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在我国历史上，伴随着神话传说而生的，还有一种童谣。它传唱于儿童之口，但有许多简直与儿童的生活和理解力毫不相干，而几乎是纯粹的政治斗争的反映和产物。从性质看，它应该列入“低幼读物”，但其实内容深奥难解的程度，几乎超过所有的“成人文学”。也许正因为如此，历来对它的研究如凤毛麟角，资料也很少；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又混杂着许多奇怪的传说和荒唐的附会，这些都增加了研究的困难。童谣本是一份值得重视而且应该加以研究的文化遗产，然而在很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根本的改观。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应该结束。一
什么是童谣？古人说：“童，童子。徒歌曰谣。”（《国语·晋语》韦昭注）“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五）大体说来，童谣就是指传唱于儿童之口的没有乐谱的歌谣。它的叫法很多，如清人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把“儿谣、女谣、小儿谣、婴儿谣”等都归入“童谣”一类。此外，其他古籍中还有称“孺子歌”、“童儿歌”、“儿童谣”、“孺歌”、“小儿语”、“女童谣”等的。名称虽不同，内容都是一样的。
童谣的历史真可以说是“久矣夫”的了。《列子》中记载的《康衢童谣》，据说是我国传说中的圣人尧时的童谣。《古今事物考》说：“《列子》曰：‘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谣之起，自尧时然也。”有人认为《列子》这本书不一定可靠，只承认《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才是真正最早的童谣。即使如此，童谣也有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我国文学史上，能够与它比“老资格”的，就只有《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了。
纵观中国古代童谣的历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明代以前，所有的童谣几乎都是政治童谣，不同程度地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们与儿童的生活简直不相干；从明代开始，在继续发展政治性童谣的同时，产生了一批真正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或者说，这时才有人有意识地开始创作和收集真正意义上的童谣。我想，明以前大概也有非政治性的童谣，只是由于无人搜集记录下来，所以就湮灭了；即使记下来一点，也往往被附会到政治中去了。明代，是我国资本主义因素大量产生的时期，当时有一批人，冲破宋元理学的束缚，思想比较解放，他们的视野扩大到了前所未及的许多领域，加上当时印刷业的兴盛，童谣的创作或收集也就有了较好的成绩。现存我国最早的儿歌专集是明代吕坤于1593年编成的《演小儿语》，此后，这方面的专集也逐渐多了起来。
从现有材料看，我国古代童谣大体上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状况：乱世多，盛世少；王朝末期多，王朝早期少。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元代，政治上黑暗，内外战争频繁，国家分裂，生灵涂炭。反映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童谣也就比较多。在每一个王朝中，一般又是末期比早中期多，像秦末、汉末、元末、明末等时期，都是童谣大量流传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乱世和末世，政治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政治力量都努力表现自己，其中就包括用童谣为自己造舆论，所以，有着产生童谣的肥沃土壤。另一方面，这时统治者的钳制力则相对削弱，使那些生产出来的童谣不至于全部被扼杀。新上台的统治者对那些替自己造舆论的童谣，固然会乐于保留，就是对那些诅咒被推翻的统治者的童谣，也往往持一种容忍的态度，甚至也乐于记录下来，以作为自己“顺乎天心，合乎民意”的证明。反过来，在每一个王朝的初中期，统治阶级的统治相对稳定，除了歌颂升平的东西之外，真正有战斗力的童谣就不容易创作和保存下来了。
二
中国古代童谣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强烈的政治色彩。拿最早的《康衢童谣》和《周宣王时童谣》来说，就都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康衢童谣》说：“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据说是尧在统治了天下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天下治理得如何，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时，听到了儿童们在大路上唱这首童谣。它实际上是老百姓对尧的治绩的评价，可说是最早的“政治评论”。这种评价未免有阿谀奉承的地方，把尧说得好到了极点。结果，当然是尧听了很高兴，回去后便下决心把他的统治权“禅让”给了他的女婿舜。《周宣王时童谣》：“弧箕服，实亡周国”。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谈的却是有关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它预言那卖桑木弓、箕草箭袋的老夫妇俩将是使周王朝灭亡的人，暗示老夫妇收养的女孩褒姒为周王朝“招祸”的事。