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出版界的十大弊端

《杂家》编者按：医生看病，先要找准病根，才能开出治病良方。出版工作要改革，要开放，也要先把存在的积弊找出来，再对症下药地加以解决。严伦的《当前出版界的十大弊端》，可以说是为寻找出版改革的“突破口”而进行的一次“火力侦察”，虽说有着鲁迅所批评的“十景病”的毛病，所说的弊端也许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但对于立志改革的人来说，多少是有些启发作用的。我们期望它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出版工作目前正处在十字路口！图书库存积压、订货继续萎缩，使它背上了—个沉重的包袱，举步维艰；而改革势头的迫压，开放带来的国外冲击波以及读者永不餍足的需求“胃口”，更使它惶惑不安，手足无措。透过每年四万种图书的繁荣景象，我们分明看到了许多潜在的和明摆着的问题，正日益积聚、凝结，以至本已很蹒跚的步伐，更加趋于“牛步化”乃至停滞。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危机。我们不敢盲目乐观。

为着给出版改革提供素材，我们先给当前的出版界作了一番诊断，发现它至少存在着十大弊端。现开列于下，期望引起有识之士的注意，通过会诊，求得问题的解决。

一、缺少一个长期稳定的明确的政策。出版工作长期以来似乎缺乏一种“主心骨”，不得不随着具体任务的变化而波动起伏。党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的决议通过之后，出版界仍然是一波三折，左一条禁令，右一个不准，补充的文件，自制的土政策层出不穷，但大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表工作上。有关行政领导部门忙的仍是救火、煞车、对照、检查，下面也无法安下心来，按照既定的方针，朝着既定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这种情况极不利于经验的积累和规律的探索，反过来，又消极地影响了长期稳定的明确的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二、缺乏当代意识，出书有严重的陈旧感。与我国许多“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用品一样，出版工作基本上奉行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一套：陈旧的管理，陈旧的体制，陈旧的工作方法，陈旧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以及由此而来的陈旧的选题结构、出书角度和出书方式。现在号称每年出书四万种，其实，有许多书按国际标准是不能算品种的，还有许多是旧书新出：老祖宗的旧书，解放前的旧书，“文革”前的旧书，因为各种运动遭到厄运的旧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头换面甚至原封不动地“重新”出来，以表面的“新”而给人一种虚假的满足。这些陈旧的图书散发出来的陈旧的编辑思想足以窒息少数创新、改革者的呼吸。

三、与读者的距离在加大。为什么读者的购书欲望空前强烈而图书的积压和订数的萎缩也达到惊人的程度？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图书脱离了群众。据去年的上海书市反映，参展的数万种图书，真正受到广大读者青睐的不过寥寥数十种，比较好销的也只有数百种，大多数图书基本上是“门庭冷落车马稀”。这就是出版工作脱离读者的明证。现在有些人出书，办刊物，不是为满足读者的需要，而似乎是为了满足某些作者出书的要求，或为了实现某些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民意测验、读者恳谈会、读者卡、定点调查，定期调研，种种行之有效的联系读者的渠道，现在很少利用，或者只是走走形式，应付应付门面。因此，不少的出版者对自己的出版对象不甚了了。这样，出书不对“路”，不是积压就是脱销，就没什么奇怪了。

四、小打小闹，零敲碎打，缺乏走向世界的魄力和纪念碑式的出版物。几十年来，我们出了许许多多的书，但是，说来惭愧，进人世界市场并产生世界影响的巨着有多少？获得国际级奖的图书又有多少？直至最近，我们的许多书还被人嘲笑为“站不住的书”。其原意是嘲笑我们的书土里土气，上不了书架，但推而广之，上不了书架也就是在历史上“站不住”的书。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我国的身分。旧中国，我们还能数得出“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大部头的巨着，但这几十年，连这样的“仿制品”也没有，更不要说超过它们了。近年来，虽有出版《汉语大词典》、《中国美术全集》等壮举，但拖的时间太长了，不能适应社会的读书需要。时代呼唤巨着，人民要求各种成套的系列书。应该从国家的全局上考虑这些问题，靠一两个社是不成的。

