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充分性原则

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声称，服从和内化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促成的。他们断言，有形的奖惩会促进服从，而说服、争辩和推理则会促进内化。今天，许多为父母提供育儿建议的受人追捧的专家都接受了这样的理论主张，即将服从与内化对立起来，并建议父母只以后者为目标。就像托马斯·戈登及其“父母效能训练”计划一样，这些专家中的许多人认为，内化比服从更有可能促使孩子们改善他们的行为。

但对孩子的实证研究表明，孩子行为的长期改善是一个比这更复杂的过程。把内化和服从对立起来的主要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最初的服从行为，内化本身通常不可能发生。

在社会心理学家马克·莱珀（Mark Lepper）及其同事们进行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研究中，他们对此进行了实验演示。莱珀和他的同事们安排了两组实验来研究孩子内化标准的条件。第一组实验是上面提到的“被禁止的玩具”实验的变体。在这组实验中，莱珀遵循了通常的流程，通过威胁来禁止孩子玩对他们有吸引力的玩具，他对其中一些孩子使用了轻微的威胁，对另一些孩子则使用了严重的威胁。他重复了先前的研究结果，即处于轻度威胁状态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对玩具的兴趣较小。他还发现，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这些孩子比那些受到严重威胁的孩子更有可能抵制**。莱珀的结论是：“一般来说，在较小的外部压力下产生的服从，似乎增加了随后的内化，即从心里接受成年人最初的要求中隐含的标准；在更大的外部压力下产生的服从，似乎减少了后来的内化。”

除了威胁和禁令，研究人员还发现，给予孩子的积极奖励与其继续活动模式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类似的关系。在他们的第二组实验中，莱珀和他的同事们要求孩子们在一段时间内玩魔法记号笔。莱珀知道这些孩子对魔法记号笔很感兴趣，因为他和他的同事通过悄悄观察确定了这些孩子明显喜欢玩魔法记号笔，并让他们参与研究。在实验中，孩子们被分为三组，每组面对不同的奖励情况。其中一组孩子被告知，只要使用魔法记号笔，他们就可以获得一张有吸引力的“好队友”证书，而且他们会在实验结束时拿到证书。另一组孩子则什么也没被告知，但他们在实验结束时意外地获得了证书。第三组孩子只是被简单地要求使用魔法记号笔，但没有任何奖励，无论是预期的奖励还是意外的奖励。几周后，这三组孩子都再次获得了玩魔法记号笔的机会，但这一次他们没有被明确告知要玩魔法记号笔。此前没有因为玩魔法记号笔而获得奖励的孩子—第三组孩子—对再次使用魔法记号笔表现出了最浓厚的兴趣。莱珀的结论是：“使用不必要的、明显的外在激励，损害了孩子们对活动本身的内在兴趣。”

为了解释他的研究成果，莱珀提出了所谓的“最小充分性”社会化原则。该原则指出，永久改善孩子行为的最有效方法是恰到好处地应用强制或奖励措施，这样的强制或奖励措施要既能够让孩子参与新的活动，又不至于让他们觉得这是新活动中最难忘的部分。换句话说，成年人提供的外部激励必须足以改变孩子的行为，而且不会比成年人试图推广的标准更引人注目。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态度和行为将会永久改变，因为孩子将会内化新的标准。莱珀用他的最小充分性原则解释了迪亚拉·鲍姆林德（Diara Baumrind）、马丁·霍夫曼等人之前的社会化研究结果。例如，莱珀将迪亚拉·鲍姆林德区分的专制型父母和权威型父母重新定义为使用过度强制手段的父母和将最小充分性原则与推理和争辩相结合的父母。后一类父母—权威型父母—为其孩子内化社会标准创造了最佳条件。正因如此，父母使用权威方法的孩子很快就会主动表现出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相比之下，专制型父母会促使孩子们顺从，而不是发生永久性的态度改变。骄纵型父母在一开始就无法给其孩子提供改变其行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强迫或奖励。

最小充分性原则解释了微妙的社会化影响方法的长期有效性，特别是当这些方法与权力压制和爱的撤回等更严厉的方法相比较时。这一原则意味着，如果父母想要孩子内化这些行为标准，他们就必须鼓励孩子关注他们传达的行为标准。父母的一些行为，例如过于严厉的惩罚，将会让孩子的注意力从标准本身移开，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内化的过程背道而驰。根据这一原则，成功的关键依赖于对孩子并不是特别明显的管教策略，来引导他们按照父母期望的标准行事。这样一来，孩子就会把注意力放到这些标准本身以及它们背后的原因上，并最终将这些标准纳入到他们自己的态度体系中。

通过诱导、最小充分性原则以及权威型育儿实现的信息内化，都是互动的社会化方式。在其中每一种策略中，对孩子行为的长期影响都是通过一致的、合理的家庭控制措施以及父母向孩子清楚传达这些控制措施背后的道德意义的沟通活动来实现的。这些控制措施在道理上必须是令人信服的，但它们在情感上只应具有温和的刺激作用。沟通必须适应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理解父母传达的具有道德意义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