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和尚打伞（1970~1976）
1970年8月，毛在“**”中最主要的合作者林彪和陈伯达企图进行一次政治夺权。很明显，他们相信毛已经成为一位令人生厌的领袖，而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将迫使其他政治家站到他们的过激政策一面来。这个计划就是，让林彪就任国家主席，让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份由陈起草的关于天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决议。将会成为林彪集团的总理的陈显然认定，林彪比毛本人更坚定地执行毛主义的政策，而且更有力量工作。
林背着毛搞阴谋，并想在毛活着的时候成为国家首脑的想法使毛异常动怒，以至周恩来和憎恶林彪的将领居然能说服他放弃林、陈这两个追随者。面对此状，林大概决定牺牲陈伯达，以便自己安然脱身，因为这个时期只有陈伯达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中央委员会在中国的新宪法草案中插入了下列语言，毛“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首脑和全国与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在有生之年实施统治。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在讲话中指出，他的敌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指毛、周和康生。—著者），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发难……共两天半……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评论道：“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天才是靠……集体智慧。”
毛指出，林的一些讲法是错误的。“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毛把陈伯达的思想批评为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会后，陈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
毛如此残酷地攻击一个过去曾经与他过从甚密，并为他的传奇色彩贡献匪浅的同事，似乎令人费解。
但不管怎样，此时毛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影响可能非常之小，以至于他无法阻止周恩来和将军们，以及那些希望切断自己与极端主义分子的联系从而逃脱惩罚的左倾分子们，作出他们希望作的决议。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陈的倒台被党内的许多干部视为毛的激进政策现在正为党所抛弃的征兆，因为那种激进政策是陈积极帮助制定的。
3年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将陈伯达逐出领导集团，并斥之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在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所有这些一定会大大损伤毛对人的本质的判断力方面的声誉，因为主席曾经和一个证明完全是异己分子的人那么亲密地共过事。
毛自己肯定也有这种顾虑，因为庐山会议后，他马上发出了一封致全党的公开信来解释自己的立场。“陈伯达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陈伯达一直和我争论天才问题，认为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或者群众中培养起来的，让我承认他是个天才。他这么做不为别的，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投机分子……
10月1日，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出席了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庆典。在巨大的观礼台上，毛让他们站在自己两旁，而对城楼下游行的百万中国市民，俯瞰天安门广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获得如此之高的荣耀，外界普遍认为它是一种和解的姿态。毛对于美国的思想路线，当然没有变。是年早些时候，他在有关印中关系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尼克松的法西斯主义暴行”。
1970年11月，毛长期等待的美国承认终于有了突破口，它是作为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进行国事访问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几星期前，这位巴基斯坦人曾在白宫与尼克松总统交换过意见，现在他给周恩来带来了一封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信中建议由一名高级美国人士访华。周对此未作任何鼓励，但答应晚上和毛商量一下。
