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我爷爷不是汉奸
当内勤把一本案卷交给我时，我正忙着拟写一份判决书。扫一眼肘边那一摞高高的卷宗，不无厌烦地想，又多了一件案子！习惯性地粗略翻了翻头几页，是一起偷越国境案，这类案件并不复杂，但常常具有政治敏感性。作为边境城市，这类案例并不少见。因为总有人想偷渡出境，也总有“蛇头”招揽“生意”，当然，“蛇头”也是中国人。刑法的审判并未有效遏制这一现象，反而愈演愈烈。但我现在最关心的却是，如果再有案件派过来，恐怕我今年的休假要泡汤了。看来我必须努力加快进度了。
我合上案卷，正要放置一边，继续手头工作的时候，就那么一瞬间，被告人的自然情况如同弹跳出来的吸盘，突然吸住了我的眼球：被告人孙大志，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德惠县五台乡孙家店屯。这不是我老家吗？这么巧？孙大志？看年龄和我相仿，我应该认识他啊！我反复搜索了陈年的记忆，却毫无所获。如果被告人真的是我老乡，按法律规定我可以回避的，案件另行分配，我就减少了一份工作量。
此时窗外雾霾笼罩的天空，清澈了许多。
为了准确起见，当然也带着浓重的疑惑，我给老家的二舅家打了电话，他没有接听。我又换了我的手机打过去，很快就接通了。我知道二舅一看是南方的号码，就多了戒备，而我的手机号码他是知道的。我说，二舅，刚才是我办公室的电话，我再打给你。我也不傻，座机是公家的，手机是我私人的。电话通了，我开门见山就说出了孙大志这个名字。
不等我说完，二舅就兴奋地说，你说孙大志啊，那不是咱们屯的吗？你怎么能没有印象呢？你和他不是小学同学吗？
小学同学？我认真回想了一下，还是没有印象。
二舅有点急切地提示道，哎呀，你忘了？孙大志，他爷爷孙长春是汉奸！
什么？汉奸？怎么回事？我握紧了听筒，屏住了呼吸。
你忘了吗，他爷爷就是出卖杨靖宇的汉奸！
啊！他呀！
二舅喋喋不休地絮叨着，而我的思绪已经回到了公元1975年，那时我刚上小学五年级，还有一年就升初中了。那天刚上课，班长起头，大家照例唱歌，唱的是《我是公社小社员》，班主任冯老师进屋，后面跟着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头发长而乱，身体又高又膀。在我们引吭高歌中，他局促地站在黑板下，垂着头。唱歌结束，冯老师介绍说，他是从外地转来的新生，叫孙大志。
群体中都有一种排外和欺生的本能，我们对孙大志就是这样。但我们却不敢欺负他，看他那大块头，估计我们几个人也摔不倒他，我们就避而远之，孤立他。孙大志感觉到他的处境，有意和我们融合。我们去田间劳动的时候，他最先完成任务，之后就过来帮助落在后面的同学。中间休息，我们就做起了游戏，玩的是“老鹰抓小鸡”，一时间欢声笑语。孙大志站在外边眼巴巴地看着，却没有人邀请他加入。
劳动结束，返回学校途中，突然从村子里窜出一条大狗，直奔我们而来。远远地听到有人高声喊着，快跑，那狗得了狂犬病，见人就咬，快跑啊！冯老师给我们讲过狂犬病，说是被狂犬咬了之后，很快就会出现狂犬的症状，如果不能及时注射狂犬疫苗，24小时必死无疑。邻村就有一个孩子，几经周折，送到县城的医院后，还是迟了，打了疫苗也没有活命。我们当时就吓懵了，等反应过来，那狗已经近在咫尺。孩子们受惊了一般，撒腿就跑，仓皇中，有的撞在一起，有的没跑几步就摔倒了。我转身刚要跑，一只腿就像被定住了一样，我回头，不经吓出一身冷汗，那狗两眼血红，正死死咬住了我的裤脚，紧接着听到一声闷吼，一个庞大的黑影扑了过来，我一闭眼睛，心想，完了。但很快我就感觉情况异样，睁眼，看到孙大志正拿着一个木棍和疯狗较量，他闪转腾挪，毫不畏惧，动作迅猛，几棍就打得疯狗败下阵来，最后哀嚎几声夹着尾巴逃走了。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惊魂未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大家说，没事儿，没事儿，都跟紧我！
这件事让我们对孙大志既佩服又感激，我们就接纳了他。他对待我们也很好，就象大哥哥一样。哪个同学忘带午饭了，他就把自己的饭让出去。如果有谁被高年级的同学或是校外的人欺负了，他一定会讨回公道。
第二学期开学，班长转学了，老师让我们酝酿一下新班长人选，我们都觉得非孙大志莫属。几天后又转来两个新同学，女生叫魏颖，长得像电影《海霞》里的女主角海霞，我不敢看她，一看心就砰砰跳。男生叫王小龙，他爸爸是公社的干部，他本人也长得像干部，方面大耳的，且有当干部的主动性，他竟然主动找冯老师要当班长。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大家都拥护孙大志。
