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求索

多次收养（1898～1913）

在淮安，坐落着一栋雅致的上流社会的住宅。对一个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人来说，这里似乎不可能是一个起步的地方。然而，没落的周氏家族的绅士们，尽管他们在中国东部海岸那繁荣的城镇里挣扎着来维持自己的官吏阶级利益，当他们听到1898年3月5日出生的那个孩子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总理的消息时，却根本不感到惊奇。他们觉得这是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

今天，如果你到江苏省的淮安去的话，人们会带着你穿过一条两壁洁白的通道，进入那老式的却又具有新的传奇色彩的房子里去。房子上面写着：“周恩来总理故居”(1)。这栋房子并不算大，仅仅一层，但那砖砌的墙壁却厚厚实实，那支撑着房檐的木柱雕刻得精致华丽，那传统的灰色中国瓦片昂首翘望着天空。

在这栋房子里，你可以看到周降临人世的房间，他祖父的居室以及他父母的卧室。屋外的院子里，有一小块菜地和一口古井。整个故居显得古老陈旧，在一个国家目前正忙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却俨然像座静静的小岛。按照当地的水平来讲，这栋房子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淮安县城坐落在大运河畔。这条大运河是过去皇帝们修建的一项了不起的人造工程，它连接了中国的两大河流—长江与黄河，通过许多沼泽地、湖泊及水路，使江苏中部变得犹如中国的荷兰。这就是周恩来的家乡所处的位置。长江流域大量的稻田，使这里变成了一块非常富饶的土地。

在填写大学入校表格中出生日期一栏时，周恩来写道：那是在“民国成立之前的第十三年”(2) —一个令勤劳的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共和国，周为了巩固这个共和国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周恩来出生时，一个旧的世纪正在走向死亡，因此，他的童年经历了犯有时代错误的清朝皇帝统治下的最后几年，而这个清朝皇帝则是一系列统治中国的皇帝中的最后一位。(3)

周的家庭长辈们是一些有修养的、遭受了艰难时世磨炼的绅士。他的国家竭力让人们知道，在无能政府的统治下和来自海外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个自豪的文明的国家走向了衰落是多么令人感到屈辱。欧洲列强正在欺凌中国，侵吞它的领土，强迫它接受带有掠夺条件的贸易，可软弱无能的王朝统治者们却对此一无所措。

周的父亲—贻能（1874~1942），有着玩世不恭的特点。他一生没有什么成就，但却是个开朗的人。不过，他对长期在中国实行的崩溃中的官吏制度感到不满。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县官职位，而这是他受的教育所提出的要求。他那著名的儿子出生时，他才不过24岁。孩子取名为恩来，意为“恩惠到来”，是用以对孩子的来到表示感恩和期望。但是，贻能徒劳地期待着，得到的只是外省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小职位。当周恩来几十年后成为总理时，他常常十分严肃地这样回忆他的父亲“一个地方小吏，月收入不足30元”。那时也称30美元(4)。

这位父亲温文尔雅，与世无争。在几个更富有成就的兄弟面前，他便显得相形见绌了。他置生活的压力于不顾，对那微薄薪俸甘之如饴，以喝米酒和吟颂一本诗集来打发自己的日子。在淮安的故居里，墙上有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相片。从这张相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老式大袖衫，神态玩世不恭，容貌粗糙，但却流露出安宁的圆滑老练。

如果周的父亲当初“成功”了的话，周或许获得的会是一种完全的上流社会阶层的观点。正如事实所示，周生活在像他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破产的官吏家庭”里；或用他的中文传记之一的话说，生活在“没落的封建官僚”之中，他逐步懂得了财产意味着什么，并且也更进一步感到了什么是不公平。在中国的属相中，周是生于狗年，因此，一个算命先生认为他是个具有潜力的正义的斗士—谨慎、具有超凡的魅力，但却固执，是个爱挑剔错误的人。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1877~1907），是个有才干的女人，出身于一个杰出的地方官宦家庭，娴熟于中国传统的交往。家中房间里的照片显示出她的热情和漂亮的容貌及几乎容易感觉出的聪明，而这种聪明并不是通过受教育发展而来的。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她生下周恩来的第二天便去世了，而她的悲伤或许使她失去了对孩子的兴趣。

