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年抗战”谈到政策倾斜

最近，看到学林出版社新出的《中国恒星观测史》（潘鼐着），十六开厚厚一册，七十五万字，图数百幅，周谷城先生题写书名。这是作者自少年时代起就着力钻研的课题，积数十年的心血，把三千多年来中国恒星观测的历史条分缕析，笔之于书。恐怕是解放以来在这方面最系统、最权威的着作了。但是，翻开版权页，知道只印了一千册。

问了出版社的同志又知道，原来书店的实际订数只有几百册。为此，出版社曾经犹豫过。因为这本书是在该社成立初期就接受的选题，当时的上级颇有“但出好书，不问亏盈”的气派，可是，待到出书时，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再出这本书就得自己承担数万元的亏损了。这对于一个实行承包的小社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过，他们想到作者几十年的心血不能白费，出版社“八年抗战”（从接受选题到出版的时间）的艰辛也不能轻易付之东流，更重要的是想到这本有价值的填补空白的着作如果夭折将给中国文化宝库带来巨大损失，他们毅然挑起了重担，凑成一千印数坚持开印了。

从经济效益看，这本书的销售收入大概刚够付稿酬；从社会效益看，它将同“恒星”一样永远为关心它的人们所“观测”，是可以传之久远的。

对于这样的好书以及出这种好书的出版社，我们的出版政策总应该有所倾斜吧。否则，像“学林”这样肯出亏本书的积极性也是难以持久的。特别是像《中国恒星观测史》这样的书，中外文杂出，图表众多，繁难字体迭出，编辑、审稿、排版等等均格外费力，而且由于专业面窄，明显不会有大的印数，出版周期又长，没有政策的倾斜扶持，是更难持久的。看来，这方面的工作是比“扫黄”、查禁“自由化”的书更烦难的事，希望有关部门能不断拿出办法。

（1990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