课间休息的时候，王小龙凑到我身边，问我，赵惠，你说谁能当上班长？
我瞥了他一眼说，孙大志呗。
他说，你不知道啊，他爷爷是汉奸。
什么？我惊得张大了嘴巴。那年头，汉奸可不是一般的坏蛋啊！你说孙大志的爷爷是汉奸？
是啊！王小龙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很笃定地看着我。
谁说的？我不敢相信。
我爸爸说的。他爷爷叫孙长春。你知道杨靖宇是怎么被日本鬼子抓到的吗？就是孙长春向日本鬼子告的密！王小龙神情凛然地说。
我的心头一震。
杨靖宇，那是抗日救国的大英雄啊，他当年就在我们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和日寇周旋，以草根、树皮为食，全力牵制日军兵力，配合关内抗战，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最终因汉奸出卖而光荣牺牲。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深处，一个人的成份十分重要。每当我在表格里填上贫农时，我是十分自豪的。谁要是地主富农成分，谁就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而汉奸比地主富农还坏，是人民的公敌。没想到汉奸的后代就在我们中间。顿时，我的耳边响起了嘹亮的《少年先锋队之歌》，我想，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要坚决消灭敌人。我当时一定是两眼炯炯，射出仇恨的光芒，就象《闪闪红星》里的潘冬子。
你说，能让孙大志当班长吗？王小龙不失时机地问道。
不能，坚决不能！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向老师报告。
我和王小龙气喘吁吁地找到了冯老师，汇报了这一重大情况。冯老师也很惊讶，详细询问了王小龙，最后他说向校长汇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问冯老师，他说校长报告给公社革命委员会了，还没有回复。但是校长表扬了我们极高的警惕性。第二天，冯老师在班里的墙报上，我的名字的下面，钉上了一朵小红花。
孙大志的爷爷是汉奸，这一爆炸性新闻很快就传遍了学校。班长当然是王小龙了。宣布班长的第二天，王小龙的额头就鼓起一个大包，涂着红药水。孙大志上午没来，下午也没来。后来我们知道，头一天放学后孙大志找王小龙理论，问他凭啥诬陷他爷爷。两人就打了起来，王小龙当然不是孙大志的对手。孙大志自知惹祸，没敢回家，也没敢上学，逃票坐火车跑回四平范家屯老家，在他姥姥家躲了起来。后来孙大志的妈妈来了几次学校，那女人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据说还给校长跪下了。
不久，孙大志就回到班里了，但我们都不再搭理他，甚至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老师报告。他企图讨好大家，但是谁能和汉奸的孙子为伍呢！孙大志一开始垂头丧气的，后来无可奈何的样子，最后就彻底垂下头，而且一直保持着这个形象，和谁也不说话。偶一抬头，眼睛里就会闪出怨恨的火花。王小龙提醒大家说，阶级敌人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要高度警惕啊。那时，谁要是丢了东西，我们就立刻把愤怒的目光汇集到孙大志的身上，在老师的监督下，搜查他的书包和衣兜。孙大志倒是很配合，垂着头，看不到表情，但我注意到他的拳头捏得紧紧的。我想，阶级敌人不思悔改，伺机开历史的倒车。结果总是一无所获，但我们就是不甘心。
新学年开学，孙大志突然向冯老师说，报告老师，我改名字了。冯老师问他，你改孙什么了。他说，不是孙什么了，我不姓孙了，我姓杨了，叫杨大志。那年代，改个名字很随意，比如我的名字就改来改去的，父母给我取名赵会，大概那时候总开各种会议，比如“忆苦思甜会”，“批斗会”等等。后来我自己改为赵惠，这个“惠”字笔画多，看起来有学问。但是改姓可是件新鲜事儿，你姓什么就姓什么，怎么可以改呢。
