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舆论导向3

(《全》#9,632页,1939年4月)思想为事实的反映,事实存在,思想虽然遭受压迫,也不会消灭的。……横加压迫,结果不但不能消灭它,必然的趋势愈压迫愈广播愈发展,这是我们稍稍回想各国的思想史而是可以恍然大悟的,否则中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俄国沙皇的摧残思想,都可以大告成功,何以一则传仅二世,一则尼古拉二世要被杀头呢?

(《全》#9,150页,1939年7月)一个公正的正确的舆论机关,不免要受到一些阻挠,但是只要我们的态度光明,立场坚定,地位合法,应付得当,不是没有方法存在的。

(《年谱》下卷,1043页,1939年8月)我们不但需要言论自由,而且需要有效的言论自由。

(《全》#9,640页,1939年10月)我们是主张民主政治的,直接间接反对民主的一切言论,我们都反对。

(《店讯》#78,1023页,1939年12月16日)韬奋认为出版自由之争,为个人属于国民方面应尽的天职。而本店服从法令的态度,亦为平时一贯的方针。这种界限,是最应该分别清楚的。

(《选》,354页,1940年3月)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当局尊重民意?我们认为,除舆论机关在各方面努力推动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组织健全而能真正代表民众意见的民意机关。

(《全民抗战》第122号,《研究》#3,366页,1940年5月11日)舆论机关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一方面在能反映社会大众的公意,这两方面是要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的。一个报纸对社会能引起领导的作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够灵敏地意识到社会大众的真正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大众的真正的利益,在这个立场上,教育大众,指导大众。

(《选》,62页,1941年1月)民主政治的社会最重视民意的表现,表现的方法除选举外,便是舆论。就一般说来,舆论的表现虽也有着种种的途径,但是报纸和杂志上的言论,尤其是社论,更被人视为直接的表现。

因此,有些人一想到舆论,便很容易地连想到各报的社论。遇着国际或本国里有重要事件发生,各报为着要负起舆论的责任,也往往要针对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发挥高论,以代表舆论自勉。

无论那一个报,执笔写社论的主笔先生,只是个人,至多只是言论部的若干位同人会议的结果,个人或少数人的言论何以又能发生伟大的力量呢?这绝对不在执笔的个人或少数人的自身,却在所发表的言论确是根据正确的事实和公平的判断,确能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这一点当然也还须有着相当的客观条件),真够得上舆论,才能发生舆论的伟大力量。

所以“舆论”这个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神圣的——宝物,不是有钱办报,有笔写文,就可以夺取到手的;也不是强迫任何人拿起笔来写出你所要说的文章,印在纸上,送到读者的手里,就可以发生什么舆论效力的。有钱有势的人尽管可以压迫舆论,收买舆论,乃至摧残舆论,但这些手段只是做到表面上像煞有介事,在实际上丝毫收不到所希望的舆论的效果,因为“舆论”这个宝物也是奇物,真正的舆论有如真理,无论如何是压不下去的!

(《选》,64~65页,1941年2月)言论固然可以发生舆论的力量,但却不是一切言论都可以发生舆论的力量。只有根据正确事实和公平判断的言论,才可能发生舆论的力量。

(《选》,65页,1941年2月)我们要重视舆论的力量,我们更须知道舆论力量之所由来。

(《选》,66页,1941年2月)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此种最低限度之民权,必须在实际上得到合法保障,始有推进政治之可言。

(《全》#10,39页,1941年2月)今日并没有人主张言论出版漫无条件的自由(抗战建国纲领即为共同遵守的原则),图书杂志与新闻消息有别,既有政府公布的原则以资遵循,又有法律以绳其后,出版后的图书杂志已不致有重大谬误,即偶有微细失检之处,亦可按现有的出版法及其关于言论出版的现行法规,在出版后加以纠正或禁止,不应因噎废食,使整个出版事业增加困难。

