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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因为蒋不想触怒亲共的左派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缘故，蒋在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需要他们的支持。毛的对手张国焘后来指责毛拒不出席讨论如何对蒋的政变进行反应的共产党会议，而是采取不卷入漩涡的态度，“袖手旁观”。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很难采取什么行动，尽管有一份俄国人的报告说毛敦促苏联迅速采取反蒋行动。
在国共两党突然分裂的日子里，毛在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上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在北伐将经过的省份开展农民运动。他把农民运动和蒋的军事计划联系在一起，以从国民党那获得对农民工作的最大支持，农村工作最终使共产党获得了基层群众的支持。毛这是与斯大林唱反调，因为斯大林反对北伐。
共产党的“桂冠诗人”郭沫若在这一时期曾见过毛，留下了一段对毛的肖像描写：
“毛泽东留一头短发，中分，倒向两边，一瞥之下给人一种谦恭有节而又深奥莫测的印象。皮肤白皙，说话时声音低沉柔和，富有感染力。但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现他体态不俗，有帝王之相。在中国人中，特别在革命党党员中，说话声音这么柔和的人还真是少见。毛讲话时声音确实很低柔，再加上我一直听力不太好，所以他的话听懂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毛目标很单一，就是在他的共产党同事不能提供任何更好的帮助的情况下，利用国民党的便利条件，组织农民运动。这年夏天，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农民部部长(20) ，并前往上海讨论农民部的政策。但他发现在上海没有农民，而且也许是难以与陈独秀共事，因而毛返回广州的农民讲习所。9月，他为国民党出版的一套关于农民运动的丛刊写了篇序言，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立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在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农村革命不同于城市革命：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当不及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共产党领导人根据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决定不顾蒋的逮捕，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工作，反对北方军阀。同时为了统一战线的团结，停止讨论土地问题和武装农会的问题。毛现在又回到了长沙的根据地。这时，毛的一个助手在毛的家里工作，与毛和他的妻子在一起过了4年。他回忆说，毛总是出去活动，有时几天都不回家。陈指派毛视察湖南农民运动，可能是希望在北伐经过湖南时能阻止农民惹是生非。
但毛并不想抑制湖南农民的热情。12月在长沙农民和工人代表会议上，毛发表了一篇闭幕讲话，号召发动打倒地主的斗争。在他的指导下，农民协会立刻开始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并接管传教点作他们的办公处。
湖南省农民协会接管了长沙原属于神学院的5所房子。毛的母亲和他的老朋友蔡和森的家乡湘乡县是全省最激进的一个县，传教士被强令离开家里，20多人被农民协会在“人民权力”的名义下枪毙了。农民协会还在秋收前强征埋藏起来的稻米，作“人民的粮食”低价卖给贫困农民。
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说是令人钦佩的行动，但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人害怕农民进一步如此猛烈地实施他们的要求，那么各阶级的反帝阵线将会瓦解，国民党军队中的保守派掉过枪口来对付工农。这种担心证明是有道理的。
毛对这些相互矛盾的压力的反应是：和往常一样，到基层群众中去。但这次是为了进行细致的调查，这种调查最终使毛出了名。调查导致他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他最激烈也最熟练地阐述了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这思想使欧洲也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惊愕。这篇文章1927 年3月发表在《向导》周报上，并很快就译成了俄文和英文。共产国际的译文称之为“在已发表的英文报告中，对中国农村的状况揭示最深刻的一篇，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称它是“一篇出色有趣的报告”。
在1月份进行的考察包括5个县，其中有毛出生的家乡县，还有一个是他母亲出生的县，他在那个县走访了小学堂。在考察过程中，他顺访他的岳父，已故的杨教授在板仓的家，他的堂哥还记得他与3个贫农，1个手工艺人，1个店伙和几个小学教师晚饭后交谈至深夜的情景。他的妻子杨开慧帮助准备材料，抄写文件。报告最清楚地揭示了他的家乡农民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所展现的能量，这既使他惊讶又使他受到鼓舞。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作结论说：“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在许多地方，农民协会自己成为“惟一的权力机关”，既解决经济纠纷，也处理夫妻吵架的小事，以至于“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放个屁也有分量’”。
“如果计分合适的话，完成国民革命共以10分计，那么城市居民和军队只能占3分，农村农民在革命中要占7分，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21)
认为农民的举动“太过分”的议论是错的，农民只是对千百年来土豪劣绅暴行的反抗。“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接着，毛驳斥了国民党认为农民造反应该服从于统一战线的全国目标的论调，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革命高涨时期，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地位，“把一切绅权都打倒……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在他的“报告”中还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在革命**时期很沉闷，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