令叶海亚·汗惊讶的是，第二天周告诉他，中国欢迎尼克松的建议，并非常高兴接待“一位高级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周还说，毛自己评论道：“这是第一次通过一个国家首脑把一个国家首脑的信转交给一个国家首脑。
当1969年最北端的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剑拔弩张之际，美国人的行为无疑是最能激发毛的兴趣的东西，它促使毛改变了主意，邀请尼克松。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但至少尼克松曾经拒绝给苏联攻击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
在这些戏剧性的变化过程中，埃德加·斯诺一直在中国旅行。12月10日清晨，在北京饭店他很早就被叫醒了并且得到通知去毛在紫禁城的寓所里吃早饭，他们一直谈到下午。
斯诺注意到，“他有点感冒。他疑惑不解地大声说，医生好在哪里。他们连感冒这样的小病都防止不了，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他同意斯诺的建议，试服几剂林诺斯·保琳医生推荐的维生素C。
他们讨论了斯诺写的关于他们六年前的那次谈话的文章。那时，毛声言，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而且有存在的理由。但现在，无疑，个人崇拜搞过了头。毛说，对于人民来讲，要克服三千多年以来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是非常艰难的。他列举了给予他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他的评价是，真讨嫌。它们最终都要被丢弃，只有“导师”会保存下来。自年轻的时候在长沙以来，他时常当教师，现在仍想保留这种身份：“其他的头衔统统丢掉。谢谢”。毛又一次说他“会很快去见上帝”。
斯诺谈起了中国最近控制生育方面的进步。毛领会了他的意向，说，不。农村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假如第一个是女孩的话，她们会继续生育，力图有个男孩。斯诺又谈到了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毛则谈了他对中国和美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如果苏联没有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毛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高的工业生产力和大学教育水平。他将很高兴看到那里出现一个革命政党，尽管他并不奢望最近的将来它就能产生。
毛继续说，中国正在研究允许美国的左、中、右三派人物访华的问题。像尼克松这样的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人物可以允许来吗？是的，毛自问自答道，尼克松应受到欢迎。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必须和尼克松一起来解决。毛将很高兴与他会谈，不管他作为旅游者来还是作为美国总统来。
中国还将学习美国通过分权—把权力和财力下放到50个州中—而获得发展的经验。中央政府不能包揽一切，中国的未来要依靠地区和地方的主动性。
斯诺问道，苏联人是否怕中国。毛回答，据说是这样。一个人甚至会害怕屋中的几只耗子，也许他担心它们会吃掉糖果。如果有必要，争论将不得不继续一万年。但是，柯西金来的时候，毛却告诉过他，会谈后苏联人可能要被指责一千年，不会再多。
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认为自己只要发一个命令，其他人就得遵守。他们没有意识到有人不想这么做，其中就有谦卑的毛本人。中苏两国的思想分歧现在已变得水火不容，但他们最终会在两个国家之间解决存在的问题。
当这一天的上午结束时，毛陪同斯诺走到门口，并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带着一把破伞漫游世界的孤独的僧侣。汉学家指出，中国短语“伞下僧”是个双关语，意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71年初，毛开始反击林彪，他改组了华北和北京地区的军事领导机构，撤换了38军中亲林的指挥官，并把该军调出北京，这样一来，便抽掉了他的前副职的权力基石。同时，毛及其私人随从悄悄搬出中南海，因为他们的敌人已潜入那里。后来，他们声称，在中南海吃、睡都不安全。
林彪及其妻子、儿子计划在遥远的上海或其他中国中心城市孤注一掷，发动反毛的军事政变。林的儿子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与空军有着关键性的联系。
3月18日，这位林家少爷对两位空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制订一个政变计划。”还说“子爵（指他妈妈）说必须注意安全”。
两天后，第三位空军高级将领抵达上海，参加了讨论，最后，在3月22日和24日之间，著名的《571工程纪要》出笼了。中国“五、七、一”的谐音正好是“武（装）起义”。
林能继承毛的御座的各种方式都由他的追随者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根据其中一人的坦白，他们感到和平演变是最理想的，但需要5年或6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可能发生很多变化，“没有人能够预见领袖（指林彪）目前的地位能保持那么久”。
