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报纸1
7. 论报纸
日报国内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为最着，《时事新报》编辑法第一，更令读者发生兴趣。
（《全》#2，64页，1928年3月）我曾经细想小报之所以盛行，“闲时的消遣”确是大原因；其次的原因，就是小报里面多说“俏皮话”，或不易听见的“秘密消息”，大足以“寻开心”。再次的便是极不好的原因了，这原因就是近于“诲盗诲**”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我觉得小报把第一第二两个原因作根据的，只要不陷于“诲盗诲**”“毁人名誉”，作为游戏文字看，还不足病。至于把第三原因作根据的，那就无疑的应在“打倒”之列！
（《选》，273页，1927年5月）上海的新闻事业比之欧美乃至东邻的新闻事业虽不免瞠乎其后，但在本国总可算是首屈一指，故上海报纸所发表的言论，常为全国人所注意，而国人对于上海报纸上言论之属望乃愈益殷切。不但如此，上海为中外人才荟萃之地，中外意见之纠纷，国际问题之复杂，殊为他处所不及，故上海报纸所发表的言论不但为本国人所注意，亦为外人之欲探悉中国人舆论之趋势者所注意。由此足见上海报纸在言论方面责任之重大，不应常以不关痛痒的文章敷衍篇幅。此种责任以销数特别发达的日报为尤重大，因为他所能达到的读者既多，其言论的效力当然更为宏大。
（《选》，15页，1930年5月）报纸的评论一方面是代表舆论的，一方面是指导民意的，至少也要给与读者对某问题获得多少知识或卓见……（《选》，16页，1930年5月）凡属更正或声辩的来信，只须有相当的理由，无论来自何方，为公平计，均应发表，此为办报者应负的责任……（《全》#3，416页，1931年8月）我们深信言论机关新闻事业非有独立的精神，决难始终维持其公正的态度。
（《选》，87页，1932年4月）办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努力的办，坐着不办，当然无从好起。……愚意就报纸本身而言，要办得好，最重要的在言论之精警与消息之灵确，但这两件事都靠联络人才，共同努力，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选》，102~103页，1932年5月）我们创办日报既非志在赚钱，不过欲为社会增一民众喉舌，在舆论毫无法律保障的环境之下，报的效用等于零，还有什么办头？
（《选》，108页，1932年10月）不过办报只须有个人负责主持，便可以办起来，讲到领导民众共同奋斗，便非有大团结做中心不可，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办得了的。
（《选》，20页，1932年10月）不过报纸的权威并非出于主笔自身的魔术，乃全在能代表大众的意志和要求，脱离大众立场而图私利的报纸，即等于自杀报纸所以能得到权威的唯一生命，那便不打而自倒了。
（《选》，22页，1933年2月）一个报上的社评原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轮流作署名的文字；还有一种是近来各国报界尤多采行的办法，那就是每次社评，先由言论部同人会议，提出题目共同讨论，最后取讨论的结果，公推一人执笔写出来，作为言论部共同负责的言论。第二种的办法含有集思广益的功用，当然比第一种好——倘若言论部的人才能有相当的充实。
（《选》，323页，1933年7月）办报必须有其特点，有了特点，销数虽少，还是有它的力量。
（《选》，145页，1934年5月）不过引人注意是一事，报的内容是否值得一看又是一事。倘若报的内容没有阅看的价值，徒然引人注意也是没有用的。
（《选》，150~151页，1934年6月）言论和消息，各有特殊的注重，以造成各报的个性，这原可算是报纸的一种优点。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也往往在这种“特殊”里面表现出很矛盾的现象。
（《选》，153页，1934年6月）报纸各有各的特点，不作表面上的摹仿，以及设备上的科学化，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此外便是于新闻里面常常注意插图的加入，以引起读者的特殊兴趣。
（《选》，154页，1934年6月）不管是非，只顾一致，新闻既是“一鼻孔出气”，言论也须“一鼻孔出气”，结果当然不免单调，这不仅是一般读者的感觉，就是等于德国报界的顶头上司宣传部长葛伯尔斯博士，最近对于德国报纸的单调也表示不满意。
（《选》，175页，1934年10月）近来“小型报纸”盛极一时，推想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所谓大报的一天一天地在堕落。于是小报应实际的要求而大报化，结果小报有进步而大报反而退步。
在大报上，很难找到中肯的评论和重要的消息——倘若不说完全没有的话。现在读者的知识和眼光实较前大有进步，不痛不痒的敷衍的话语，编辑杂乱内容空虚的新闻，已不能满足读者的希望了。……小型报纸虽还未能尽满人意，但较所谓大报和在从前专门谈风月的小报，却有很显着的进步。例如注重白话文的运用，新闻材料的重新改写（撮取精要，扫除渣滓），有的更注意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消息和讨论。
但是缺点也还是有的。有的还不免上面所说的低级趣味的弊病，有的甚至凭空捏造，毁谤诬蔑，把新闻记者的道德完全丧失。目前一部分“小型”依然保持着这种恶劣习性，实无可讳言。我们为着中国文化的前途着想，当然很诚恳地希望这类缺点的消除。
（《选》，32~33页，1935年11月）无论办什么定期刊物，或是周刊，或是日报，都有创刊号，在创刊号里都有创刊词，几乎成了惯例，毫无足奇的了。
（《选》，113页，1936年6月）中型报的好处是小巧玲珑，在携带，翻阅和装订保存上，都有许多便利；而它的注意点则是要选材精审，文字简洁。
（《全》#6，356页，1936年6月）报纸一刻不能和社会环境脱离。所以理想的《生活日报》一定是产生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就是新中国。
（《选》，117页，1936年6月）在美国的新闻业里最可注意的特点，是他们有所谓“联环报”（Chain paper）即由一个大老板在全国各处办着许多报，在表面上是各地方的本地报，而在实际上却是统一在一个大老板的统治之下的。
（《选》，186～187页，1936年6月）赫斯特的报可说是小报化。我国近来小型报颇有进步，有好些已经跳出了诲**诲盗的老套。但是我这里所指的“小报化”，却不是指好的方面，是指坏的方面。赫斯特的报，往往迎合低级趣味的社会心理，把男女的秘闻，强盗的行径，穷形尽相的描述与夸大，同时便在这种引人注意的技术里散布他的反动的毒素。一般人只喜看这样“小报化”的日报，不知道已暗中上了他的大当！
（《选》，187页，1936年6月）美国的新闻事业显然分为两大阵营： 一方面是资产阶层的代言人，一方面是劳工阶层的代言人。前者是替日暮途穷的旧社会挣扎，后者是替方兴未艾的新社会运动冲锋。
（《选》，189页，1936年6月）上海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非在上海出版，不能和全国相呼应。
（《选》，123页，1936年7月）根据这两月的办报经验，觉得要办好一个理想的报纸，非有大规模的物质设备不可。
（《选》，123页，1936年7月）一个大报纸，断不是少数人所能办得成。一个真正“人民的报纸”，尤其需要人民大众合力来帮助。只要人民大众，都赞成本报的主张，同情本报的态度，以集体的力量扶持本报，任何客观上的困难，没有不能克服的。
（《选》，127页，1936年7月）我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不应该是一两个大老板出钱办的，所以我无意恳求一两个大老板的援助；又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应该要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也不该由任何一党一派出钱办的，所以我也无意容纳任何党派的援助。结果当然想到公开招股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