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借狐鬼抒“孤愤”3
如果说《司文郎》中的愤怒表现得近乎谩骂、稍嫌直露的话，《贾奉雉》则换了一个角度对瞎眼试官极尽嘲笑之能事。它写“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的贾奉雉，遇到仙人郎生，郎生要他把平时“鄙弃而不屑道者”的文章作为“范文”，去准备考试。开始他不肯干，但在又不中之后，勉强为之，可还是“未至终篇，昏昏欲睡，心惶惑无以自主”。郎生又出了7个题目让他做，开始，他认真去做，均被否定；后来，他“戏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原本不过想开个玩笑，不料竟被郎生肯定说“得之矣”，果然以此得中“经魁”。对日夜盼望功名的贾奉雉来说，这本是件“好事”，谁知他“又阅旧稿，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自己感到无脸见人，终于弃家出走。这里，以未出场的昏聩试官与正直的知识分子作了对比，更突出了作者的特立异行。
针对帘官的昏聩，作者在《于去恶》中，借一个烧纸灰吞以代读的鬼于去恶之口，提出了“考帘官”的理想：
陶问：“考帘官为何？”曰：“此上帝慎重之意，无论鸟吏鳖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内帘用，不通者不得与焉。盖阴之有诸神，犹阳之有守、令也。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数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阳世所以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
作者的设想甚异，也甚好，不过，倘若考考官的考官也是一路货色，又将奈何？当此设想行不通时，他又想出请张飞来主持公道，严厉惩罚那些不主持“公道”的“乐正师旷、司库和峤”，当然也只是幻想。
表现科举这一主题的还有《颜氏》、《三仙》、《僧术》、《郭安》、《素秋》、《何仙》、《考弊司》、《书痴》等，它们或者揭露科举制度对读书人身心的残害，或者嘲讽科举入仕者的酸腐与无能，总不外乎表现科举制度在实际上“黜佳士而进凡庸”的本质。因此，他恨它、骂它，但他决不想抛弃它、打倒它，相反，他还一厢情愿地让他的许多主人公最后都一个个地读书做官，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二是“愤”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蒲松龄终生居于社会的底层，又在县衙门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对官府有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始终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一边来看问题，想事情，并把它们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社会黑暗、官贪吏虐，是一个历史的主题，但像《聊斋志异》这样揭露得如此深刻、如此广泛、如此尖锐又如此巧妙的，却不多见。正如郭沫若题词所说： 它的确是“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在蒲松龄的笔下，也写了少量的好官、清官，如《胭脂》中的施愚山、《折狱》中的费祎祉等等，但大量出现的可说是一幅群丑图，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公差役吏，加上土豪劣绅，织成一张天罗地网，使正直无辜的百姓简直走投无路，透不过气来。像《席方平》、《梦狼》、《促织》、《张鸿渐》、《梅女》、《红玉》、《续黄粱》、《向杲》等等，都是假借鬼狐或梦幻来曲折地影射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梦狼》写白翁梦中来到他儿子白甲的衙署，那儿竟是这样一幅图景：
窥其门，见一巨狼当道，大惧不敢进。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益惧。丁乃以身翼翁而进。公子甲方自内出，见父及丁良喜。少坐，唤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惕而起曰：“此胡为者？”甲曰：“聊充庖厨”……在充分展示了官府衙门吃人的虎狼本性之后，作者在“异史氏曰”中更进一步点题：“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也。”从而进一步说明，像白甲这样鱼肉百姓的官吏并非个别，而是“比比”皆是。不仅如此，还有危害更烈的“猛于虎”的“苛政”呢！虽然它不过是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的体现，但对这一思想作如此大胆和深刻的揭示，则是以前的作品所未达到的高度。
《席方平》则通过席方平因为父亲惨遭冤死而下地狱告状所受到的种种折磨，揭示了封建时代法律保护富豪、残害无辜的本质。作品先写“狱吏悉受赇嘱”，而“日夜搒掠”无辜的席父，席方平先是告到城隍，但城隍被“内外贿通”之后，“以所告无据，颇不直席”。再告到郡司，“迟之半月，始得质理”，不过是挨一顿打，“仍批城隍覆案”。三告至冥王，但冥王也被买通，升堂时，“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笞二十”。见席不肯屈服，又让他受火床、锯解之苦。在这个过程中，席方平觉悟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没钱的缘故，并且悟出了“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的道理。最后，作者请出了灌口二郎神为席伸冤，让读者得到一种虚幻的满足；实际上是极其沉痛地宣告： 阴曹和阳间从下到上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黑暗世界，所谓法律的公正根本是不存在的。这种深刻的认识也是前所少有的。现实生活中的蒲松龄以生平不入“公门”为愿，恐怕正是认清了“公门”的本质的结果。