这样一来，周氏家族特别是他的两个了不起的叔伯便承担起照料这个孩子的责任。富有传奇色彩的周攀龙—周的祖父，有着杰出的宦途经历，这曾使他于19世纪70年代在其哥哥的陪同下到过淮安。在故乡绍兴，攀龙与当地一个鲁氏女子结下了婚姻并养育了4个儿子。迁到淮安后，鲁氏曾经回到老家绍兴，过作客的生活。绍兴处于浙江省，距淮安南边有300英里，它因生产米酒、充满书卷气和拥有许多图书馆而闻名于中国。周恩来曾随鲁氏回过绍兴，但不久又回到了淮安同万氏家庭一块生活。

按照中国过去的常规，人们往往以父亲的原籍作为自己的祖籍。周恩来常说，尽管他出生于淮安，但“我的老家是绍兴”。后来，他曾经在1939年回到祖父攀龙的祖先家绍兴，向祖先的牌位表示他们的敬意并参观百岁堂。这是周氏家族六代人曾经一块生活过的地方。

如果周恩来的确如此关心绍兴的那些墓碑的话，那么这可能反映了他从小就对他的3个叔伯父所怀有的感恩图报之情。这个家庭通常把同一代的4个堂兄弟—祖父攀龙的哥弟所生的7个孩子—与他们合拢在一起。这样，总共有10个叔伯父，他们中有的是很不平凡的人物，其中有3个中了举人—中国科举制度中的第二等级，一个成了地方高级官吏和地主，另一个成了商人，有一个曾经担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在当时国内分裂的情况下，主张南北议和。

周的童年并不具有典型的上层社会的中国孩子所过的平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当还是个几个月的孩子的时候，他便被过继给了叔父贻淦，因为贻淦病得很厉害，唯恐无嗣。这种收养并不意味着要搬迁远去，他的许多叔伯都与周的父母同在一个院落内一起生活。周的生父的愿望常常可以用来解释周氏大家庭这种集体精神的非凡表现，即保证他那日益衰弱的弟弟在家族牌位中的位置能通过男性后代继续传下去。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中是非常重要的。周的生父的另一个动机是为了治好恩来叔父的疾病，而这一说法是最近才对去淮安参观的人们透露出来的。如果真是出于这一动机的话，那么此举是未奏效的。

一位中国作者评论了这一情节是如何表明“中国的传统具有一种解除无能为力的父母所肩负的重担的办法”。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位生父的不负责任。此外，生母因自己的父亲的去世而产生的悲痛，使她变得不能与自己的丈夫一起共同对孩子加以照料。这些表明，周从小就离开了亲生父母，其生身父母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并把他们留养在家中。

根据一种说法，童年的周是屡遭不幸。他被收养后不久，其继父便死了。他当时还只有1岁，由守寡的养母带大。养母是淮安陈氏家族中最了不起的妇女，她有自信心，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社会良知。周深受这位妇女的影响，以至于在其后来的生活中，他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正如他曾用此来称呼他的生母。他承认自己有两个母亲，而这使一些传记作者感到迷惑不解。

养母陈氏没有受过教育，(5)据说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暴烈脾气，使她不可能让人来教她。她没有读过书，因此她的一些才艺仅局限于普通女性的料理家务，诸如做饭和刺绣等。但是，她却强有力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威，通常以严格的家教来对孩子们进行约束。当她站起来时，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周胆敢坐着不动；当她发脾气时，没有谁敢插嘴多言，除非周有可能面带微笑提些谨慎的建议或尽力使她消气。她肯定对恩来有着偏爱，她思维敏捷，据说她能在与当地佛教法师的辩论中坚持自己的观点。

她喜欢讲故事，尤其是讲那些抗暴起义的古代传说。在她的身边，听着这些故事，周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而这可能使他反抗家长专制的梦幻得以正式形成。他的同事们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对他了解这些故事的程度及这些故事仍能够使他激动不已而感到惊奇。“我感激我母亲的指导，”他这样说，“没有她的关心照顾，那我就不能够在事业追求方面培养任何兴趣。”

然而，在周的性格发展过程中，起过促使其形成作用的另一位妇女，则是那个家庭奶妈。她非常喜爱他，常常告诉他有关周家大门外农民们过着的艰苦生活。她详细给他讲述50年前太平军起义、惩处贪官污吏、劫富济贫的故事。

当周6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时来运转，她和她的弟弟合中了1张彩票，得了1万元的奖。他们有了这笔钱，就住到了他的外祖母的家中。这里离大运河约有10英里路远。在这个地方，她厮守着一个古怪的家庭。这个家庭包括她的丈夫贻能（周的生父）、周恩来、周的两个弟弟恩溥、恩寿，以及周的养母。尽管周的那些亲属关系不断地从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小家庭转变到另一个小家庭里，但他始终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