可见，童谣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许多童谣都承袭了这一传统，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童谣强烈的政治性首先表现在：在王朝更替的历史时期，农民起义军或地主武装往往都利用童谣作武器，为推翻旧的统治者大造舆论。如元代末年，着名的《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谣》：“石人有双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就是红巾军领袖刘福通自造的童谣。据说刘先把刻有童谣的石人埋在黄河工地上，再让儿童到处传唱。当开河民工挖出石人、读到石人身上的童谣时，整个工地顿时沸腾起来。早已不堪忍受压迫的民工，纷纷揭竿而起，使红巾军队伍迅速壮大。童谣犹如火星，使遍布各地的“干柴”顿时燃烧起熊熊烈火。又如至正年间的《彰德路童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
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
据说至正二十八年六月的一天，彰德路的天宁寺塔忽然由黑色变成红色，塔顶还有红光闪烁，好几个钟头才消失。此事真伪难辨，也许是一次特异的自然现象，但是，有人就利用这一事件造出童谣，巧妙地暗示姓“朱”的人要取代元朝统治者而成为中国的“主人公”，显然是为明代统治者上台造舆论的。
如果说，上述两首童谣还不得不借助于迷信的“天意”之说来增强童谣的力量的话，那么，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制作的童谣就更加直截了当了：朝求升，暮求合，
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
管教大小都欢悦。
它紧紧抓住与人民生命攸关的生活问题，把起义与解决贫苦人民的生计联系起来，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号召力。当时社会的情况是：“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但是“官府复严刑厚敛”，所以“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明季北略》卷二三）这类童谣，就其作用来说，很有点像今天的政治鼓动诗了。
童谣强烈的政治性还表现在：它敢于把矛头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子”乃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因为触犯“龙颜”或根本就无辜地被天子莫名其妙地置于死地的人历来不可胜数。也许是这种野蛮和残暴的行为在起作用，在中国文坛上，历来只看到歌颂天子“圣明”的拍马文学，至多也不过有一点小骂大帮忙的牢骚。但古代童谣中有不少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用各种形式讽刺以至咒骂他们。像《永熙中童谣》：二月末，三月初；
桑生裴雷柳叶舒。
荆笔杨板行诏书，
宫中大马几作驴。
它如实地表现了晋惠帝时大权旁落、权臣专政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尖锐地嘲骂了昏庸无能的晋惠帝。借用他姓“司马”作譬，称之为“大马”，已是“不敬”了；把他比作“驴”，实际等于骂他是一窍不通的笨驴。虽然就晋惠帝而言，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但这样做，已够得上“大逆不道”了。《南史·张敬儿传》载的一则童谣，则骂得更厉害：天子在何处？
宅在赤谷口。
天子是阿谁？
非猪即是狗。
这首童谣表面上是指张敬儿称帝之事，“狗儿”、“猪儿”原是张敬儿兄弟的小名，当作写实文学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敬之处。但是，当小孩子传唱着“天子是阿谁？非猪即是狗”时，是决不会有人加上注解说这个“天子”是实指张某的，它实际上是巧妙地“以偏概全”，骂尽了所有的“天子”。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并不是文学创作的好方法，但在当时，毕竟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童谣并非绝无仅有。譬如《太宁初童谣》，把皇帝比作马不算，还把皇帝的被软禁比作放牧，绘声绘色地描写马吃草的情景；《元康中童谣》骂天子是“瞎子”；还有的童谣则嘲笑天子企图靠更改年号来维持自己的短命统治而最终只能赤脚逃命的狼狈相。这是童谣中很有光彩的一部分，在其他文学样式中是很少见的。
童谣还以极大的义愤谴责和诅咒祸国殃民的奸臣，而且比之其他文学样式，显得更加直截了当，更富有感情色彩。像着名的汉末《献帝初京师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它集拆字、谜语与童谣于一身，既巧妙地包括了“董卓”二字，又以“草青青”与“不得生”作强烈对比，点明尽管董卓气焰嚣张、炙手可热，都必将很快灭亡。从效果来看，与夏时人民诅咒夏桀的谣谚“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异曲同工之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如，宋代的《京师童谣》对于宋代臭名昭着的奸臣童贯、高俅、蔡京父子等人，已经不是历数其罪恶而加以谴责，而是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要“杀”、要“割”、要“吃”的呼声，真正到了恨不能“食肉寝皮”的地步了。
揭露社会黑暗，鞭挞封建社会制度，反映并且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正义的反抗斗争，也是童谣极富政治色彩的内容。《汉末江淮间童谣》：“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贵如黄金。”短短四句十六个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人民苦难生活的凄惨图画。是天灾？是人祸？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童谣没有说，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书为像）余地。这种含蓄的谴责，有时比大声疾呼的痛骂还要有力得多。