林彪毕竟有可能被他人取代。“一切都无法预料。主席的威望那么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另一位助手表示异议：“统帅是主席自己选的。”“刘少奇也是他自己选的。”第一个说话者反驳道。于是宁肯提前采取夺权行动的计划便订了下来。
要想保住林的地位以便继承毛的权力，一种方式是除掉张春桥（被认作林的主要对手）；另一种方式是“危及主席的个人生命”，但这会导致难以控制的政治局势的出现。
4月，毛运用他所喜爱的侧翼击敌而非正面进攻的策略开始行动。他安排了一次有99位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会上进一步批判了陈伯达，而且要求忠于林的5位将军（包括林的妻子）做自我批评。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林的妻子非常紧张以至于想马上实施571工程，但林决定等一等。
8月中旬，毛离京去各省秘密巡视以搞清林彪的行为和作用。他攻击林在政治上利用叶群，对此，他的许多听众肯定在内心里认为，这也适用于江青。毛说：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4个人(20) 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这无疑是要消除下述事实给毛自己的声誉所造成的损害，即陈伯达长期以来是毛的私人秘书。当然，毛的话也拉开了自己与妻子的距离，后者在毛最后的政治斗争中正走向舞台的中心。
接着，毛列举了“十次路线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对党的领导（实际的或潜在的）一度受到威胁—这就是1927年的陈独秀；1928年的瞿秋白；1930年的李立三；1931年的罗章龙；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1935年的张国焘；1953年的高岗；1959年的彭德怀；1967年的刘少奇和1970年的林彪。
当毛正在发表上述谈话的时候，据说林的人正计划在从杭州到上海的路上炸毁他的火车。但是，林的女儿豆豆，良心发现，急冲冲地跑去告诉了周恩来这一阴谋，周得以及时地向毛发出警报，毛的生命因此得救。当毛于9月12日未损毫发地返回北京之际，林乘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掉头逃往西北，大概是要去苏联。但是，飞机于凌晨2点半坠毁在蒙古境内，据报道，9位乘客全部罹难。反叛结束了。
毛对林总怀有某种轻蔑，可能是因为林智慧有限。这位瘦削的、一味顺从的、优柔寡断的人物完全缺乏领袖的魅力，令人惊异的是，他在中国领导层内居然爬得那么高。只有勃勃的野心驱使着他。在一次莎士比亚也会叹为观止的讲话中，毛说：“林……一天吃一斤多肉，还是没有胖。就是10年以后他也会这样。”整个世界仍然等待林彪衰亡的真相，对此，只有毛主义者知晓。但是，至少可以说，林未能组织一次成功的暗杀。
几天之内，林死后的声誉便受到全中国的咒骂。一家省广播电台把他骂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1972年2月21日，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尼克松总统飞抵北京会见毛。多少世纪以来，诸侯王公携贡物来到紫禁城，但从未有过一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首脑来到这里向中国领袖致意。
尼克松在飞机降落后的三个半小时内，就在中国电视摄像机下坐到了毛的办公室里。毛在一位秘书的帮助下站起来。
当他握住美国总统的手时，第一句话是：“我说话不太利索了。”后来，周恩来告诉尼克松，主席患支气管炎大约有一个月了。这次握手并非仅有的一次，在后来的会谈中他又握了一次。尼克松在日记里将它描绘为“最感人的时刻”。当毛伸出手时，“我也伸出手，他握了大约一分钟。”
当时在场的基辛格说，他曾让哈佛的学生阅读毛的著作。毛作了一个表示反对的答复，但尼克松评论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的进步，改变了世界。”
毛坚持道：“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是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他们善意地取笑了毛和蒋介石各自给对方起的名字，以及基辛格用漂亮姑娘作秘密访问巴黎和北京的掩饰的技巧。
毛畅笑着说：“你上次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我喜欢右派。”他继续热烈地谈着他的话题，并提起了爱德华·希思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他吐露说：“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尼克松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他当着毛的面引用了他一首诗中的一句话，毛现出欢愉的微笑。在最后的笑谈中，毛又说，当资本主义被击败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作为个人，不要在被打倒之列。
他解释道：“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亨利·基辛格发现毛“……异常超重，但有着惊人的支配周围事物的能力。的的确确，他有意志力。毛……用这种意志进行统治”。
“我们只谈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实在无法知道毛在一天之内是否有比一个或两个小时更多的有效的精神力量。但他身上的确能够发出一种几乎让人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最近，我重新翻阅了我们会谈的记录，发现它是一出瓦格纳戏剧的序曲。后来我们和周恩来会谈过程中所讨论的每个问题几乎都在同毛的谈话中提到过了。
