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刊物1

8. 论刊物

职业界名人之箴言，甚有益于青年，朱君说得十分透彻。不过关于这类文字，有几点很重要： （1） 所说的人确是职业界经验丰富资望隆重的人，（2） 所说的确有心得，而非空谈道德的话，（3） 各次所取的材料，内容不可重复，否则也容易令人生厌。因为有此种种关系，所以有则随时刊登，无则宁缺毋滥。（答朱鸾）（《选》，257页，1926年11月）出专号仅有特别兴趣于某一部的人，似太呆板，还是“间载”的好。

（《选》，261页，1926年12月）承嘱介绍令妹阅读之书报……至于定期刊物，在我国好的很少很少，月刊方面《东方杂志》似还可看，周刊令妹既喜本刊，也可以看看。（答宋孝璠）（《全》#2，64页，1928年3月）个人要经济独立，才配讲自由，刊物也是如此。

（《选》，199页，1928年11月）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选》，199页，1928年11月）我们深信天下无十全的东西，最要紧的是要有常常力求进步的心愿，本刊决不敢说自己已经办得好，决不敢自矜，而且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许多缺点，所堪自信者，即此常常力求进步的心愿。所以有指教我们的，我们极愿虚心领受，务使本刊的缺点愈益减少，优点愈益加多，不过对于无诚意的断章取义的谩骂，我们只得行吾心之所安，不与计较。我们以为做人的态度应该如此，办出版物的态度也应该如此。

（《选》，279页，1928年11月）文字力求通俗，我们也在注意，以后当格外努力。文字也在力求其短，就已往的情形说，二千字左右的文字只有一两篇，大多数都在千字左右或以内。有些意思，说得太短了，也许说不清楚，这只得就内容加以斟酌。不过避免冗长，却是一件应该注意的事。

（《选》，229页，1929年8月）不论何种刊物，总有它的特殊内容，就是“里面有的”是什么“东西”： 读刊物的人各有各的口胃，“所要寻的东西”当然也不能尽同。

（《选》，281页，1929年11月）办刊物最易钓名沽誉，最易为个人做死出风头之工具。

（《选》，205页，1930年7月）办刊物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凑得上几篇不管噜不噜的拖泥带水的文章，呆照现成可以学样的格式交给印刷所去印它一下，便赫然出了一种新刊物。但是若稍稍为读者方面着想——稍稍为读者的时间与目力乃至经济方面着想，同时也就是为刊物的本身价值着想——似乎应该注意到一种刊物应有一种刊物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所谓独辟蹊径，不肯落人窠臼，自开一条新路来走，尤当注意于内容之有精彩，使读者看了一遍，多少有所得，不觉得是白看。

（《全》#3，221页，1930年10月）一为上海人文编辑所所编行的《人文》月刊，一为南京长风社所编行的《长风》半月刊。前者已出七期，以现代史料为中心，而侧重于社会经济，选取实质的资料，使成系统的记载，删繁求精，以节读者心力，多记述，少论议，偶缀所见，纯取客观，其卷末“最近杂志要目索引”及“最近出版新书”尤便于读书界及着作家，在中国出版界可谓独树一帜，特有贡献，而非徒作表面上之模仿亦步亦趋的刊物。所微觉可惜者乃所用之文言颇偏矜奥，不易于通俗。

《长风》半月刊已出三期，据称“以介绍世界学术及发扬民族精神为目的”，其中以徐庆誉先生关于批评中西文化的几篇文章及朱经农先生写给大学毕业生的一封信为尤有精彩。徐先生阐发中国文化之优点，语有本源，议论精纯，朱先生则于诚恳中常有深刻而近诙谐的描写。都是言之有物值得阅看的文字。

（《全》#3，221~222页，1930年10月）我们情愿在经济自立上挣扎，我们情愿只用自己苦赚来的正当收入，因为如此才能保持我们言论上及纪事上的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才能绝对不受任何私人任何团体的牵掣。曾有有经济力量的某君，示意如本刊需要的话，肯无条件的资助本刊，我立刻毅然决然的婉谢他的好意。记者将来瞑了目，或是滚了蛋，我所留与我的继任者，就只有这种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并没有什么积蓄的钱；能保持这种精神的便可仍得读者的信任，否则读者所给与的信任亦随时可以收回，不能任人藉为营私的工具。

