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斯宾格勒：乐观是懦弱的表现

斯宾格勒是德国人，出生在勃兰登堡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由于父母亲对他的冷漠，所以他的童年并不幸福。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开始研究学术，曾先后就读于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哈雷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和数学。他所崇拜的人物一个是戏剧家易卜生，另一个则是尼采。1911年，斯宾格勒继承了一小笔遗产，生活上有了基本保证，于是迁居慕尼黑。此时他预感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于是产生了从人类历史文化深层去寻求前因后果的强烈欲望。次年，孑然一身的他，在慕尼黑贫民窟的一间小屋里，开始了《西方的没落》的写作。

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试图与斯宾格勒的出生地接近，也在想象他所处的贫民窟是什么样子，甚至想呼吸他曾经流失在大地上的呼吸，可是我失败了，所有关于他的背景都是模糊不清的。我不喜欢背景模糊不清的人物，毫无生活的气息。我所关注的是，他的那些哲学思想是在怎样的空间里诞生的。他在思考的时候，习惯在哪条小路上、哪条河流旁、哪个庄园或者城堡里散步、遐想？

但是，我看见了一座小屋。小到什么程度，这无关紧要。有座小屋，这就够了。是那种泥土砌的墙，屋顶上瓦是青色的，上面生长着在风里东摇西摆的茅草，一扇黑漆的木门，院落里有一条碎石小道，旁边是荒草……够了，就这样简陋的环境，像我小时在秦都镇住过的小屋。那样亲切，那样温馨的回忆。我在院落里数着蚂蚁，在石块下捉着蟋蟀……这仿佛是斯宾格勒写作疲倦时的情景。这不像西方人生活的方式，倒像是中国式农民孩子的一幅剪影。

从1911年到1918年，斯宾格勒像一个苦行僧隐居在小屋里写作。这让我想起瓦尔登湖之畔的梭罗。梭罗在研究人类的心灵，他却在探索人类文明的出路。文化、文明，这是何等崇高的词语，却在无人关注的一座简陋的小屋里被一个孤寂的人苦苦思索着。

有时斯宾格勒写累了时，会走出小屋，?在院落的碎石小道上蹲下来，他用手抚摸着一把枯黄的草。已经是深秋了，草叶以告别的意象呈现在他的眼前。这就是西方文化的象征吗？如此衰败，如此孱弱，如此不堪秋风的扫**。欧洲大地血腥的残杀，像肆虐的秋风，将万物凋零。

斯宾格勒走进屋继续写作。有风透进窗户，小屋昏暗的灯光在摇曳，他闭上有点酸困的眼睛，头颈向后仰去。他在想，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线性进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用一个全新的体系来取代它。文化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就是文明，它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世界城市的出现，机器与技术开始统治人类，成为新世界的暴君，生活的诗意已为单调的工作所取代，生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已经枯竭，就连人类生命本身也退化和衰弱到了“不育”的状态。由此就催生了“恺撒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出现。“金钱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赢得了胜利。有一段时期，政治简直就是金钱的独占范围。但是，一当金钱摧毁了那一文化的旧秩序，混乱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因素，渗透到生成的各种成分中——这就是恺撒类型的人物。”他断言，恺撒式的强人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帝国主义就是世界战争的代名词，文明时代的一切最终都将在战争中灰飞烟灭。

东方文明。斯宾格勒通宵达旦。在一片繁荣的西方世界背后，他看到的却是一片暮色。他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入手，对文明、社会、城市、艺术以及宗教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对西方世界社会形态的发展以及它的未来做出了预言。一扭头，小屋的窗已经透亮。小窗是在小屋的东墙上，他沐浴到了来自东方地平线上的光明。他扔下笔，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走出他的小屋。面对着东方冉冉初升的一轮太阳，他喃喃自语着：哦，东方文化是新兴的，充满活力的。

小屋的墙壁是暗淡的，一只壁虎在上面爬行。爬着爬着，它突然停止下来，细眯着眼睛注视着斯宾格勒。它在想，主人在写什么呢，那样废寝忘食，那么专心致志，以至于对我毫不在意？

在一只壁虎的陪伴下，斯宾格勒完成了《西方的没落》的定稿。1918年11月一个清冷的日子，这部书终于问世了。此刻，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临近尾声，德意志帝国崩溃了，东方文化文明的曙光开始在西方大地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斯宾格勒思想的形成却是在战前的1912年。在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该书的初稿已趋于完成。作为一个预言家，斯宾格勒的名字响彻了东西方大地。

斯宾格勒曾是一位中学教师。这和我的经历相似。不同的是，《西方的没落》出版后，斯宾格勒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而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人和人的差异就在这儿：思想。斯宾格勒的身上挥洒着思想的光辉，而我只关注着衣食住行、油盐酱醋这些生活的琐事。

《西方的没落》被斯宾格勒自诩为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尼采“重估一切价值”观念的启发下，他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传统文化已经无可挽救的没落了，重新兴起的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文化。这种新兴起的文化，带有“存在”的特征，影响到西方社会的各个地方。斯宾格勒呈现出的是德国人的心灵表征，他把歌德式的观相法和尼采式的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从宏大的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自他以后，这一末世启示录犹如一个原始的创伤，深深地烙印在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进程中，其先知般的声音，如夏日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风骤雨，淋漓尽致的，对整个世界文化具有一种自省的**。