“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民。从秘密时期起，到公开时期，他们都在那里积极奋斗，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得特别积极，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得特别积极……他们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22)
这些农民被富农讥笑为“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但他们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据长沙县的调查，贫农占70%，中农占20%，地主和富农占10%，几乎所有最基层农民协会的主席和委员都是贫农，毛不允许他们因此受到指责：“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毛还描述了农民对地主采取的某些行动。
“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至于枪毙，毛报告说，只限于最坏的土豪劣绅，他举了几个例子：“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10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1,000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14年间，杀人50多，活埋4人。被杀的50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就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就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接着毛又论述了他的祖国传统的社会状况，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国家的政权、家族的社会权和鬼神系统的神权。
妇女们除了上述三种权力外，还要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然而农村妇女“也享有相当的性自由，三角关系和多角关系几乎普遍存在”）。但现在在湖南的农民革命中，这些权力都在被打倒。旧的规矩，如妇女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就被打破了。“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
但毛也警告他的读者，不要人为地加速造反的行动。“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毛在“报告”中还引用了他对一些乡农进行宣传时所讲的话，这些话使他们都“笑起来”。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他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农民新的造反造成新的禁绝。麻将、骨牌、纸牌在农会势盛的地方一概禁绝了，一个地方的农会烧了一担麻将牌。鸦片烟枪都得上缴，花鼓戏在许多地方也都禁止演唱，有些县把轿子砸了，或者农民大涨抬轿价，以惩罚富人。铺张酒宴受到禁止，在毛的家乡韶山，“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
农民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兴办夜校，而且是根据“洋学堂”的样子来办，而这种“洋学堂”过去被视为是最新式的。毛承认自己对学校曾经有过错误看法。
“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司’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14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
最后，毛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对农民的创举感到不满和惊愕的蒋介石和其他“诸公”，说他们是“叶公好龙”。叶公是中国远古时期的人物，他喜欢龙，因而在屋里屋外到处画着龙，刻着龙。但当真龙听说他好龙而下来察看的时候，他又吓得丧魂落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碰巧是毛第一次公开谴责蒋介石，后来他与蒋为争夺中国的领导权斗争了20年。而毛写完这篇报告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去武汉参加国民党左派的一个会议。在会上毛为农民反对地主的剧烈行动辩护，要求实行比共产国际更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他在武汉写了一首短诗，名叫《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4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处理土地政策问题，毛在委员会中继续有力地论证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还要没收富农—斯大林厌恶富农—的土地，要承认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试图包容各种相矛盾的观点，但遭到了左派和右派两面的指责，左派说这个决议还不够，右派则说它走得太远了。就在讨论进行当中，传来了蒋介石在上海利用自己的盟友、流氓组织、秘密会社青红帮血腥屠杀工人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消息。蒋的军队在秘密会社的帮助下，把上海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下。国民党的右派在公开活动并占据了支配地位，奉蒋为超凡神授的领袖。
毛把他那激进的土地问题决议提交给4月1日举行的中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得到了真正具有地方组织经验的农民领袖和两名俄国共产国际顾问的支持。这次会议支持毛，选他为新的农民协会的主席。
但几天后当共产党在武汉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不愿听这些主张。毛10年后回忆说：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改纲领。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交大会考虑。