在淮阴，周进入了他外祖父(6)留下来的大藏书室。在这3年间，他培养了对唐诗的兴趣（他对古诗的深刻记忆，后来使他的朋友们均感到惊讶）。

这是他这段生活中较为轻松愉快的一面。然而不幸的是，其生母中奖的钱不久就花光了。她的身体状况也随着命运而不断下降。当时，中国的这一部分土地正遭受饥荒和经济萧条的严重破坏。周此时才9岁，却不得不经常往当铺里跑，并到亲朋家借债，然后从药店里买些药回来给他那痛苦的母亲治病。但是，她的病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于1907年离开了人世。

正像周恩来仅仅不到1岁时就“失去”了养父一样，当他现在才10岁时又失去了两个母亲，因为他的养母在他的生母去世后不久也离开了人间。他分别从两个母亲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他从生母那儿继承的是身体方面的东西，而从养母那里继承的则是文化修养方面的东西。但是，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两个母亲中的位置。“我婶子，”他后来解释道，“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便成了我真正的母亲。在10岁之前，我一直跟着她，甚至一天也未离开过她，直到她和我的生母两人都去世为止。”

在周仍未跨出童年之前，无疑这是他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他和他的那些逐步衰落的亲属(7)伤感地回到了他们原来在淮安的家中，生活变得更为贫穷了。只有诚实厚道的老奶奶继续留下来照料周和弟弟们。他再度开始往当铺里跑，被迫负责在院子里种点菜以养活家人。

但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好的一面是，它能为有抱负的年轻人开辟一些途径。此刻，周的其他几个叔伯开始对周产生了兴趣。据说其中有一个在回淮安探亲期间同周进行了一次谈话，并让他到北方去。根据另一种说法，是周主动给他的两个叔伯写信的，而这种说法听起来更像其他人后来回忆的那样，即周“说过以后便出走了并一直走自己的路”。

在12岁那年，即1910年春天，周离开了他那绿色遍布的家乡，来到了遥远而干燥的北方。这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满洲，日本对它长期投以贪婪的目光。这两个当时在满洲工作的伯父都在现在的辽宁省。(8)周首先住在铁岭，恰好这时他父亲也在铁岭，他同父亲住在一起。贻谦在一个税务所工作，他乐于给侄子讲清楚国家究竟是如何四分五裂的、需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以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效率。周开始阅读有关历史上革新者的书籍和小册子，如梁启超—他的革新思想曾遭到宫廷的镇压。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扎过辫子。我满脑子旧思想、旧东西，甚至连资本主义都不接受（后来接受了一些）。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几个月后，周进入了附近的一所第一流的小学读书。他的伯父贻赓没有孩子，所以不久便把他领走，让他在奉天（今沈阳）进了一所更好一点的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校靠近沈阳老城的东门，作为传教士赞助创办的学校，它与其他学校相比，要显得更加进步些。在此校3年间，周在书法和国文两门功课中均属全班第一。他的一篇作文被指定为全区的范文，还有一篇被选入一本集子中而发表并参加了评展。

他采用一些办法来对付学校中的那些恃强凌弱的学生，而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反复使用了这一战术，与那些受欺负的人结成朋友，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条联合战线，以反对那些横行霸道的家伙。然而，同样的一个朋友却把他描绘得“害羞”，特别是当他被点名站起来朗读课文的时候。

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的是，他似乎确定知道自己想学点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学。他在家坚持广泛阅读历史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一次，校长问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得到的都是些很平常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或“为了找份好工作”。只有周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十几岁的青少年周，现在已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开始与其终生的世界观相接触。他的身边现在都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男性长辈。在家接触的是他过去远离的伯父，在学校则是他的新老师。历史老师高(9)给他介绍了一份激进的刊物，其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政治见解和令人兴奋的民族主义语句。周开始了解到达尔文、米勒、卢梭及宪法保障下的人权概念。通过阅读有关康有为的文章，他脑子里产生了乌托邦式的自由世界的梦幻，追寻共产和理想的共产主义。在他的同代中国人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方面的热心者，包括湖南省的另一位颇有头脑的十几岁的年轻人—毛泽东。

这些年轻的革新者—包括周，他们的靶子是当时的政府对大众愿望的置若罔闻、中国施政的专断蛮横、当政者对欧洲几个世纪来都已公认的甚至是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冷淡漠视、妇女的低下地位、痛苦落后的女人裹足陋习，以及对智力活动与教育的极为严格的束缚。

