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法国（1920～1924）
渴求现代化的中国爱国青年抓住每个去欧洲的机会，特别是到法国去。他们认为法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自由和最繁荣的国家，而法郎又正值疲软时期。1919年至1920年，1600多名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和陈毅等。
周恩来同其他人一样，热心留法勤工俭学。而且，要是他没有被关进监狱的话，他也许会成为较早的那批赴法留学中的一员。法国离苏俄很近，又是欧洲革命的中心，身居法国，周恩来不仅可以了解和研究欧洲革命，而且还可以了解和研究苏俄革命。
这样，1920年11月7日，一位羞涩、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的青年学生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马赛。当时他22岁。当他依依不舍地望着渐渐消失在远方的祖国时，最后掠过眼帘的是飘扬在西方国家商业机构楼顶上及游弋于黄浦江中外国军舰上的大英帝国、美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国旗—这是外国奴役中国的一个活生生的表现。一位同船乘客回忆道，一路上学生们热烈地谈论着个人的志向—有位同学说他“极想到英国学建筑”，还有的想学采矿，而周恩来则说他想改变中国社会。
邮轮在香港停了一夜，又在西贡待了3天，然后经过新加坡和科伦坡，驶过苏伊士运河，于12月13日前后抵达马赛。途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周和他的新相识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更多的帝国主义的印记。他在从西贡寄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当地的华侨挥舞着旗帜像欢迎亲人一样欢迎他们。在科伦坡，他看到劳动人民栖身路旁，而成群的蚊子苍蝇叮附在他们的食物上。这一切与富有的外国人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我们经过的许多地方不是英国就是法国的殖民地。”他和周恩来及另外一个同学“都感到越远离中国，就越感到中国人被人瞧不起。中国的国际地位太低了，令我们感到十分愤慨”。周恩来提醒他们注意这一切后面的历史背景。他一直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最后，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经过5个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后，周恩来从马赛转乘火车，赶往巴黎。到那儿后，他在蒂耶里宫地区的一所学校学习法语。他后来对同事们说有一位私人教师给他上了一年的法语课。然而，同在日本一样，周恩来从未像别人那样到一所大学去注过册。到巴黎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读了一本比尔用英文写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他在书上写满了旁注。一个中国人在法国阅读被翻译成英文的德国人写的著作—这的确让人感到战后的世界是令人振奋的！
虽然他在巴黎南郊的比杨古找到了住处，但由于他只懂很少或者说根本不懂法语，因此而感到焦虑不安，也许还有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几天后，他还去过英国，考察那里的情况。(31)
在离开天津之前，他已经托人安排（也许是在比利时神甫樊尚·勒贝的帮助下）担任了天津一家天主教报纸《益世报》驻欧的记者。他在2月1日发表的第一篇稿件中反映了他的兴趣所在。令他激动不已的是英国的劳工状况。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众多的变化，使欧洲的劳工运动得到了发展、壮大。劳工问题对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些欧洲工人要求不加拖延地采纳苏俄的制度，另一些则倾向要通过渐进的途径。周解释说：“我不能置身于这场辩论之外。”他还写道：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对我们的国家关系重大”。在中国，罢工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铜板，而工人们就像机器一样被人使用着，一点也没意识到社会的其他成员实际上已在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这些“迟钝的大众”。英国工人领取的工资相当于中国工人工资的30倍。
关于周在伦敦所从事的活动，目前还缺少史料记载，也许他和李福景（译音）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李是周恩来相当崇拜的南开校友，还是学校舞台上的同台演员。他们是一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来到法国的。李渴望到英国学习建筑。周恩来在英国曾给朋友们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时间是1921年1月30日，地址为布卢姆斯伯里大学区拉塞尔广场贝纳德大街36号。除此之外，他在伦敦的行踪无人知晓。
返回巴黎后，周恩来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从中国随身带来一个木质的蘑菇状的东西，用来自己补袜子。他还带着一个汽炉子，用来烧点开水，泡点面包，就着卷心菜或其他蔬菜当饭吃。几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巴黎建立了大使馆时，周曾不嫌麻烦地为他在奥罗里咖啡馆赊账喝过的100杯咖啡还了账，还送给拉丁区一家咖啡馆300盒中国香烟，还上了另一笔赊账。
由于一直帮助中国留法学生的华法教育会的破产，结果使周恩来本来就很棘手的个人费用问题日趋严重起来。但他得到了一些有钱的中国人的捐助，并以此来维持生活。他承认：“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严范荪先生就是曾帮助过周恩来的老人之一。他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周又说：“后来，当朋友们说起我用严老先生的钱变成了共产党人时，严先生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周也许还有其他经济来源。大约在周恩来到法国一年以后，一位老校友拜访了他。他很欣赏周恩来那身剪裁合体的服装以及那间收拾得整洁的居室。周还承认他既从中国朋友那儿，也从天津和上海的报刊发行人那儿得到一些资助。
天主教报纸《益世报》对社会福利问题特别感兴趣，周便为该报撰写一些有关欧洲政治、经济方面的短文，也报道一些有关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但更多的则是报道关于半工半读的留学生的事情。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撰写了一系列的署名文章，每周发表一次（有时他将自己的名字简写成“恩来”，有时干脆调皮地署上自己孩提时的笔名“翔宇”，其含义是“在宇宙中翱翔”。另外，1922年年初，在从伦敦发回的最后一篇稿件上，他曾署名“周翔”）。这些文章报道涉及协约国的对德态度、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欧洲对苏俄外交问题、中东问题、希腊问题、英法分歧问题、西里西亚问题、华盛顿会议和日本的地位、苏俄的旱灾，等等。另外，还经常谈论劳工的处境、各种大罢工的进展情况及中国留法学生的艰难遭遇等。他写的文章生动活泼，文笔流畅，笔锋辛辣尖锐。例如，他把劳合·乔治在英帝国议会上的一些讲话，描绘为一个狡诈而顽固的家伙所作的冗长而乏味的讲话。
尽管周恩来正在坚定地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变，但他还是表现出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一次，他穿上他（或是一位朋友的）最好的衣服，外出划船游玩，还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未经他要求就被加洗成彩色照片，但他相当喜欢加彩的效果，并把这张照片印到明信片上，马上寄给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其中一张寄给了在京都的老朋友吴，上面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巴黎的妇女也是美丽的！”在背面还写着：“这儿有如此众多的朋友，有如此怡人的风景，难道你不向往吗？”但他很快意识到作为一名革命者，广泛散发自己的照片是很不明智的。