法律偏私，“公门”不公的情形，在《张鸿渐》、《商三官》、《梅女》等作品中也有着淋漓尽致的描绘。如《张鸿渐》写“卢龙令赵某贪暴，人民共苦之”，一次又无辜打死一个秀才，张鸿渐只不过草了一张状纸，便受到终生迫害，不得不到处流浪，东躲西藏。《商三官》写商父被“邑豪”的家人打死，累次告官却“讼不得直，负屈归”，当三官的两个哥哥再要往上告时，三官愤然说：“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终于走上了个人复仇的道路。张鸿渐的妻子说的“今势力世界，曲直难以理定”，正是作者对黑暗社会的高度理性概括。在《李伯言》的“异史氏曰”中，作者说：“阴司之刑，惨于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关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廨耳！”可见他对现实社会中“关说”公行，法律阿私的现象是多么痛恨！
作者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思索在《冤狱》的“异史氏曰”中有着痛快淋漓的陈述。他指出“今之听讼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摄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蒙蔽因循，动经岁月，不及登长吏之庭，而皮骨已将尽矣！而俨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无事。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救耶！”因此，奸民难虐而良民易欺，无辜受牵连遭罪者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使得“带一名于纸尾，遂成附骨之疽；受万罪于公门，竟属切肤之痛”。最后，他还沉痛地写道：“从政者曾不一念及于此，又何必桁杨刀锯能杀人哉！”这种议论从创作的角度说，是不足取的，但对我们认识作者创作这类作品时的指导思想，却是很重要的。
除了这些比较专门从整体上揭露的篇章外，作为个例来描写官吏的贪酷昏暴的，或在爱情故事中穿插这类描写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前者如《潞令》中的县官，《钱卜巫》中的邑宰，以及《库官》、《王者》、《夏雪》、《公孙夏》等等；后者如《书痴》、《晚霞》、《小翠》、《珊瑚》、《红玉》、《娇娜》等，均穿插有官贪吏虐的神化之笔。
对这种黑暗的社会现象，蒲松龄开出了一些救治的药方： 一种是如《胭脂》、《冤狱》中表示的，希望官吏们谨慎“听讼”，要“审思研察”，不能只知“棋局消日，绸被放衙”，对“下情民艰，更不肯一劳方寸”，惟知“鼓动衙开，巍然高坐，彼哓哓者直以桎梏静之”。二是幻想借助神仙的力量来救治，如《席方平》请出二郎神，《冤狱》请出周仓等。三是鼓吹个人复仇，如《商三官》化装杀仇人，《向杲》化虎吃仇人等等。四是写被迫害的人民起来造反，杀死贪官污吏。如《梦黄粱》写曾孝廉梦中作奸相被流放途中，被“被害冤民”以巨斧砍下脑袋。《梦狼》中的白甲及其爪牙也是被“为一邑之民泄冤愤”的老百姓所杀死。有意思的是，白甲生时，一味讨好上司，欺压百姓。针对他的行径，作者便给他安排了死于老百姓之手的结局。但明伦风趣地评道：“生死之权，在百姓不在上台： 百姓怨，便是死期；媚上台，何术能解百姓怨也。”真是一针见血。在当时，作者能够写到这种程度，的确难能可贵。
三是“愤”世道人心之浇薄，人与人之间道德伦理关系的沦丧。蒲松龄曾应好友王八垓的要求，针对“世情之薄”，写了《为人要则》，包括《正心》、《立身》、《劝善》、《徙义》、《急难》、《救过》、《重信》、《轻利》、《纳益》、《远损》、《释怨》、《戒戏》等十二题，表达了他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看法。他在《聊斋志异》中也用大量的篇幅反映了当时社会这方面的问题。张元称此书“虽事涉荒幻，而断制谨严，要归于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柳泉蒲先生墓表》）；蒲箬等认为“大抵皆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谈谐调笑已也”（蒲箬等《祭父文》）。
蒲松龄是从两方面来表现这一主题的。一方面是直接揭露世风中的丑恶一面。如《念秧》、《局诈》写诈骗集团处心积虑的诈骗手段，令一般人防不胜防，只有靠未卜先知的狐仙才能避免上当，稳操胜券。难怪作者要发出“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冲衢，其害尤烈”的慨叹了。《张诚》、《黎氏》写后娘虐待前妻孩子的事，后者虽也说“继母难作”，但还是把继母黎氏写成吃前妻孩子的“狼”，作者在“异史氏曰”中甚至声称“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显然言之过分，但也说明他对继母折磨前妻孩子这种现象的痛恨之深！《马介甫》、《邵女》、《江城》、《吕无病》、《恒娘》等写家庭关系中的所谓悍妻和妻妾争宠的事，揭示了一夫多妻制下部分妇女的变态心理。另外，像《青蛙神》写到媳妇不应倚势骄人，《胡四娘》写嫌贫爱富的世态炎凉，《仇大娘》写险恶的邻居关系，《曾友于》写大家庭中的内部纷争，《劳山道士》讽刺好逸恶劳，《韦公子》、《嘉平公子》等揭露嫖妓的丑恶现象，都极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