(《全》#10,220页,1941年4月)国家大事,本来就是全国人民的事,照理是应由全国人民自己起来管理的,人民管理国事既属天经地义,人民批评国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但在历史的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在专制政治之下,人民对于国事是没有批评自由可言的。……在民主政治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便不同,不是由统治者一时高兴就给你一些批评自由,不高兴时便对你的脑袋转念头,而是在法律上得到切实的保障。

(《全》#10,58~60页,1941年5月)国民所要求的是言论自由的实际保障,而不能以仅仅公开表示为已足。……我们必须坚决要求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而批评自由的切实保障,却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最主要的工具。我们对于这主要的工具,必须共同努力达到实际的要求。

(《全》#10,61~62页,1941年5月)我以为除有关军事国防应守秘密,除了抗战国策不许反对外,关于政治上的应兴应革的问题,乃至一部分“公仆”的不良作风,言论界是可以提出讨论的。

(《全》#10,249页,1941年5月)要使研究学术者得到相当的自由园地。所谓自由,当然不是毫无范围的自由,但是在抗战国策及三民主义的原则之下,必须予以充分的研究自由。现在有些学校恐怕青年思想活跃,除课本外,禁止阅看书报(黄参政员炎培曾在国民参政会审查会中作沉痛的报告),对于教授的研究和思想,也有着种种不必要与不合理的牵掣,曾有教授因介绍课外书报而受到严厉的警告。书报审查的吹毛求疵,无理压迫,也是着作学术进步的障碍。

(《选》,246页,1941年6月)建立法治精神。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特征……依各国民主运动史看来,尤其主要的是人民的身体自由在法律上及实际上须有切实的保障,非依法律不得逮捕囚禁。……人民的身体自由如得不到法律上实际上切实的保障,什么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都谈不到!

(《全》#10,309页,1941年6月)现在那些反民主论者,一听到言论自由,便加上为个人谋自由的罪名,马先生(按: 指马寅初)所争取的言论自由可以证明绝对不是为个人谋自由,完全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

(《全》#10,317页,1941年6月)一般宪法上所规定的个人自由(我们《训政时期约法》及《抗战建国纲领》中对此都有规定)并不与国家自由处于对立的地位。个人自由,主要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国家在宪法及法律范围内需要人民服兵役及贡献财产,不是侵犯人民的自由(在民主政治下,宪法及法律都是由民意机关通过的,不是老爷“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人民生命财产在法律上应得的保障并没有被取消。至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但不与国家自由不相容,而且在“提高民权”之下,可以加强国力,动员民众,加速国家自由的争取,《抗战建国纲领》是在抗战爆发后,即由政府公布的,对于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与以合法充分之保障”的规定,便是明证。

(《全》#10,675页,1941年7月)言论自由,在各国民主政治运动史上,都占着最重要的地位,都是由争取民主的人民所必须争得的一种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

(《全》#10,706页,1941年8月)言论自由的保障,在积极方面可以反映人民的要求,在消极方面可以发生继续监督政府督促人民代表的作用。

(《全》#10,707页,1941年8月)言论机关有反映民意的,也有反映官意的。就一般的情形说来,民意的言论机关和官意的言论机关,同在法律的保障之下,同享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在反民主和假民主的国家里,官意的言论机关所享受的言论自由的保障较民意的言论机关为大,甚至官意占着绝对的便利,民意常在摧残压迫之下挣扎着。

民意的言论机关,大概可分为民间团体的机关报或机关刊物,和民间个人经营的报纸或刊物。无论是民间团体办的,或是民间个人办的,就言论的任务说,都应该注重反映民意。它在社会上所能发生的影响的大小,和它所能反映的民意的程度成比例。所以,民意的言论机关可能由少数人办,或由少数人主持,但是它必须能反映民意,才能取得多数人的同情和信仰,才能发生舆论的力量,否则尽管有着言论机关的躯壳,已失去了言论机关的精神。当然,言论机关除了反映民意之外,还有指导民意的责任,但是所谓指导,绝不是凭着主观的成见或幻想,仍需根据民众的潜在的利益和愿望,不过以远大的眼光和深刻的认识,对于民众的潜在的利益和愿望,作先知先觉的指明或阐发而已。归根到底,指导民意仍逃不出反映民意的范畴。