大会第二天，介绍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被袭击事件中被捕，并被北洋军阀处以绞刑。在武汉参加会议的同志深感震惊，也许在决议中加强了要与国民党结盟的思想，尽管有上海的大屠杀，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蒋介石本人很担忧。毛的土地纲领不适合他们的观点，他的激进的论调被拒绝，毛被免去了农民部长的职务，只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而不是正式委员，这使毛很没面子。
几天后，毛托病不参加会议。他回到长沙，进行了第一次但不很辉煌的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及武装力量的斗争。地主们劝说湖南新军阀唐督军(23) 发布了逮捕毛的秘密通缉令。
但毛的运气救了他。他的同事向他透露了通缉令，于是毛在5月和几个朋友逃到靠近江西的浏阳。农民在长沙附近继续没收地主土地，长沙的卫戍部队进行报复，捣毁了农会和文化书社的办事处，宣布忠于蒋介石。毛的一个密友在长沙的这次“马日事变”中被杀。结果，共产党湖南省委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和毛一样逃到了浏阳，以便组织一次新的起义。
有一个报道说他们动员了30万农民准备在5月30日进攻省城，但武汉派来的一个共产党高级官员在最后关头让他们取消了这一计划。他说，进攻胜利的唯一结果是激怒唐督军，促使他向武汉推进，推翻共产党支持的武汉政府。而唐督军本来对共产党并无恶意。省委会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个“可耻的”决定，这是毛及其支持者的看法—但这个决定太晚了，未能使几千农民免遭被长沙军队枪杀的命运。毛应陈和党的领导人的要求回武汉，这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中公开采取极左的政策路线。
左派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事后都进行了调查，他们感到极度的痛苦。国民党的报告说，长沙的“马日事变”是由于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对此，毛应受到谴责。报告指出，农民协会受无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方帮派的控制，他们只知道杀人放火。
6月13日毛写了“全国农协会临字第四号训令”，伤心地承认失败。农民运动发展很快，但“土豪劣绅猛力反攻”比预期的更激烈，“而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对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一种隐蔽的批评）。在记载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和农民在过去几个月被杀害的事实之后，毛不切实际地要农民协会“请求”国民政府保护他们，保障他们进行革命和发动一场“讨伐蒋介石”的运动的自由。
“因为土豪劣绅之气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未由巩固也。”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还需要进行更彻底的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毛和他的妻子、孩子分开了，因为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他们住在一起太危险了。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妻子，17年以后他才见到他的两个孩子。现在又有了一个孩子，这第三个男孩叫毛岸龙，但在随后的动乱岁月里失踪了。他们4个人现在都被送到毛在长沙的堂哥家里躲避。
7月，共产党最后与国民党左派决裂。共产党不再与不合适的盟友合作，他们决定在秋收后发动一系列起义，7月份召开了许多会议准备起义。在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新阶段，毛将发挥巨大作用。
(1) 毛在此用的是中国式的计年法，比实际年龄大一岁（下同）。—编注
(2) 当时1块银元或1元等于1美元。此处“300”疑为“3000”，参见《西行漫记》，第107页。—编注
(3) 疑有误。实际上，毛写那封信是在1915年，而萧子升草拟新民学会的规章则是在1917年冬至1918年初。—编注
(4) 即黄兴。—译注
(5) 据历史资料，毛泽东任干事。萧瑜（子升）赴法国后，新民学会实际上由毛泽东负责。—译注
(6) 据历史资料，刘少奇、任弼时和王若飞都不是新民学会会员。—译注
(7) 指北洋军阀的第八师王汝贤部。—译注
(8)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25名准备赴法的学员动身去北京，8月19日抵达北京。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52页。—编注
(9) 据毛泽东的回忆，他当时向这位同学借了10元钱。参见《西行漫记》，第128页。—编注
(10) 《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在6月份发表。此处作者所指的宣言是《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6月间先在上海发表，7月在湖南再次发表。—译注
(11) 即易培基。—译注
(12) 毛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20年9月3日湖南《大公报》。—译注
(13) 指黄爱、庞人铨，均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译注
(14) 应该称为中共湘区工作委员会。湘区工委正式建立的时间是1922年5月1日前后。—译注
(15) 指军阀赵恒惕。—译注
(16) 此处未查到中文原文。—编注
(17) 蔡和森早于1921年底从法国回到中国。—译注
(18) 《毛泽东选集》收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无此段话。—译注
(19) 此段文字与《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20) 应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译注
(21) 此处文字与《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22) 此处文字与《毛泽东选集》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23) 指唐生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