尼克松访华提高了毛的威望，大概毛在同意这次访问的时候已经心中有数了。在取得这一成功后，毛的同事要想再次让他靠边站肯定是很困难的。但是，党内的激进分子则把这次访问视为令毛丢脸的事情。他们的观点可以从几年后据说是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所作的一次内部讲话中窥其一二。这次讲话是关于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华问题的。乔解释说，伊梅尔达是“通过一次选美比赛挑选出来的”。“她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儿，在这种制度下，资产阶级玩弄妇女。从这里你可以知道菲律宾总统及其夫人代表的是哪个阶级。但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和他们会谈，就像我们不得不邀请尼克松并和他会谈一样。毛主席的光辉就在这里，他能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尼克松之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他是来和周恩来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后来，两位国家首脑一起去看望毛。
毛问他们：“你们吵完了吗？争吵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田中谨慎地答道。
毛继续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然后，毛又简略地谈到食品和饮料：“不要喝太多的茅台，那样对你有害。”
田中应道：“我听说茅台有65度，但我的确喜欢它。”
“噢，不，它有70度，不是65度，”毛说，“谁告诉你错了？顺便说一句，中国有许多古老的东西，让它们束缚住你并不好。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尽管如此，似乎你在日本的选举中要度过一段艰辛的时期，不是吗？”
田中谈到了他所经历过的11次大选，在这些选举中他在大街上发表了许多演说。
毛评价道：“在大街上讲话是件费力的工作。请你保重。”
这位日本领导人解释说，在日本不去大街上演讲，任何人都不会当选。
“你们的议会制度怎样？”毛询问。
“它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日本好像也有许多问题，不是吗？如果你必须走到大街上去讲话，那么，你的确有个艰辛的时期。”
毛赠给这位日本人几本书，说：“我非常喜欢读书。我想这对我的健康不好，但不读上一本书，我就睡不着。
毛的妻子和一位美国人的会晤可没有这么简单。后者是一位年轻的说汉语的来中国研究妇女运动的美国学者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决定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威特克进行一系列的会谈，大概江认为找到了她的埃德加·斯诺。在1972年8月间，她和年轻的美国来访者大约共度了60个小时，她披露了自己对葛丽泰·嘉宝的崇拜，对好莱坞电影的欣赏一类的情况。这些后来在威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中面世。
尽管江青的这次冒险得到过周恩来的同意，也得到过汪东兴—毛的贴身警卫的帮助，但是，很明显，她没有征求毛的意见。据江青的敌人说，毛对此事非常生气，认定江的目的就是要树立她的声望。毛还感到党和国家的机密，以及个人的私事被出卖了。据江青的反对派说，由于威特克的访问，自1975年秋开始，毛的身体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此后不久，毛就不再和妻子一起生活了。
从这时起，中国出现了下述谣言，说江青有时向毛要钱，毛把自己的一些稿费给了她。—据说，有一次数达1.5万元。很明显1973年以后江青的寓所搬到了靠近玉渊潭的钓鱼台国宾馆。尼克松和其他外国高级人士曾下榻于此。据说，江若想见毛，必须先写封信。
如今，江在中国已经成为极不得人心的女士。
1973年8月，毛主持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由周恩来组织安排。会议通过的公报将林彪斥责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不管怎样，周已患不治之症癌症，所以，毛的新接班人问题变得很难处理。
9月，蓬皮杜总统来访。毛向这位法国访问者说的第一句话是：“噢，至于我，已经垮了。我被病魔压倒了。”他提到，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曾批评过中国。他解释说：“那时，什么人都反对我们。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冷漠一些……美国人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至于赫鲁晓夫……1955年他对阿登纳说：‘帮我反对中国吧。’”
蓬皮杜说，他会见了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双方都宣布要和平，和平是有依据的。
毛不以为然地挥着手说：“我一点也不同意。早晚会爆发战争。最好的计划是推断一下战争的最终结果。只有在战后，你才能考虑和平的可能性。另外，我们也可以放松一下戒备。”
毛对基辛格和拿破仑作了评价：“基辛格喜欢下达简要的命令，他的意图经常是很不明智的……拿破仑的办法最好。他解散了议会，自己选人进行统治。”