(《全》#10,708页,1941年8月)愈民主的国家,官意也应该愈接近民意,至少应该和民意的言论机关在同样的言论自由保障之下,光明磊落地各以言论充分发挥各人的意见,呈现于一般人民之前,听人民的公判。官意如果确能集合人民的公意,则经过讨论或笔战的过程,不但无损官意,反而可使人民对官意有更彻底的了解,有更坚强的信念。在另一方面,官意如果不能符合人民的公意,那末经过民间舆论的纠正,却应该虚心考虑,力谋改善。当然如果官意能完全根据民意,可能不必经过讨论或笔战,即与民意打成一片,发生完全一致的现象。这样的一致,才是真正的一致,不是用压迫或恐怖造成的表面上的一致。

(《全》#10,708~709页,1941年8月)“什么舆论能发生监督政府的力量?”这个问题可分几方面来说: (一) 最重要的当然是言论自由须得到合法的充分保障。(在中国当前所谓言论自由当然是指不违反抗战国策的范围,有某些人把出卖民族的汉奸言论来否认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那是有意歪曲言论自由的本意。)否则舆论无从表现,或得不到充分的表现,当然说不到什么发生监督政府的力量。(二) 在抗战国策范围内(就中国说)批评政治或国事,是民国的国民应有的民主权利(法西斯国家的国民当然除外),不应把批评政治或国事,即视为推翻政府或“另建政治中心”,这一点如不被执政者所承认,舆论常在压迫之中,也说不到什么发生监督政府的力量。怎样能使执政者承认这一点呢?这是各国民主政治运动所要达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目的,必须努力推进民主政治运动的伟大力量,在宪法的实行上争取人民应有这种监督政府的基本的民主权利。(三) 最后,舆论机关本身当然也要努力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然后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舆论的力量不是仅仅由于少数人执笔写出几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所发表的言论真能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在实际上往往有些人办报,领得到丰富的津贴,出得起丰富的薪水,出的报没有人看,或看者寥寥,被社会上看作反动的倒退的代言人;有些人办报,虽然经济困难,受尽艰苦与压迫,埋头苦干,出的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就是因为前者只是代表少数人私利或一个派系的私利说话,反对一切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的事情和主张,后者恰恰与之相反,不怕也不顾少数顽固倒退分子的诬蔑毁谤,站在真正大众的立场,提出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的事情和主张,百折不回地干下去。

(《选》,72~73页,1941年9月)主持国政者对于民间舆论的态度,须视民主精神为转移。法西斯的国家根本独断独行,视人民如奴隶,当然不要舆论,民主国家则以人民为主人翁,政府的官吏只是国民的公仆,且有宪法规定人民有批评国政的民主权利,并有民选的民意机关监督执行,故舆论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

(《全》#10,549页,1941年10月)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都是民主权利的极重要部分,所以主张民主政治者,对于民主权利当然是很重视的。

(《全》#10,626页,1941年11月)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是人民积极参加国事改进政治的重要工具。

(《全》#10,789页,1941年11月)我认为人民应有思想研究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必须立即取消不合理的图书审查制度,必须立即取消将青年当囚犯的特务教育,必须立即取消残害进步文化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罪行。

(《全》#10,817页,1943年10月)说到民权,除了选举权罢免权等等如中山先生所谓四权之外,最主要的大家都知道而且常常听到的是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和生命的自由权,而人民生命的自由权,尤为基本的基本,因为生命的自由权如果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什么都无从说起。

(《全》#10,829页,1944年4月)能符合这种反映的(按: 即反映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主张或言论才有力量,否则无论你如何自信神通广大,无论你怎样卖力开倒车,都是徒然的。

(《全》#10,844页,1944年4月)天下事最难的也许莫过于压抑正确的消息或言论。

(《全》#10,876页,194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