冯老师问，你父母同意吗，他迟疑了一下，旋即高声说，我自己的名字我自己说了算。老师说要请示校长。校长答复说，需要大队给开证明。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孙大志没有拿来大队的证明，但是他坚持自己的名字就是杨大志。还是王小龙革命觉悟高，他当着老师和全班同学的面戳穿了孙大志的险恶用心——企图冒用英雄杨靖宇的姓，来混淆人民群众的视线。同学们同时“哦”了一声，恍然大悟。我站起来面向大家，激愤地问道，同学们，孙大志要改杨大志，你们说中吗？同学们齐声高喊，不中！不中！后来我听说，孙大志在家里摔了饭碗，打翻了他爷爷孙长春的灵牌，逼迫父母到大队给他开证明，结果被他爸爸左右开弓，搧了一百多个耳光。
早上班长王小龙点名，喊到孙大志的时候，没有应答。王小龙又喊了一遍，还是没有应答。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孙大志身上。隔着过道的魏颖着急地用手轻轻推了推孙大志的桌子。孙大志的两侧腮帮子肿得高高的，象扣着两个小饭碗，但这丝毫不影响他那一副与己无关的神情。我当时愤愤地想，这家伙，就得召开班会批斗他。
王小龙一脸严肃地走过去，抬起挂着三道红杠臂章的那只胳膊，指着孙大志，质问道，孙大志，点你的名字为什么不回答？
孙大志说道，我不叫孙大志。
你不叫孙大志叫什么？
孙大志一拍胸脯，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叫杨、大、志！
你以为你叫杨大志你就不是汉奸的孙子了？王小龙喝道。
同学们哄堂大笑。孙大志恼羞成怒，猛出一拳，王小龙“妈呀”一声，鼻子就淌出了血。我迅速跑出去找冯老师。我说，报告老师不好了，汉奸后代打人了！很快，孙大志就被冯老师揪着耳朵拖走了，他龇牙咧嘴的，但是没有哭也没有喊，很坚强的样子。
一节课后他回来了，就站在黑板旁边，垂着头，直到放学。他的后屁股上满是鞋印子，走路有点瘸，我们就知道那是冯老师的杰作。冯老师的那双军用皮鞋，据说是一位解放军叔叔送给他的，鞋头坚硬如铁。我有一次因为打小抄，被冯老师踢了屁股，疼了好几天，但是也得装做正常，怕父母知道了挨揍。不过对于孙大志，我还是觉得不解恨，应该把他抓进监狱。王小龙说，我爸爸说了，孙大志太小，还不能抓起来。
孙大志后来写了检讨书张贴在墙报之上，家里也给王大龙赔了钱。但是学校还是不允许孙大志上学。后来他妈妈又到学校来了，他才没有被开除。那女人来学校那次，我出于好奇，偷偷透过门缝往校长的办公室里张望，却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校长正捧着那女人的脑袋，嘴对嘴地亲吻。我当时吓得心碰碰直跳，把这个秘密埋藏到今天。
冯老师在班级的最后边，一个角落里，给了孙大志一张掉了腿的桌子。老师也不提问他，什么活动都没有他的份儿，但是冬天烧炉子的活儿，班长只指定他一人承担。如果炉子呛火冒烟，王小龙就会训斥他，怎么，你要毒死我们这些贫下中农的后代吗？孙大志垂着头，一声不吭。王小龙试探着推了他一下，见他没有反应，就大胆用拳头杵了他肩头一下，厉声说，下次好好烧炉子！孙大志猛然抬头，目光腾地亮了起来，但很快就又黯淡下去。那学期还没结束，孙大志就退学了，听说是转学原学校了，从此再没有见过面。
二舅在话筒里喂喂地喊着，把我牵回到现实中来。
阳光以一个大大的斜角倾泻进来，形成一个鲜明的光柱。无数的尘埃在里面沉浮。我就想，阳光还是同样的阳光，人却不是当年的人了。然而，少年和中年之隔并不遥远，一切恍如昨日。
我忙把话筒凑到嘴边，说，二舅，我对上号了，孙大志，又高又膀的，总垂着头。
二舅饶有兴致地说道，就是他，就是他，这个孙大志可不一般啊，曾是有名的上访大户呢！
上访？他上什么访？
还不是为他爷爷的事。
我笑笑，他爷爷不是汉奸吗，都啥年月的事情了，还访啥！
访啥？你听我和你慢慢说吧。二舅忽而停顿了下来，我忙说，二舅，你慢慢说吧，这是公家电话，话费是我这边付的。二舅轻轻笑了两声，话匣子骤然大开。
孙大志转学后，从初中到高中一直表现很好，学习成绩也优秀，高考结束，他被中国公安大学录取，轰动全乡全县。但没想到入学一个月就被退回了，原因是政审环节被发现有问题。孙大志蔫头耷脑地回到村子，就窝在家里不出门了。二舅曾去过他家，看见孙大志像个野人，浑身酸臭，头发又脏又长，垂着头看不见脸面，你要是和他说话，他也不搭理你，但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他会突然在你背后大吼，我爷爷不是汉奸。
后来村子里的小学校缺老师，外地的老师不愿意来，实在没有办法，大队就想到了孙大志。试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孙大志挺有水平的，也没有再发神经，就让他一直代课下去了。巧的是魏颖就在那所学校，更像海霞了，但比革命人物更有风韵。需要说明的是，她是王小龙的老婆了。不知怎么搞的，一段时间之后，魏颖竟然迷恋上了邋里邋遢的孙大志，两人在宿舍里“搞破鞋”，被王小龙撞见了。