周的老师通过向他介绍著名的《新民丛报》，给他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这个杂志中，梁启超以激昂的情绪抨击了当时的那些非正义、不平等的现象。这两个老师为周恩来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起谈论早期革命者的殉难事迹，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周和他的同学们潸然泪下。

周在东关模范学校就读的第一年，一个偶然到来的机会使周的一些理想得以付诸实践。1911年，革命党人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当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沈阳的大门时，历史老师高毅然剪去了他自己的辫子，或者叫“猪尾巴”，蔑视那古老可笑的人人都得扎辫子的满族制度。周也剪去了他的小辫子，加入那些从异己的清王朝习惯中解放了自己的中国人的行列中。然而，不久他便感到迷惑不解，因为革命党人分裂成了一些集团和派别，各自追逐着他们自己的利益。

唯一的一个有前途的政治团体（其中包括孙逸仙）是1912年创建的国民党，其政纲是使共和国实行议会制。周后来在这一阵营内度过了几年正式的政治生涯。

由于周来自鱼米之乡，那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因此，他发现中国北方显得萧瑟奇异。学校的其他同学都比他个子高，体格也比他壮，所以他们称他为“小南方佬”，也含有“小蛮子”的意思。他们以高粱、小米为食，而见不到他曾常吃过的大米。“我1910年来到沈阳，”他后来回忆说，“在那里生活了3年。当我刚到时，我扎着一条小辫。我的身体之所以现在还这么好，应该感谢沈阳的高粱米和从黄土地上刮起的劲风。”

“在满洲的生活是有好处的，”周回忆说，“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无论是冬夏，我们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的骨骼长得更大了，也锻炼了我的肠胃，这就使我的身体能够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一个敬仰周的人格的人把此归因于一种“中国的南方人独特的灵活性与北方的勇猛相融合的保持平衡的混合物”。或许，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从中国的这两个“世界”中得到了最大的受益，从而更能够理解并敢于领导这个幅员辽阔并且变化万千的国家。

1911年，有个朋友带他去参观仅在6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的一个战场遗址。他这个朋友的祖父气愤地讲述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还讲到了那些被屠杀的及遭受侵略之痛苦的中国人。据说，周当场悄悄地发誓，要报仇雪耻。在13岁那年，他已经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了。

周于1913年即他15岁那年，毕业于在沈阳念书的那所学校，沉浸在一片鲜花的告别之中。周给一个朋友题写了如下激动人心的话：“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当中华在全世界飞腾之日，希望我们能再度相会。”(10)这个特别的男同学很幸运地生活了以后的40年，他拿着已经破烂的字条到北京去找周总理，以证明周总理敏锐的判断力。作为一个中年的掌权人，周重新读了他青少年时所写的似乎具有崇高境界的字条。他可能对他在1913年写的带有沙文主义急躁情绪的这种纪念物并不完全感到舒服，因此，据说他很快把这个字条藏到一个没人能够发现的地方。

60年代，在一个很少公开的有关他的家庭的参考资料中，周恩来总理解释了他为什么有半个世纪没有回去访问过他的家乡，尽管周已经“把我家的房子捐给了政府”。他的婶母曾不太合适地指出了“我出生时的地方，事实上她并非真正知道”。江苏省委坚持要保留一间房子作为纪念……“介绍这种封建的思想会有什么好处呢？这难道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再说这还牵涉到一些祖坟，尽是些没必要的东西，请采用深葬法了之。”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想不引人注目地从淮安这一景象中消失，但是人们理所当然对这位当地英雄持有纪念的兴趣。

他的童年始终在不寻常地变换着—身躯从中国的沃土中心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情感上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便从他的生身父母那里送给了他的养父母。接着，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他便开始痛苦地料理两个母亲的丧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他愉快地投入了500英里之外的伯父家中。每当他谈到家庭的早年破产与应酬门面及自己在中年时对老父亲在经济上的保守行为时，总会流露出一种控制不住的痛苦感。由于生父没有尽责任来照料他，养父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之前就去世了，而几个叔伯又只是部分地对他起了作用，所以周从未有过一个令人满意的父辈形象，也没有一个成年男子的行为举止可以作为榜样来效仿。

周把这些经历作为从事革命事业的基本磨炼。他的父辈们终生悔恨那已消失的过去，但对日益逼近的未来却永远是那么的困惑。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对他们再也不能认识到的易于变化的世界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周抑制着从小以来就怀藏的怒气，心中燃烧着已经成熟了的改造社会的**，并认为如果必要的话还可通过暴力来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