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辑学的断想：做读者的好朋友

做了几年编辑，也不知为什么，脑子里竟产生了…‘个怪念头，就是觉得我们的读者是那么可爱可敬，而我们的某些作者和作为编辑的我，则常常不那么可爱甚至要感到惭愧。我到出版社后编的第一本书，自己认为是很花丁些力气的，出版后销路也不错，评论界的反映也还可以，于是自己颇有些飘飘然之感。但是，不久，就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指出书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虽然不过是一个字的错误，一个年代的不统一，一则资料的不准确之类的“小问题”，但也常常令我汗颜。这些读者也许怕我们受不了，总是先在前面恭维一番，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很客气地提出问题（当然，也有提得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越是这样，我越觉得惭愧。我想：书稿的作者拿稿费，我们编书拿工资，可是，这些稿子在我们手中时竟一直没有发现问题；可是读者们是花了钱买我们的书，花了时间去读（有的还要查资料），又花了时间和金钱给我们写信，他们为了什么呀？外国人说顾客是上帝，我觉得，我们的读者才是真正的“上帝”，他们的确是可敬可爱的。在这样可敬可爱的读者面前，我们难道不应该掏出心来，和他们做好朋友吗？也许我们的工作仍会做得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们思想上要树立这个观点则是不应动摇的。

做读者的好朋友，首先要想方设法向读者提供好的出版物。所谓“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内容是健康的，于读者有益的，绝不提供有害读者身心健康的东西。不是因为上级或别人要求你这样做才被动地执行，而是因为想到可爱的读者自觉自愿地这样做。二、知识是正确的，更新的，而不是错误的，陈旧的，特别要努力消灭错别字，改变“无错不成书”的状况。三、态度是真诚的，是与读者处于平等地位的朋友，而不是虚伪客套的，应付式的，像一个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导师”。四、形式是活泼有趣的，而不是板着面孔的说教或枯燥无味的罗列。五、定价是合理的，不过多地向读者的口袋里掏钱。为此，要设法尽量挤干作品中的“水分”，使之扎扎实实，没有废话。当然，这里需要作者的努力与合作，但编辑不应该是消极的，无所事事的，应该为了读者的利益坚持这些原则。

目前我以为最突出的有三个问题：一是某些出版部门为了“经济效益”，不惜向读者倾销“毒品”和“劣货”。他们连被动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之心都没有，而是想方设法钻政策的空子，不光彩地捞钱，完全忘记了他们对读者朋友的责任。二是某些出版物的读者对象不明，带有某种盲目性。有些书的程度是“专家看了嫌浅，普通读者看”了嫌深”，结果是两面不讨好，成了“高不攀，低不就”的“滞销货”。这也是没有替读者朋友着想的结果。三是差错——主要是错别字——太多。尽管作者、读者多年来不断呼吁，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有些甚至还很严重。特别是某些刊物，几乎是每页都有错讹，简直不堪卒读。有一家资料性的内刊曾“悬赏”：捉到一个错别字奖五角钱，但最近一期转载了笔者的一篇文章，1万多字中，错漏竟达20处之多。可见，如果不采取别的措施，仅靠“悬赏”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以为，要改变“无错不成书”的现状，最重要的还是要编辑多为读者着想，极大地加强责任心。当然，有关方面也要为编辑着想，提供较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做读者的好朋友，还要走出去向读者请教，作调查研究，了解读者的爱好、兴趣、希望和要求等等。这不仅是为了编好书，更重要的是向读者学习，藉以丰富和充实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是联系作者与读者的桥梁，他要把读者的要求和意见告诉给作者，再主要通过出版的书籍把作者的思想传达给读者。老一辈的作家中，许多人既是作者？又是编辑，像鲁迅、茅盾、巴金、邹韬奋、叶圣陶等都是做过编辑或者是由编辑而成为作家的，他们都十分强调与读者的联系，注意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如巴金就说过：“我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编丛书，感觉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读者从远近地区寄来的信件常常在十页以上，它们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韬奋也把读者和通讯员的来信来访当作是办好刊物的“维生素”，把与读者的交往看作是向读者学习的好机会。所以，他们尽管很忙，仍然创造条件与读者接触。作为编辑，他们起到了沟通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的作用。

可是，我觉得，现在不少地方这个桥梁成了“断桥”：它通往读者的那一头常常是关闭的或堵塞的。我们的编辑与读者的联系太少，不仅出书前没有调查研究，出书后也很少搞“民意测验”，很有点“出不出由我，看不看由你”的味道。虽然，我们上海发明的“一、二、九”制度中包括了二个月的调查研究时间，但真正实行的似乎很少，而且就是实行的，也多半是向作者调查研究，而很少是向读者的。有些单位出去调查（如书店发行部门和某些出版社总编办公室的同志的调查），往往也不是着眼于编辑工作，虽然他们的调查报告可以对编辑起一些启发作用，但究竟不能代替编辑自己的调查。我以为，这方面应该建立必要的制度，不能让“桥”永远“断”下去。

做读者的好朋友，还要热情、负责地答复读者的来信，有效地利用来信中的信息。读者来信是送上门的信息，是读者关心、爱护出版社的标志之一，如我前面说过的，也是读者可敬可爱之处。因此，一定要认真阅读并负责地加以处理，及时地、热情地答复，绝不能使读者失望。现在，有些同志借口“忙”，对读者来信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的“编僚主义”（姑且从“官僚主义”中演化出这么一个怪名词），对读者的信连看也懒得看，只是堆在台子上，到时候“一并处理”。某社不就发生把读者来信连同汇款一同送往废品收购站的事吗？这实在是一种愧对朋友的事。诚然，我们的编辑有些人是很忙的，但是否人人都忙到没有时间看看读者来信的地步，我是颇为怀疑的。我以为，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态度问题，他们对读者采取了一种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而不是朋友的态度。

有些同志对读者来信也是看的，并作了处理，但没有充分利用来信的价值。对于读者提出的看法、意见和建议等等，没有消化吸收，用来改进自己的工作，实际上仍使读者的心血付之东流了。譬如我经常看到读者来信问我们出版社的地址或某本书的定价，就不免想到，为什么我们的广告或书评之类不能把这些告诉读者呢。可是，有时，我们仅仅为了“好看”，只开书目，而不愿注明定价，硬是要读者“好看”，给他们添麻烦。像这类举手之劳的事，为了读者方便，难道不值得千千吗？韬奋曾要求生活书店的同志，“对于读者的任何复信，必须诚恳详细，即使有的读者问得幼稚，我们仍然必须认真答复，不怕麻烦，诚诚恳恳详详细细地答复，如果怕麻烦，拆拆烂污，简单马虎，聊以塞责，都是本店事业上的罪人尸我以为，其基本精神对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1985.3

作者附记：“断想”居然断断续续地“想”了五篇，虽不免“老生常谈”之讥，但自认为还是花了些力气并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在内的。为了不使读者厌烦，决定暂时到此“断”住，听听意见，如果读者认为还可以，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来饶舌吧。

（《上海出版工作》1985年第5期，署名：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