王小龙“根红苗壮”，岂能受辱，就和孙大志扭打起来，反被摔倒在地，孙大志得意地说，你不是干部后代吗？我就搞你老婆，怎样！王小龙认为孙大志是在报复他。难道，给公安大学写举报信的，也怀疑到他头上？王小龙百般解释，孙大志仍是不信。最后王小龙哀求他看在同学的面子上收手，孙大志想了想说，收手可以，你得在乡里张贴一张大字报，写上，孙大志的爷爷不是汉奸！王小龙无奈照做，结果成为笑柄，人们戏谑地传闻说，王小龙再说孙大志的爷爷是汉奸，孙大志就和他老婆继续通奸！通奸这个词，在东北就是“搞破鞋”，是生活作风问题，很严重的错误。不久，孙大志的这份工作就丢了，老父亲紧接着撒手而去，他就变得疯疯颠颠了，四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
人们都以为孙大志彻底颓废下去了呢，那就错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孙大志忽而变得忙碌起来了，蹬着一辆破自行车，背着一个黄书包，里面装着满满的材料，垂着头，行色匆匆。原来他在到处搜集资料，证明他爷爷不是汉奸。
历史记载，公元1940年2月22日上午，被日寇围困的杨靖宇在吉林省蒙江县（今靖宇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里遇到了四个砍柴的村民。他们是：赵廷喜、孙长春、辛顺礼、迟德顺。饥寒交迫的杨靖宇恳求他们送点食物和棉鞋，并付给了他们很多钱。赵廷喜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杨靖宇平静的说：“我是中国人哪，不能作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们答应了，让杨靖宇原地等着。在回去的路上，赵廷喜遇见了铁杆汉奸李正新。由于担心另外三人先报告与杨靖宇会面的事，导致自己全家被杀，因此他就向李正新高密了，李正新听后大喜，马上向日本人报告。日本人立即前去围捕，最后找到了筋疲力尽的杨靖宇，把他残忍杀害。孙长春就是孙大志的爷爷。情况清楚得很，告密的不是孙长春。
孙大志先是找到了县教育局，说中国公安大学让他退学是错误的。教育局说，你得找公安大学。他就找到公安大学，大学说，当年是因为有人举报，我们委托当地公安局调查的。他回到县公安局，公安局说，时间太久了，查不到相关资料。他又返回大学，就蹲在那里不走，大学被迫给他查找了当年公安局出具的书面证据。他拿着复印件返回到公安局，要求公安局给出说法。公安局答复说，这证明是在根据民政局的意见出具的。他又找到民政局，民政局又推给公安局。最后孙大志就找到信访办，信访办迟迟没有解决，他就到省会长春上访，由于拦截领导车辆，被拘留两次。
这个时期正赶上全国出现接访热潮，有理的没理的通通上访。他很快就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大家相约而行，互相交流，彼此鼓劲，还有不法分子专门为上访者策划，当然是有偿的。这对于有知识有文化的孙大志来说，十分得利。他干脆直接落脚北京，瞄准中央国家机关，只有在天子脚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一处地下室里租了一个小房间，打起了上访持久战。软的和硬的方式，合法的和非法的方式，他审时度势地交叉使用。从来没有过的充实感，让他情绪饱满，斗志昂扬，仿佛正在成就着某项重大的使命。
为了在数字上减少本地上访的人员数量，个别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截访的极左手段，后来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又采取怀柔政策，好言相劝，如果能在北京“两会”前主动返回的，会全额报销所有费用。孙大志最初上访，需要东家西家地借钱的，看尽了人家的脸色和冷嘲热讽，后来就没这个顾虑了。三年时间，他成了重点上访户，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和批示。上级层层施加压力，要求县里必须尽快化解。县领导亲自出面，把孙大志劝回家中。最终，县里正式答复，当年出具的证明没有经过认真考证，与事实不符，孙大志的爷爷孙长春没有向日本鬼子高密。孙大志终于为自己为爷爷为孙氏家族正名了！旷世奇冤得以平反昭雪了！