几乎所有描写周恩来早年生活的中外作家都提到了他曾在位于巴黎郊外的雷诺汽车厂短暂工作过的情况。可靠的细节证实了这些传说。有一个传说说他曾和另一位中国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在雷诺汽车厂干过一天工作13个小时的活。他们和普通工人一样，搬运沉重的铁块来制造供铸造用的铁模具。根据这种描写，李立三比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周恩来要强得多。周恩来仅干了3周就离开了。他还说过：“这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邓小平被证实曾是他的一位工友。然而，许多年后，当一位驻巴黎记者告诉周恩来，雷诺汽车厂行政管理当局声称掌握了有关他当年的记录，并说他是一个危险的煽动者时，周却反驳说他从来没有在那儿干过活，他还说或许那是一个和他同名的人吧。另外一位法国同志回忆道，当周恩来得知法国报纸说他在雷诺汽车厂挑动骚乱的消息时，他放声大笑起来。
看来，雷诺汽车厂确实被列在周恩来要去考察劳动状况的著名工厂的名单之中了，而这曾激怒了一些经理。然而，周事实上并没有经常在那儿工作。他还曾在靠近里昂的钢城圣查蒙德和许多中国工人暂时生活过。50年后，他的一位房东老太太仍记得每逢圣诞节周都要给她送来鲜花。另一位法国居民回忆说他曾和周打过网球。1972年周恩来告诉尼克松总统，他曾在里尔的一座煤矿上干过“几个月”。
周还和在法国的一些湖南籍学生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由毛泽东组织来法的，特别是由蔡和森和蔡畅兄妹俩负责经办的。不久，他们便一同出外观光，如攀登圣母岛顶峰等。周还把这次郊游写信告诉了邓颖超。攀登了数百个石头台阶后，他们终于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顶峰。“我们一帮人就像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精灵似的蹲在那儿，凝视着在雾霭之中渐渐沉睡的巴黎。风景太迷人了！塞纳河水碧波**漾，缓缓而流。晚霞辉映着远处的枫丹白露大森林，光彩夺目。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用法语高喊着‘太好了，太美了’。”
然而，蔡严肃地提醒说：“恩来，景色固然很美。”意思是他们不应该陶醉于此。一个革命者的目光应该看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痛苦。“看，即使法国也充满了残酷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剥削，以及人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正义斗争。尽管这儿的一切并不像中国的状况那么可怕（这是中国人公开对法国的进步所进行的罕见的承认），但阶级矛盾和阶级剥削也相当普遍。如果我们想在祖国发动一场革命，我认为首先应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组织，并和法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这番话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补充说：“为了邓，我到法国后，从没有交过异性朋友。而且，今后我也不打算那样做。相反，我认为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是同蔡和森的友谊。”怪不得有位同学开玩笑说周恩来是个厌恶女人的人。
蔡后来在蒙塔尔吉郊外一块林间空地举行的仪式上，介绍周加入了新民学会。这使周有机会参加由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组织的有关时局问题的星期讨论会。巴比塞很明显是代表共产国际的。周恩来很快就成为巴斯科咖啡馆和帕迪昂附近的另一家咖啡馆的常客了。他还加入了以蔡为首的半工半读互助会。该会很快就成为留法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发泄不满的场所。
在记载周恩来留法期间参与的众多事件的史料中，第一个便是中国学生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的请愿事件。当时，留法的中国学生陷入困境，许多人找不到工作，甚至没有地方学习或聚会。因此，一帮中国学生代表要求中国公使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公使只是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却回话说不再给这些学生提供资金了，那些既没有钱又没有工作的留学生应该被遣送回国。这下激怒了广大学生，由此导致了1921年2月28日学生向公使馆的请愿事件。公使本人默不表态。后来，法国警察冲出来，驱散了请愿队伍。在这个事件中，总共有4位领导人，其中两位就是周恩来和蔡和森。(32)
第二个事件影响也很大。7月，中国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向法国政府借款。名义上是为了救灾，但实际上则是要购买军火。为此，大多数留法学生和工人都反对借款。夏季，他们召开了拒款大会，以示抗议。就在即将达成借款协议之际，学生和工人包围了公使馆，警告中国代表团：“如果你们签了字，就立即打死你们。”周恩来发回国内的文章有意地报道了借款详情并发动国内也起来反对。最后，法国政府只好让步。
但是，令人瞩目的是1921年9月21日占领里昂大学的事件。那里有1000名中国学生既不能注册，也不能工作。
本来中法两国政府均同意在里昂再设立一所新的中法大学。但据透露，这所新设立的学校主要招收刚从国内送来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却拒收那些当时正在法国的这批“捣乱分子”。当他们得知对已在法国的中国学生的经费拨款即将停止时，愤怒的留学生们便决定采取行动。周恩来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他在巴黎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坚决要求在9月中旬“无条件地开放里昂大学”，并在里昂组织了示威游行。
据说，周恩来身穿雷诺汽车厂的工作服，老练地和法国工人们协商。他坐在巴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筹划着最后一刻的行动方案。一位一直注视他的朋友情不自禁地说：“除了那个大公文包之外，你真很像一个汽车工人。因为在雷诺汽车厂，还从没有一名工人提着这样的公文包到处走动呢！”
周抬头看了看，手里却还在不停地写着。
“给，带上它，”他边说边把这个包递给了那位朋友，“等到了里昂，我们也许需要用它来消磨时间呢！”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真的出事了。在里昂，他们被捕了，并被扣押在一座兵营里。他们进行绝食，以示抗议。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等进行营救。
法国政府作出了驱逐学生的决定。100多名学生被押上驶往马赛的火车，随后又被赶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李立三就在这些人之列。他们发觉自己被过早地遣送回国了。李立三比周恩来大两岁，湖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比周早来法国一年，一直是半工半读。他还组织了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在此后加入了周及其他人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3)负责宣传工作，而周恩来负责组织工作（这和几年后他们俩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的职务几乎一致）。擅长讲演、激进而又顽强的李立三主持党的工作时，周恩来是他的忠实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向国内的朋友通报了在法国的大多数觉悟社成员的情况，并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他最后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还补充说:“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作出了正式决定。”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也谈到了自己到欧洲一年来的思想变化。他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瞭……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在猛烈地抨击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他又写道:“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哪有成功的希望呢？……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周估计当时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各占一半。