我站起身，有点沾沾自喜。不，十分踌躇满志。我仿佛看到了孔子、老子、荀子这些被誉为东方先哲的身影，触摸到了他们跳动的脉搏，尾随着他们四处奔波的脚步。坐下来，我又在想，东西方文化差异到底在哪里？想着想着，渐渐有了眉目：东方文化重视整体，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东方文化崇尚自然，西方文化强调人性。斯宾格勒痛恨欧洲人自相残杀的现状，并得出结论：西方文化的末日就要来临。也就是说，东方文化将如初生的太阳般冉冉升起。我不清楚斯宾格勒是否读过孔子、老子、荀子的著作或者文章，但他却如此向往着东方文化，预言东方文化将蒸蒸日上。

西方人喜欢预言。我们常说西方文化是“两希文化”，西方人的预言才能和传统可以溯源到的古希腊、希伯莱精神。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预言的巨大威力。预言的作者大多是神庙的祭司，主题是命运——无法避免的命运，是俄狄浦斯那种纵然身为旷世英雄，即便知道自己终将弑父娶母、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逃避的命运。正所谓“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走。”对命运的这种意识，直接导向了古希腊哲学对“变中不变”以及对其必然性的执着追求。而在希伯莱宗教中，预言的作者则是先知，主题是忧患意识，是对可能降临的厄运的认识和忧患。厄运本是人的自作自受，因而预言厄运，使人知道即将降临的厄运恰是为了让人自觉地避开厄运。在希伯莱人的历史上，我们总是能听到“你们要悔改”那种响彻旷野的呼声。斯宾格勒发出的西方文化走向衰落的声音，也是同样响彻云霄、震耳欲聋的呐喊。

作为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试图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必然规律；作为文化先知，他试图警醒人们注意文化繁荣背后所掩盖的文化没落。1918年，《西方的没落》带着一战的创伤与反省出现在德国的书店里，虽然有学者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书中的某种论述，但并没有影响它在世界范围的轰动。有意思的是，中国知识界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拒绝的姿态，他们浓重的疑虑显然占了上风，比如张君劢，他更多地从这本书可能给国人带来的负面作用考虑，建议以不译为好，这使《西方的没落》在中国书界一波三折，长期没有一部完整的中译本问世。1963年，商务印书馆只翻译出版了该书的第二卷，1986年，台湾远流公司出版了它的缩译本，2006年，上海三联书店才出版它的全译本。

我实在无法想象，煌煌思想巨著《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在隐居的寂寞时光里，在贫民窟的一间小屋里，就着微弱的烛光写就的。在这部书里，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字：“黄昏时分，你看到花朵一朵接着一朵在落日中闭合，此时，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即面对着茫茫大地上这盲目而梦幻般的生存而产生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感。那沉默的森林，寂静的田野，这里的一丛矮树，那里的一条细枝，它们自身并不摆动，戏弄它们的乃是那习习的微风。只有小小的蚊虫是自由的——它仍在黄昏的微光中舞动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喜欢这样的文字表述。花朵、落日、森林、田野、矮树、细枝、微风、蚊虫……这些自然界的物象那样恰如其分的进入了一个哲人的心灵，与他的思想相容生辉。自然界如此美好的景物，足以缓释因为思索过度而带来的大脑疲倦和身心交瘁。

曾经，《西方的没落》在欧洲大地的强烈震动让斯宾格勒深感困惑。面对斥之者的“历史的占卜术”、“恶的预言书”之类的评论，斯宾格勒以决裂的姿态来回应，在1922年的修订版前言里，他写道：“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写下这句话，他站起身走出小屋。屋外已经是明媚的春天，他抬起头注视着屋顶的茅草，它们已经在阳光的关照下化为绿色。记得上次注视它，它无力地匍匐在瓦面上，现在它又绿了。他这样想着时，一只鸟儿，翅膀煽起一股风，落在了屋顶。它是只什么鸟呢？他摸摸下巴想。他对鸟一直没有研究过，但却一直关注着鸟的精神。他断定，这只鸟是在他面临攻击和诽谤时带给他心灵上的慰藉。这么说，一只普通的鸟儿，也是具备人性的。

面对斯宾格勒的预言，西方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历史似乎并不想验证斯宾格勒的预言。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西方文明灰飞烟灭。时至今日，《西方的没落》已出版了近一个世纪，然而西方文化似乎还在“欣欣向荣”。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用简单的“是”与“否”就可以回答的。关键在于，斯宾格勒所描述的西方文化没落的诸般特征，在西方社会依然司空见惯。更有甚者，随着人类全球化的进程，整个人类世界日益“西方化”。惟其如此，我们仍需要阅读《西方的没落》。我所主张的是，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它们可以互补，融汇，使之产生更为和谐的世界文化，达到天地人的和谐共生。在这个意义上，简单的否定和绝对的肯定都是不恰当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人类精神的结晶。而斯宾格勒表达出的是一种深刻的忧虑，为骄傲自大的西方人敲响了警钟。

最近看到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的一篇文章《儒学如何进一步走向世界》，其中有这样的论点：儒学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是灵与肉的结合；儒学必须走向世界。文中谈到，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联合国给与了充分的关注，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曾在2004年举办过“哲学节在中国”，并设立孔子奖扩大儒学的影响，为儒学走向世界营造了很好的氛围，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斯宾格勒终身未娶，晚年过着孤独的生活。也许，这正是一个哲人的真实写照。1936年5月8日，因心脏病突发，斯宾格勒溘然去世。那个他曾经写出了不朽作品的小屋，是否还在慕尼黑某个偏僻的地方，我不得而知。因为，那个小屋，对后世的人是一个谜。无论是书籍资料还是网页，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它具体的影像。这对我来说是有些惋惜。我所关注的，不仅是一个思想家的著述，还有存在他精神的某处环境。一座小屋，是我牵肠挂肚的人生场景。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像斯宾格勒那样，躲进一处僻静的小屋，让思考凝滞在一只伏墙的壁虎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