和陈云试图根据工业和农业的真实情况，调整钢铁的生产指标，因为原来制定的指标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邓小平赞成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他们成为合作者。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有关人民公社情况的报告。第二次会议重新研究钢铁生产的指标，并且将会议精神传达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毛决定重新采纳陈云的意见时成立的，是一个由资深的党的领导干部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比邓资格老，所以书记处本身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似乎成了中央财经小组中资历最深的成员，也就是周恩来非正式地管辖下的一个委员会。不管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当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大跃进”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且邓本人又开始同周和陈有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1959年，中共领导层又重新团结起来。大家努力工作，力图阻止农村危机的日益扩大，避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不景气。一开始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是，由于毛和195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之间的冲突，党内的统一和团结被打破了，并造成了一种谁提意见谁就会遭到迫害的气氛。

彭德怀为人率直，没有心机，在军中很受欢迎，也很受党内同志爱戴。根据“文革”期间他在狱中所写的回忆录来看，他并不是什么理论家，但他很关心改善五亿农民的生活。他很重视党与军队的纪律，同时也认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应该坦诚相待。他一向以平常心对待毛泽东，并没有特意去巴结他。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不是很融洽。1959年，他又在一项重要政策上和毛泽东发生争执，这个政策就是军队的性质问题。毛想加强中国核武器的攻击力量，并以小型的适合进行“人民战争”的地面武装部队作后盾。彭则想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武装部队，使它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既能够进行常规战争，也能够进行核战争。

1958年秋至1959年春天，彭德怀通过视察部分农村地区，同农民和地方干部面对面地谈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大跃进”正在导致经济上的一场大灾难；地方干部向上级领导（或者像他这样的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报告情况时并没有说真话。但他并没有向其他领导人或在党的会议上过多地谈到他的这个结论。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6月中旬，他在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德怀前往庐山参加政治局的扩大会议。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到大跃进的问题。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亲笔回信给他，或是召他去谈谈。但他没有料到，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在随后的一次讲话中，毛以讥讽的口气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与会人员说，彭所批评的这些政策，是大家一起制定的，而他自己就曾经带头批评过这些政策，但彭在应该说话的时候却保持沉默。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他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德怀有一些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议上曾经发言，另外也还有不少的同情者。但是，在毛泽东把彭德怀定性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向党发动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之后，除非党内两三个资格最老的领导人愿意出面，否则没有人能够让毛泽东让步，挽救彭德怀。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毛泽东因此能够在随后立即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上，放手全面批判彭德怀，同时让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把彭德怀和另外三个人（包括毛泽东在江西时代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成员。除了25年来一直担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没有人在会上替彭德怀辩护。刚在4个月前接替毛泽东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尤其猛烈攻击彭德怀。

彭德怀所受的羞辱，在9月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画下句点。林彪和其他人对他发起猛烈地批判，指责他是“军事俱乐部”头头，并且解除他国防部长的职务。他虽然被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但不久就不能再参加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也被没收，迁居到北京西郊的一栋空房子。

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并且很快地把军队变成可以供他自己使用的政治工具。他先是按照他所理解的毛泽东所希望的，把军队加以改组。然后着手把军队变成具备革命美德的根据地。1960年秋天，他说服军事委员会同意，把毛泽东的思想列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唯一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发行从毛泽东各种演说和文章中摘选出来的《毛主席语录》，也就是后来名闻全球的“红宝书”。

毛泽东对林彪这些行动的反应和林彪所期待的一样。1963年12月，毛泽东号召全国“向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政府和党的各级部门都要像部队一样，成立政治部。这使得林彪得以开始改变党和军方的传统关系，也就是党指挥枪的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开始逐渐脱离党的监督。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大跃进”一次复苏的机会。这是因为毛泽东坚持要在全国发动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不久，这项运动就变成了一场对所有在“大跃进”中表现的不积极或慎重的党干部的整肃。结果，造成所有党的干部不敢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也不敢再替农民争取任何福利。

1960年初，中共又发动了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生产目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进一步提高。毛泽东明确表示，他支持“政治挂帅”式的工业管理模式。

1960年底，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所有形式的援助，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美梦中惊醒。同意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有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一直到1960年11月，那些长时间以来一直坚持认为“大跃进”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一场大的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十二条紧急指示，允许农民恢复“大跃进”以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不过这时候，中国农村正遭受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可分配到1亿2千2百万吨粮食。到了1960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1亿1千3百万吨，每人每年只能平均分配到150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之多，1960年甚至接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0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2.5～3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底，死于饥荒的人数已经超过2千万人。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也就是完全因饥饿和疾病造成的死亡，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都要严重得多。其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所造成的死亡人数。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有关这一时期的出生和死亡率，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在目前，官方文件也很少提到“大跃进”的情况，甚至也很少有小说及文艺作品提及。“**”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1958年，邓小平有一次在玩台球的时候摔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至少在1961年4月之前，他一直都是撑着一根拐杖走路。他的腿伤复原得很慢。

由于腿伤，邓小平没有参加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委会会议。但他一定参加了那次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军事委员会会议。除了毛泽东，他是军委会上唯一的文人。虽然他跟彭德怀一直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一定很为彭的命运和毛泽东的行为担忧。在已经公布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毛泽东虽然是很杰出的领袖，但并不是绝对不会犯错的。但在当时那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他还是很勇敢地重申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的干部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他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