1921年春，周成了正式的共产主义5人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标志着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1921年年末，他开始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留法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1922年年初，周恩来又来到伦敦，进行了近两个半月的考察。后来，他曾对一位美国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那儿”。1月15日，他向《益世报》报道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并预言这些麻烦将导致英军在中东的更残酷的行动。周恩来在伦敦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证实对其政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事情。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来的觉悟社的黄爱，在长沙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黄因此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烈士之一。周怀着强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牺牲的同志，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周恩来对是否加入正逐步成为中国激进政治主流的共产党，一直是在反复思考的。对这个新的哲学，周显然在思想上有所疑虑，而且他一定为接受这样一种极其自信的人生处世哲学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个人都力促周投身这个事业，这也许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为周恩来提供了能消除残存的思想疑虑所必需的情感动力。在新的青年团成立的几个月期间，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启发式的。他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改造良方”。文章还论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这两段话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也许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可怜的办法，并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这个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短暂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在周的同志中，很少有人去问无产阶级是否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也很少有人对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的纲领的可行性产生疑问。当时，马克思主义颇为盛行，要想抵御其魅力**，需要有相当坚定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坦定律一样”。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立志使祖国赶上欧洲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提出来的建议的**，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一建议暗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奔共产主义。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能免受走进西方式社会这一必然阶段的痛苦。说得好听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
周恩来是个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国统治阶级众多的利益、特权及其愚昧。作为一个家庭贫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怜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欧洲，他本能地倾向当地的反叛者们对其政府的反抗。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不例外。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周没到法国之前，在脑海中把这个国家理想化了。这主要是由于读了陈独秀的文章的结果，使他产生了法国的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受这么高的期待。
周恩来欣赏并喜欢巴黎的许多东西。几十年后，他对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你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在法国时，曾高兴地注意到，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你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尊重种族平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警察、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女房东及其他一些中国学生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国人，对年轻的中国访问者都特别友好或能给予特别的帮助。
在周恩来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的言论流露出一种缺乏信心的痛苦之感。似乎他对在国内和欧洲的朋友说过：“好吧！如果你们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我将加入你们的行列，并尽力使之步入正轨，至少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可能不是中国目前之所需，但只要是能使中国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任何东西都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半保留的思想隐约出现在1922年3月他为悼念亡友黄爱而作的一首诗中：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有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