童谣的笔触不仅涉及了人民的苦难生活，而且伸向了政治制度、用人制度等各个方面。如《顺帝末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宋钦宗时童谣》：“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清末《京中童谣》：“前门开，后门张。前门引进虎，后门又进狼。不管虎与狼，终朝每日铛铛铛。”这些童谣从具体史实出发，加以典型化，对封建社会颠倒是非的用人制度、封建官府“广开言路”的虚伪性以及封建政府官僚勾结帝国主义、置百姓死活于不顾而只管自己享乐的反动本质等，都作了较深刻的揭露和谴责。 尤其难得的是，有些童谣还把被迫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军与政府军作对比，真实地揭示了官兵的危害胜过“贼”的情景。像《正德己巳川蜀童谣》：“强贼放火，官军抢火。贼来梳我，军来篦我。”这里，把农民起义军当作“贼”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它把所谓“贼”与官军对比着来写，着意在说明官军的祸害远远超过“贼”，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古话说：“两害相较取其轻”。在这样明显的对比面前，童谣的政治倾向性也显露无遗了。
童谣这种强烈的政治性，曾被人当作“诗妖”加以贬斥。如郑玄说：“言上号令，不顺民心，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所谓“诗妖”，明显地含有贬斥的味道；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是老百姓的“怨谤之气，发于歌谣”，还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的。
就内容说，童谣并不限于上述的政治性篇章，它还包括更多的方面。如《汝南鸿陂童谣》反映了一个在水利工程问题上好心办了坏事的官吏，《天堆童谣》附会地记载了一次泥石流现象，《隋末江东童谣》、《兴定中童谣》，谴责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还有些童谣讽刺了不自量力的狂妄之徒等等。特别是自明代以后，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有了较大的发展，童谣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前言2
三
童谣要为儿童所接受，在形式上不能不有一番讲究，因此，音乐性、变异性与娱乐性就成了童谣的显着特点。
1923年，黎锦熙先生在《歌谣调查的根本谈》中指出：“歌谣唱起来没有一首不好的……可是看起来就没有几首好的：这就是汉字的不济。”他觉得“汉字不济”的说法尚可以商榷，但他说的“歌谣唱起来没有一首不好”，却是值得注意的。童谣是一种带音乐性的口头文学，除了“歌词”之外，还有它的“曲谱”。因此，能流传的童谣，孩子们唱起来一定觉得顺口、流畅、蛮有味道的。可惜的是，古人在收集童谣时，只注意了记录它的文字，却忽略了它的曲谱——当然也许是这种记谱工作在当时是极为困难造成的。
童谣的音乐性表现在它语言的音乐美和节奏感。比较常见的是在童谣中巧妙使用双声、叠韵、双关、谐音、重叠、对比等手法，使得童谣唱起来悦耳动听。如《元明宗时童谣》：“牡丹红，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四句中，二二押韵，对仗整齐；“禾苗”与“和庙”谐音，暗指元明宗，一语双关，自然而巧妙。又如《兴定中童谣》：“青山转，转山青；耽误尽，少年人。”前面二句仅仅将同样的三个字调换了一下词序，就把长年累月辗转山林被迫从事战争的士兵的怨怒作了很好的揭示。它似重复又不是重复，而是一种深化，于整齐中见参差，韵味十足，音调响亮。这种句式，为以后的童谣和民歌所经常采用。不仅这些句式整齐的童谣有很强的音乐性，就是那些句式参差的童谣也是如此。如《都城小儿祈雨歌》之一：青龙头，白龙尾，
小儿求雨天欢喜。
麦子麦子焦黄，
起动起动龙王。
大下小下，
初一下到十八。
摩诃萨。
这首祈雨歌看起来简直像散文，但是内在的音乐性很强，又用的是小儿的口语，所以，唱起来一定是很有兴味的。
与音乐性有关的是童谣的变异性或曰不稳定性。因为童谣是以口头传唱的方式流传的，就难免要发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有意无意加以修改的情况。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狸斑童谣》。《明诗综》以此为题记的是：狸狸斑斑，跳过南山。
南山北斗，猎回界口。
界口北面，二十弓箭。
而明杨慎的《古今风谣》题为《元至正中燕京童谣》，作：脚驴斑斑，脚躐南山。
南山北斗，养活家狗。
家狗磨面，三十弓箭。
上马琵琶，下马琵琶。
驴蹄马蹄，缩了一只。
周作人说他家乡绍兴的孩子却是这样唱的：
铁脚斑斑，斑过南山。
南山里曲，里曲弯弯。
新官上任，旧官请出。
北大歌谣研究会的《歌谣》第21号说湖南又是这样唱的：脚踩斑斑，手指南山。
南山北斗，不用家口。
除吊美人二十四，
一大只。
这首童谣在不同的地方还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不一一列举了。有人认为它的最早出处是《礼记·檀弓》中的《登木歌》：“里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那么，它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不断地在流传中被“改编”，所以，变化这样大就不足为奇了。其他童谣历史不一定有这么长，变化不一定这么大，但是字、词、句的异同是大量存在的。对此，我们也要以“流动”的眼光来看待，承认其变异的合理性，择善而从，恐怕不宜运用校勘古书的通例，强说谁对谁错，以求“一律”。这也可算是童谣的一种“特殊性”吧。