蓬皮杜询问了中国的人口情况。
毛答道：“噢，连我也不晓得确切数字。我不信我们有8亿。就是达到7亿，我也怀疑。人口普查搞得中国人似乎总在增加，另一方面，又总在表明收成不断减少。”
之后，谈话又迅速而概略地转到拿破仑的战争，纳尔逊和威灵顿，甚至亚历山大方面。毛的知识令人钦佩，只是在一个小问题上出了点偏差。他说：“那位法国大使说起法语来像是带着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口音。”
蓬皮杜指出：“拿破仑有意大利口音。”
“是的，”毛说，大概他自己想起来了，“人们都笑话他。
在最后的岁月里，毛接见了世界上数十位国务活动家，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扎伊尔的蒙博托、加拿大的图德尔、澳大利亚的怀特兰、尼泊尔国王奈尔雷亚、阿尔及利亚的保比·迪恩、巴基斯坦的布托、塞内加尔的桑格和尼日利亚的高汶。
1974年，毛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批臭林彪，根除其思想影响的运动，并且和批孔一起展开。他的派系中的激进人物，包括他妻子，企图把批孔的矛头转向温和主义者、中间派、现实主义者—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死前所面临的最后一次挑战是抑制他妻子的野心。
1974年3月，他给妻子写信说：“……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但是，江青继续给毛写信，毛又答复说：“即使你见了我，我们也无话可说。已经见过多次了，但你从不执行我的指示。你总是谈琐事；从不和我讨论主要问题。中央委员会里有二百多人，你要和他们交谈并见诸行动。你要有自知之明。别人对你有意见，你不知道吗？
如今，毛放松了对政府的控制，因为现政府是由几乎势均力敌的两派组成的，非常便于平衡。这两派是周恩来为首的现实主义者和所谓的“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期间在上海作为青年领导人提拔的纺织工人，后来突然被推上了党的副主席的职位）—为首的激进派。
4月，当周恩来因癌症住院的时候，激进派确保自己继承毛的权力的机会陡然增加。没有周的坚定领导，较易接近毛的激进派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几星期后，江青开始接待外国贵宾。
江开始凭借自己的头衔集结政治势力。7月，她被奉为“毛泽东思想的解说人”，直到此时，这个荣誉只给过周恩来和林彪。新闻媒介开始大吹大擂女皇武则天—公元7世纪一位著名的统治者和一个短命王朝的开创者。平民出身的武则天原是地位低下的妃子，她抱着要在帝王的感情世界里居于首位的雄心踏入皇宫。皇帝死后，他的儿子和武结了婚。后者帮助新皇帝妥善地处理国事，被尊为贤明皇后。丈夫驾崩后，她自己登上了御座。半个世纪以来，武进行了无数的改革，包括妇女地位有所提高。1974年，对她的品性好的一面和她统治期间的功绩的重新讨论，明显地是与江青的政治未来有关的。
是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在他的同志面前批评妻子，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还告诉她：“你也是难改呢。”毛对同志们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接着又对妻子及其三位激进的同僚说，他们不应结成“四人小宗派”。
当炎热的气候过去后，毛又去南方旅行了。这次是去家乡长沙。后来，他的助手回忆说，在那里“他穿的那双补过多次的拖鞋又破了。他仍然不愿扔掉这双拖鞋并让助手又缝补了一次”。
但是，毛并没有安静地住多久。10月中旬，年轻的王洪文带着一连串攻击周恩来的令人动容的断言抵达长沙。这位年轻人报告说：“看来第二次庐山会议正在北京酝酿。我没有告诉周总理……我要来湖南。我们4个人开了一夜的会，他们同意我来这里向您报告。当周总理休息的时候我离开了。来这里我冒了很大风险……尽管周总理病得很重，但他正‘忙着’找人谈话。经常拜访周总理住处的人包括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李（先念）同志。”然而，毛对此毫无反应，只是说这些都要双方当面对证。(21)
11月，毛又在江青送给他的书信的空白处亲笔写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
据说，一星期后，江青又给丈夫写了一封令人惊讶的信，在进行卑鄙的辩解和气势汹汹的抱怨的同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据推测她给毛写道：“我辜负了主席的期望。因为我没有正确的自我评价，醉心于过高地估计自己。我的头脑一直很糊涂……有些不寻常的事情确实让人恐惧。我惊醒了……自从九大以后，我几乎无事可做。我被冷落了，几乎没有工作……后来，她的敌人指责说，她还要钱和官职。
毛的反应是，拒绝承认她清闲。他写道：“你的工作是研究当前国内和其他国家的形势。这已经是个很繁重的任务了……不能说你无事可做。
第二个访问毛的人是他年轻的侄女王海蓉，王转达了江青的要求，即正在为大约于新年之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人事安排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把推举王洪文作为一项议事内容。毛生气地听着“侄女”的叙说。他告诉一些同志：“江青有野心，有没有？”