（《选》，295页，1930年12月）我深觉得办像《生活》这种刊物的机关不宜发财，发了财便易于多所顾虑，即在可能范围内亦不敢说话，多少不免存着“患得患失”的心理，完全消灭它所应具的独立与公正的精神。

（《选》，303页，1931年7月）有人听见有什么新刊物出现，尤其周刊或日报之类，往往要问有什么背景没有。分析他们所谓“背景”的内容，不外是何党何派出了几个钱办报，为自己一党一派培植势力，或干些自私自利的勾当。再作进一步的分析，还可分两点说，一是经费之所由来，二是主持者之有党派的偏见。再说得直率些，就是经费来源可疑，主持的人是一党一派的傀儡。真有背景的报纸，说他是有背景，这是实至名归，原是很公平的；所可愤懑者，是明知你没有什么背景，却昧着天良硬造谣言说你有什么背景。

（《选》，95页，1932年4月）无论在言论方面或通讯方面，于周刊之外再另办一种日报，其结果不过于周刊原有材料之外再增添宜于日报的材料，与原有周刊毫无妨碍与冲突，在读者方面则于得读原有周刊之外，得多看一种日报的机会——这种日报的言论和通讯材料，虽与周刊比较起来，有时间性上缓急关系的不同，有容量上多寡关系的不同（因为日报每日出版，积起来的容量当然可比每周出版的大），但态度和精神却是一致的。

此外日报和周刊大异的一点，便是日报须有迅速真确而编辑得法的新闻材料。周刊所根据的事实当然也须真确，然日报对新闻方面，于真确之外，尚须迅速，其编辑方面与周刊之仅汇集整篇文字，当然也不同。但是这不过于日报中加上原来周刊所未有的东西，与原有周刊更毫无妨碍与冲突。关于这一方面，新闻之迅速真确，固靠办者之努力，就是编辑方法，我们也主张须于每事之前因后果，作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尤其是关于国内及国际的重要问题或事故，编者须有历史的眼光，平日的研究，明其原委，抉其关系，藉此灌输一般国民以有条理的真确知识，因为无论何事之发生，决不是临时从天上掉下来的，必有其所由来，亦必有其所趋向。所以西方新闻学者尝谓新闻事业不仅在报告，尤在指导。

（《选》，98页，1932年5月）获得社会信用的刊物，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要拿出这个刊物的名称，信用便随在后面，其实它的名称所以能引起信用，并非“名称”的本身有何神奇的力量，全靠它的精神确能和从前一贯。倘若虽仍用旧名，而内容已掉了枪花，名存而实亡，读者非愚呆，谁再愿给与原来的信用？刊物的信用既失，刊物的本身当然只有“料理后事”的一条路走。明白了这一点，便知道任何党派要想利用现成的已有信用的刊物，在事实上除无异于摧残了这个已有信用的现成刊物之外，绝对得不到什么别的利益。

（《选》，317页，1932年8月）记者对该刊（按： 指《图书评论》）要作一点小小的贡献，就是除有精彩的“批评”外，最好对于重要的各门知识的基本书报能作有系统的介绍，例如关于经济学一门，举出几种门径上必须看的基本书报（除中文外，并须兼及西文），随后每遇有关于此门的良好新书（亦须兼及西文），即随时介绍，对经济学一门如此，其他各门类推。这样一来，有志自修专门知识的人必定要把这个月刊当做一位顾问或热心指导修学的好朋友。

（《全》#4，482页，1932年11月）专门科学的刊物，尤其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刊物，尚可闭着眼睛不问政治，专管它的极小范围中的学理及实验工作，倘属一般性质的刊物，一般民众的读物，既以改造社会全体为对象，不应闭着眼睛不问政治，因为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须把政治经济教化防卫等等方面打成一片，不能隔离而彼此独立的。……如承认这一点是对的话，一般性质的民众读物专谈政治固不必，有意避免政治而不谈，亦为大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