五、编辑地位低下依然如故。从罗竹风同志的《杂家》叫起，编辑的地位当然有一点改善，但根本上没有大的改观。身居斗室，面对“稿山”，不说出国无望，连评定一个职称也是多灾多难，一再延期，最近索性束之高阁，连“楼梯”也不响了。恶劣的工作条件，勉强的生活待遇，弄得像个冬烘先生，耳目不灵，信息不通，眼界狭窄，被人瞧不起。书刊出了错误，明明有许多原因，却只打编辑的屁股，岂能称为“公道”？现在编辑素质的确不高，尤其是许多新编辑，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但是，素质的提高要靠主客观双方的努力。除了本人自强不息之外，有关方面也要做好给“马儿”喂“草料”的工作。

六、落后的三审制。三审制现在似乎仍是出版社的金科玉律。其实，仔细调查一下，多半它早已名存实亡了。一个出版社几十个、上百个编辑，就那么几个总编辑，底大瓶口小，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审”不过来，但不“审”就签字，又怕负不了责任。因此，书稿在总编的柜子里睡大觉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作为出版社负责人的总编辑们在书稿中忙得昏头涨脑，便很少有清醒的头脑考虑方针大计，也无法发挥他们原有的特长了。如果我们真正实行“文责自负”，是否要对“三审制”也来一次“审查”呢？

七、只重实践，轻视理论的指导。中国的出版历史源远流长，但大都停留在实践的初级阶段，出版技艺的传授，沿袭的是手工作坊式的师徒相授，或者就是付出巨大代价的暗中摸索，一切都从头作起。以至于到今天，几十万人的一支队伍竟无“学”可言，好不容易开起来的大学编辑专业，也无“本”可教。“为人作嫁”编辑出版了成千上万种图书的人，到头来自己竟然弄得“赤身**”，没有一本自己的书，岂不可叹！

八、编、印、发三环节无休止的矛盾削弱了出版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由于三环节分家，互不通气，也没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各人多从自家的利益着想，而很少有出版的整体观念。出书难，卖书难的叫声未绝，近来又有印刷厂“无书可印”的困难了。解放前的出版部门，编书与发行多是捆在一起的，据说现在国外也多是如此，所以双方休戚相关。当前，正在强调出版社要增强发行意识，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书店也要增强“出版意识”，才不至于出现“一头热”的现象。如果不把三环节放在一个“系统”内来考虑，恐怕相互之间的抱怨与指责将永无宁日。

九、出版社的设置脱离实际，缺乏科学依据。这几年，出版社大都采取孙行者的办法，摇身一变，一个社就变成了几个社。大家又没有分工，也没有“势力范围”，都是“面向全国”，都是“全面开花”，于是抢稿子，抢名家，哄抬稿费标准，无视党纪国法的种种怪现象便应运而生。不法之徒常因四处钻营而得利，老实之辈则常常由于“头子不活络”吃足苦头。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究竟应建多少出版社，建些什么社：才基本适合国情？不能光听申请办社者的叫唤，而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严格的可行性沦证。

十、严重缺乏新技术的武装。同国外甚至我国香港、台湾相比，我们的出版工作还是停留在“秦砖汉瓦”的时代。人家已经普遍使用的电脑，我们这儿还是稀罕物，还不过用来查询资料、发发工资而已；人家的先进技术可以在几天内出版一本书为常事，因此，重版率特高，不要仓库，又不积压资金，而我们的出版周期却长得可怕，三个月出书已经沾沾自喜当作先进经验了。

以上凑满十条，就此打住，也许还有，也许说得不准，作为愚者之一得，敬希批评指正。

（《杂家》1987年第1期，署名：严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