同时，还得到了一笔补偿，信访办的干部叮嘱他千万别泄露补偿数额，一扩散，就会有人借机讹诈政府。孙大志答应了，他毕竟不同于那些无理取闹的上访者。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是孙大志总觉得高兴不起来。他反复思考着，爷爷孙长春虽然没有向日本人高密，但是，他辜负了杨靖宇的殷切期望和信任。没有给英雄送去食物和棉鞋，那是担心自己和家人受连累，是中国人固有的小农意识使然，但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之下，当拯救民族危亡的英雄处于危难之际，作为自己的同胞，怎么能言而无信甚至逃避呢？是否可以视为日本人的帮凶呢？他心生愧疚，进而想到，自己这几年的所谓正名行动，真的是正义之举吗？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有一个环节，他一直不敢深入查证，那就是当年杨靖宇给了那四个人不少钱，他爷爷孙长春收了没有？那可是沾了烈士鲜血的钱啊！有人问起他上访的事情，以为他会一副自豪的样子，但恰恰相反，他马上就表情尴尬而痛苦地匆匆而去。
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他离开家乡，用那笔钱在长春成立了一个保卫钓鱼岛的爱国组织，抵制日货，搜集日本侵略东北的证据，筹划民间保钓行动。在一次“反日”的游行中，一个年轻的日本游客，说了一句“教科书说了，我们没有侵略你们，是你们溥仪皇帝愿意接受我们统治”，被孙大志听到了，打伤了那个日本人，因此被拘留半个月。获释那天，老母亲也故去了。孙大志料理完丧事，又回长春组织爱国活动去了。乡亲们都说孙大志是超级精神病。
二舅叹口气，说道，这个孙大志呀，去年在厦门买了一艘铁船，申请到钓鱼岛搞保钓行动，几次申请都没有得到批准，你说政府能批准吗？人家问他去干啥，他说小日本在岛上建起了灯塔，竖起了膏药旗，他要去清理干净，插上五星红旗。那不是要挑起国际争端吗？后来他还真的偷偷组织几个人出海了，迎风破浪行进了三四天，眼看着钓鱼岛就在眼前的时候，日本的巡逻艇冲过来，把船给撞破了，他们眼看着就要葬身大海了，被中国海警救了上来，但是被关进了监狱。偷越国境嘛，犯法。
末了，二舅加重语气骂道，你说，他孙大志一个普通老百姓，娶个老婆，好好过日子得了，再有大志，那国家大事是他能管得了的吗？这个精神病！
光线黯淡下来，窗外雾霾弥漫。
我用另只手翻看着案卷，案情就是如此。雾霾似乎丝丝缕缕地渗透到我的心底，而二舅的话如同又尖又冷的冰柱不断戳来，让我莫名地烦乱，无可忍受。我急躁地打断二舅，说，我知道了，您忙吧！二舅似乎还有话要说，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放下了温热的话筒，我似乎看到万里之外他那惊愕的表情。
我重重地吸口气又呼出去，重又翻开案卷，这时我发现后面还有一个被告人，叫王小龙。我头脑中立时就闪现了一个大问号，难道是当年的班长王小龙？我仔细看了一会儿，不由得叹口气，还真是他。这两人居然也志同道合，真是不可思议！往下还有三个被告人，是厦门当地人。
案件事实清楚，情节简单。孙大志和王小龙等几人都没有被羁押。法律规定的刑期为一年以下，但是被告人犯罪的主观动机出于爱国，所以量刑也不会判处实刑，甚至不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能也有。这个案子一定会被媒体以正能量的角度热炒，而孙大志或许会因此成为爱国名人。但我决定接下这个案子，并没有沾光的意图或是在公众面前露脸，而是孙大志那又高又膀，垂着头的形象在我心头晃动，撬动了我的某根神经，并迅速形成蝴蝶效应，令我内心深处激**难平，又一时无法用语言说清。
开庭前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孙大志了，可是形象却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他国字脸，面容刚毅，正气凛然。这形象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来。我听到他铿锵有力地说道：我是中国人哪，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不是杨靖宇将军吗！我激动无比。可是孙大志说，不，我是孙大志。我正要仔细辨别，孙大志突然高声喊道，我爷爷不是汉奸！
我醒了，满头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