童谣的娱乐性主要表现在把儿童喜爱的谜语、文字游戏和游戏动作与童谣结合起来。像《献帝初京师童谣》的“千里草”、“十日卜”，就是“董卓”的谜面 ；《襄国童谣》的“古在左，月在右；让（繁体字：让）去言，或（繁体字：国）入口”，就是“胡襄国”的谜面，等等。这些童谣的制作者是以此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的，但孩子们在传唱时却并不去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只不过当它是一首含有谜语的歌谣，从而产生传唱的兴趣。
把文字游戏引入童谣，也是童谣中常见的表现手法。如《台州塘下童谣》：“塘下戴，好种菜。菜开花，好种茶。茶结子，好种柿。柿蒂乌，摘个大姑，摘个小姑。”这里用的就是一种“顶真续麻”式的文字游戏；它的头一句的最末一个字就是第二句的头一个字，每句中的两个分句互相押韵，而句与句之间则可以换韵，并且意思上也可以全无联系。这种童谣一般用于儿童的集体传唱，是对他们进行语言和思维训练的一种好方法，也能够激发起儿童的浓厚兴趣。此外，像拆字、谐音等也多为童谣采用。
有些童谣还往往与游戏动作结合起来。如前面提到的《狸斑童谣》，记载它的朱竹垞在《静志居诗话》中说：“此予童稚日偕闾巷小儿联臂踏足而歌者，不详何义，亦未有验。”所谓“联臂踏足而歌”就是一种儿童游戏：一群孩子伸脚排坐在地上，先由一个孩子唱歌点脚，每唱一字点一脚，点到唱完处便缩一脚，如此轮点下去，两脚都缩的便立起，剩下最后立起的一人就算输了。又如《拜月叩星歌》：月，月，月，
拜三拜，
休教儿生疥。
参儿辰儿。
可怜溺床人儿。
它也是边唱边辅以动作的。我们仿佛看到一幅月下幼儿叩拜图，旁边或者还有他的母亲或祖母、外祖母在打着节拍“伴唱”呢！这种活动本身虽是一种迷信，但幼小的孩子对于这种略带神秘的活动一定是颇感兴趣的。四
绝大多数的古代童谣的作者，均不可考。这本来是口头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它们不是发表在书刊上，而只是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即使第一次“发表”时是署了名的，但几经流传，也可能被遗忘了。尤其是童谣，传唱者是年幼的儿童，他们对作者是谁，恐怕更不感兴趣；更何况许多童谣政治性、战斗性很强，作者恐怕不愿或不敢署名。这样，童谣大多不知作者就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的确给童谣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古人也曾从实践和理论上作了努力，提出了种种解释。其中最主要的有“天心”说和“天籁”说。
“天心”说最早见之于《三国志·吴书·陆凯传》。陆凯在引用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童谣之后，说：“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魏书·崔浩传》还记载崔浩预测星变童谣作的故事，活龙活现。这种观点把童谣看作是天星垂象，儆戒世人的。其理论虽形成于三国时，但其滥觞却可追溯到先秦。如《周宣王时童谣》以预言的形式出现，并且通过“事实”企图证明“天命”的不可违抗。又如《卜偃引童谣》，也是以童谣来“未卜先知”，作为符合天意的象征。这种观点又被称作“五行志派”，在古代童谣研究中，占了统治地位。自《汉书》开始，许多童谣均被收入历代史书的“五行志”中，可见其观点影响之深。《晋书·天文志》说：“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首次正式从理论上提出童谣与阴阳五行的关系。这种“解释”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也不可一笔抹杀。赵景深先生在《古代儿歌资料·序》中说：“史籍中关于童谣应验的记载和解释，现在看来大部分是牵强附会或荒诞不经的。但是它们可以帮助了解这些童谣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可作为篡改童谣的反面材料，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们还是有价值的。”此外，许多政治性很强的童谣有赖这件“五行志”的外衣得以保存至今，也应该算是一种幸运。
还有一种“天籁”说。这几个字最早见之于清许之叙的《天籁集叙》：“古谚童谣，纯乎天籁，而细绎其义，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不能假也。”所谓“天籁”，说得未免玄乎。其实，它的意思不过是说：童谣是儿童不假思索、信口唱出来的声音。“天籁”说的思想，早在汉代的王充就说过了。他在《论衡·纪妖篇》中说：“性自然，气自成，与夫童谣口自言无以异也。当童之谣也，不知所授，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为之也。”杜预注《左传·庄公五年》有云：“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凭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这类说法也还有点神秘化的味道。其实，儿童们所唱的歌，哪有不受成人影响的道理？许多童谣都是大人造出来让孩子唱的（当然，传唱过程中孩子有意无意地加以修改的事也是有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天籁”，而仍是“人籁”。
由于“天心”说和“天籁”说的统治，古代童谣长期以来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给童谣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我们今天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继承和整理这一份遗产，使之能为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文艺创作更好地服务。
雷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