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新年的第二天，和青女士到邮局汇款，她汇论文发表的版面费，我汇南京《开卷》的年费。《开卷》一直给我寄两套，现在终于再次打电话叮嘱它寄一套就行了。《开卷》第十二期上看到《谷林书简》的书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十月出版，心里是高兴的；据说止庵还编了一本谷林的集子《上水船集》，也是很快就要出版了，真是心里有如莲的喜悦。斯人已逝，风骨犹存，是陶潜所谓托体同山阿的境地了。

在《开卷》第十一期开有益斋闲话看到崔文川九月份曾去南京会见薛冰、董宁文的消息，很是亲切。文川倒是偶尔有电话联系，但一年里见面的机会终究太少，是我公务缠身，不能有太多的时间能与外界联系的缘故。单位是我安身立命之所，我还须爱惜它。还是很早前说的话，我喜欢文川书坊的藏书票，喜欢文川书坊的产品。

近来抽空看祝勇主编，古吴轩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八月出版的大家文丛舒芜卷，选文二十四篇，多以记人为主，就觉得相当有味道。但还是显得单薄了些，如果和舒芜的精深相比较的话。很喜欢那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五十周年所写的《大寿薄礼》，写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有趣的事，看着却一点也不累，真是一篇好文章，修社史的人看了也会大快朵颐的。老头子其实是挺可爱的。

去年十一月六日的《文汇读书周报》特稿栏有一篇张建智所写的记碧空楼舒芜先生的文章《却想当年似隔生》，其中有一段关于舒芜先生自述有关自己卷入胡风事件的文字，我觉得应该把它记录下来，让研究胡风事件的专家学者参考，原文说：

那日下午，北京天气虽冷但好，缕缕温馨的秋阳，时斜射在他的坐榻上。那刻，舒先生谈兴甚浓，无意间他谈开了旧尘往事。

“1954年那事，开始时我根本没有什么压力，只是《人民日报》命题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我在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信中的部分内容，文章写好后，记者叶遥说要把信借去核对一下。我当时认为记者要看一下原信，也属正常的事。而那时，确也想不到这样的事以后会走得那么远。”舒先生似说开也说远了。“当时叶遥拿到信后，也没意识到那么严重，后袁水拍看到了，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林默涵后来又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经到了他手里。林默涵认为我写的文章不用发表了。说人家要看胡风说什么？当时，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局长，但林还留有余地地说:‘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胡风真的是很反动。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再加上简单的注解。’啊，后来，事情就越走越离谱了……”

接着又说:“我有一事，至今还是弄不明白，当时周恩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似想阻止这事往下的发展趋势，就是‘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要文艺界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进行相互之间的交谈’。周的话后来才知道，所以，我对这件事，还是看不懂；其经过、缘由、发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对谜一般的往事，如今谁也说不清，因它早已成为一段供人研究的历史。联系那段历史与现实，总见仁见智，难于定论。当然，“定论使人贫乏”。后来，又谈了周氏兄弟的作品，这是舒先生喜欢的话题。我在他家看到櫉中最多的书，是周作人的作品集。谈着谈着，时间已是六点多了，看到他女儿已放好了饭筷，在候他吃晚饭了，我们就与舒芜先生一起走到小小的吃饭间，握手分别。

历史的包袱总是沉重的；政治总是诡谲多变的。

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