尾声接近了。毛没有参加1975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两次重要的会议。尽管人民代表大会于北京开会期间，毛精神颇佳地在他的南方别墅里接见了保守的西德领导人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如今，任何事情都与党和国家领导职位的任命联系起来，那些在“**”期间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的人被恢复了名誉。
毛将这些事情大胆地交给周恩来去处理，但他的确提过，鉴于邓小平已经改正了“**”期间的错误，因而应当恢复邓的副总理和其他职务，让他负责周患病期间的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这和4位激进主义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后来，王海蓉又一次代表江青向毛报告说，在毛任命了邓小平以后，他妻子几乎不喜欢所有的政治局成员。毛的回答极为简洁：“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您呢？”王小姐问。
“她不尊重我。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个预言完全成为现实。
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力图做自我批评，但是后来她坦白道：“我没做彻底的检讨……我无法转变思想……理解了存在着四人帮，有助于我意识到这一现实会引起宗派主义，会导致党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有助于我理解主席为什么在去年三四次提到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到这是涉及原则性的重要问题，主席很少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5月3日，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以警告的口气批评江青等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在毛的这个人生阶段，许多事情是通过中间人去做的。很明显，在个人访问的场合中，毛最愿意倾听的是年轻人的诉说。“四人帮”选择王洪文或王海蓉而非毛自己的妻子去为他们说话。现在，江青又安排另一位年轻人和毛住在一起，他就是毛的侄子远新。这个男孩受江青的影响很深。一般来讲，他生活在毛的身边，是极易利用毛的体弱状况来为“四人帮”灌输激进材料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以毛的名义逐步发出有利于激进派事业的指示。
9月，江青坚持应当在电台上广播她在一次会议中的讲话，并印发原文。根据毛的继承人华主席在毛逝世后的说法，当时毛的反应简短且击中要害。
毛驳斥道：“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根据毛的工作人员讲，毛警告他们提防他妻子。他曾经告诉他们：“江青是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她也害怕群众。你们要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有我在嘛。
1975年7月，毛接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他告诉这位泰国人“水门丑闻”是因为“美国政治言论过于自由……”的缘故，“你身边正好有部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有什么错？美国大多数人喜欢玩录音机。”
毛抱怨腿疼，视力不济。他说话时嘴唇抖个不停。他告诉克立怎样与泰国共产主义暴动者战斗。他向克立保证：“你们不必担心泰国共产党，它存在10年了，但没有一个泰国共产党来看过我。
下一个来访的国务活动家是西德总理赫尔穆斯·施密特，他把毛描绘为一个坐下或站起都要别人帮助的人。“他的嘴张着，颚下垂着，脸就像头盔一样僵硬……毛说话的声音很小，只能断断续续地发出困难而嘶哑的声音。3名妇女……看他的嘴唇。在无法确定他说的是什么时，她们就相互协商，然后再通过毛印证她们理解的是否正确。出现混乱时，毛就用一支软笔在信纸上迅速而充满信心地写下他要表达的意思……”
毛向这位总理抱怨说：“没有人听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德国谚语：“滴水穿石。”
毛沮丧地答道：“我没有那么多水了。
年底，戴维和朱丽叶·艾森豪威尔访问了毛泽东，并发现他很关心年青一代的问题。朱丽叶·艾森豪威尔写道：“实际上，他是在表明，他对自己的人民，特别是未经考验的年青一代心存怀疑和失望。”他对革命将会被永久地继承下去的机会的评价没有超过50%。
毛告诉这对美国夫妇：“年轻人软弱，必须提醒他们要斗争……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肯定没有东西能离开斗争……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毛说话的声音像是喉鸣—“刺耳、单调、吃力”—当会谈结束时，朱丽叶·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瞥所见到的是“一个疲劳的人正转过身去，吃力地与护士说话，然后被带走，重新一个人独处”。其他来访者则发现毛脸色苍白，精力耗尽，嘴里流出口水。
1976年初，周恩来与世长辞。显然，周比任何人都更坚定更忠诚。如果他比毛活得时间长，毛本来希望他能在接班人问题上起到桥梁作用，现在这已不可能了。江青为首的激进派希望能全部接管政权。作为中央委员会里地位仅次于周的高级人士王洪文—10年前他只是一个纺织工厂里的治安保卫人员—现在接管了周的那部分工作。人们宣称，毛曾绝望地叹息道：“如果让王洪文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挨饿。”
令人大为惊诧的是，毛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接替周的职位。据说，最初华对这一职务推辞不就，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其中，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则是事实。
据说，毛对他讲道：“我任命你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水平不高。一个人有缺点就不会骄傲，并且会不断地提高自己。”
当毛的警卫负责人汪东兴对毛的任命道贺时，毛解释了他选中华的原因：“首先，他有专区和省级工作经验，在当公安部长的几年中表现不错。其次，他忠诚、老实。第三，他不狡猾。
从华的履历和为人所知的观点方面看，他个人一方面不会遭到激进派的反对，另一方面也不会招致现实主义者和右倾分子的嫌恶。
事实上，这是毛作出的明智选择的前提条件。毛自己的确于1月21日和1月28日两次向政治局提出任命华国锋的建议，的确于2月2日签署了任命华为代总理的中央委员会文件。但我们还没有其他人关于毛在整个事件进程中的作用的说法，我们有的只是在此进程中主要的得益者华主席本人所提供的材料。
“四人帮”对于他们派系中没有一人取代总理的职位愤怒异常，于是把枪口转向了他们的对手。
据说，毛于2月份以一种备忘录的形式向党发出了他对邓小平的看法。他说，邓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和应该起用的人才”—绵里藏针。他的缺点是过于自信，拒绝批评。
可是，毛仍然欣赏邓，除了对邓反对他的文化革命政策不满外。赫鲁晓夫回忆说，毛曾经给他指出过邓并说：“看到那边的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前途远大。”起码邓是坦率的，当他与毛发生分歧时决不搞阴谋。
4月5日，所谓的清明暴乱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周恩来的支持者力图通过对周的祭奠来表达内心的敬仰。但是，他们受到激进集团的无赖们的扰乱。似乎是毛的侄子告诉给毛一系列的谎言，说该事件引出了许多麻烦，并说服毛免去对事件要负责任的邓小平的职务。接着，华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并被正式任命为总理。根据华自己的说法 ，这些都是“毛主席的个人意见”。
叶剑英敦促邓离京避难。后来，邓又参加了一次充塞着激进学生的政治局会议。于是传闻遍布中国，说邓小平如何低下目光听了一会儿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但是，当谴责达到**时，他却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去上厕所了。在那里，他待了两个小时，这足以消弭学生们的热情，并达到挫败会议的目的。
4月底，毛接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杜。后来，华留下来继续和毛交换意见。他把毛的话整理成三条指示带走了。这三条指示是：“（1）慢慢来，不要着急；（2）按既定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
一个朝代行将结束的不祥之兆明显地出现了。3月，一颗陨石坠落在吉林省境内。《人民日报》回顾历史说，公元前3世纪，一颗陨石落地一度引出有关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死后国土会四分五裂的谣言。7月，唐山发生了劫难性的地震。许多迷信的中国人认定，一个伟人的去世就在眼前了。
9月，毛开始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他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这位老人现在正处于他最后的人生旅程上。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他与世长别。
在如何处理遗体问题上，并没有立刻作出灾难性的决定。越南人被问及他们是如何保存胡志明的遗体的。经过良久的犹豫和心理斗争，终于下定决心剖尸，使用化学药品，以便遗体能在一栋宽大而静穆的房子—也许是毛为自己要的最后一件东西—中展出。
华亲自负责此事，可争吵越来越凶。有人发现江未经授权就拿走了毛办公室里的文件，并断定他们进行了篡改。当受到华指责时，江青抱怨道：“毛主席尸骨未寒你就想撵我走。你就这样报答毛主席提拔你的恩情吗？”
华答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的恩情。我要求你完整地归还毛主席的文件。因为我想报答毛主席的恩情，让每个人都团结起来，永远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至于赶走你，我还没有这个打算。你只要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人敢撵你出去。
在长达一代多人的时间内，始终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人物的去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当公民们跌跌撞撞地走过他的灵柩之时，泪如泉涌，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力图调节无法填补的内心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