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协助袁世凯操练新军

民国是中国史上颇值得玩味的年代，世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刚刚结束，就开始实行民主选举。民国的八大总统，从表面看，一个个都是通过议员们投票选举出来的，但实际上，却都是靠了枪杆子才挣得总统桂冠的。

正因为如此，民国短短的38年中，能坐上总统之位的八个人，不是手握重兵，就是与手握重兵将军们有着极深渊源的。徐世昌属于后者。他之所以能与民国期间手握重兵的将军有着极深的渊源，主要得益于他24岁时，有幸与袁世凯相遇。

徐世昌1855年出生于天津，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进士，祖父与父亲却都再无半点功名。徐家的希望，便都寄托在他这个长孙身上。由于父亲早逝，家中生活拮据。勤俭坚毅、教子有方的母亲，情愿自己吃苦受累，也要想方设法，把儿子培养成才。

三岁时，徐世昌被送进私塾；13岁，开始学作八股文。慈母不仅督促儿子勤苦学习，还刻意教育儿子交友做人。常对徐世昌说：“居家必先忍让，报国不避艰险”。对徐世昌要求很严。

徐世昌对此曾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人见其孤苦，劝其依一县令亲戚，徐母曰：‘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有了这么好的母教，徐世昌从小知事明理、有情有义，凡事能替他人着想、一心想出人头地。1870年，年仅15岁的徐世昌开始替母亲分担养家重担，去亲戚、邻居家做家教，兼做一些写信、记帐之类的杂事。到19岁时，便离家远行，先后到沈丘、洛阳、安阳、淮宁（今淮阳）等县去替人做事，争钱养家。

生活虽然艰辛，却是愈发勤苦学习。挤出时间，读诗诵经，拼了命似地，只渴望能早一天中了秀才、中了举人、中了进士，以科举入翰林，频步官场，做一番大事，光宗耀祖、扬眉吐气。也算是天生有缘，同徐世昌持一样想法、而且碰巧又能交上朋友的，此时正还有这么个人。

这人名叫袁世凯，1859年生，比徐世昌小4岁。1878年，袁世凯的堂叔离世，袁家分家。袁世凯从嗣父袁保庆的名下分到一笔丰厚的家产。有了钱，袁世凯移居陈州，开始诗文酒肉的生活。他生性豪迈，不惜钱财，很快身边便聚集了一帮文友，于是便开了两个文社。一下子，在年青人中，特别是贫寒的学子中，名气越来越大。

徐世昌这年刚好漂流到淮宁，在教书时听人提到袁世凯，不由心生仰慕，专程前去拜访，参加他的文社。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秋日，徐世昌青衣敝履，虽不修边幅却神采飞扬。袁世凯一睹他的容貌，便是特别地喜欢。俩人一番交谈后，彼此都为对方的见解所倾心，特别是袁世凯，对于徐世昌言语中透出的勃勃雄心和满腹经纶，更是连声赞道：“菊人，真妙才也！”

俩人志同道合，心心相惜，很快拜为异性兄弟。此时的徐世昌，在1875年入闱乡试，已得了个秀才。袁世凯在1876年参加乡试，却名落孙山。俩人相识后的第二年，大考来临时，徐世昌想去参加顺天府的馆试，求个举人；袁世凯想去参加乡试，求个秀才。

可徐世昌刚赚得些教书钱已托人交给母亲，此刻正囊中羞涩，难以启程。袁世凯知道后，二话没说，取了百两纹银，硬塞在徐世昌怀里。徐世昌见袁世凯是真心相助，就不推辞。俩人相互勉励几句，告别启程，各自前去参加自已的应试。

结果，俩人都名落孙山。

只不过，袁世凯为此将文章诗作付之一炬，朗声感慨：“大丈夫应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蹉跎了岁月？”

从此，袁世凯投笔从戎，在1881年投奔吴长庆后，更是晋升连连，在军界中觅得用武之地，渐露头角。或许是因为袁世凯在科举中接连两次连个秀才也中不了，由此对科举恨之入骨。当他当上直隶总督后，便联合其他官员，奏请朝廷废除科举，推广学校，从而为中国教育立了大功，结束了中国绵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而徐世昌，举人一考不中，毫不气妥，仍然坚持着，一边教书、或做些文字工作挣钱养家，一边苦读诗书文章。1882年，他终于考中举人，于是信心大增，再接再厉，第二年又进京参加礼部会试，试图再夺进士桂冠。

或许是他身负二担，既要参加科举，又要承担家中生计，劳累过度，试前患病吐血、元气大伤，结果落第。

徐世昌外柔而内刚，凡事有自己的主张，虽然生活十分拮据，进士考试又是落第，却仍不甘心以举人身份谋一小吏之职养家糊口，而是矢志于科举，虽屡受挫而不悔。又经过三年寒窗苦累，终于在1886年春天，徐世昌再次进京参加礼部会试，结果一举而中进士第176名。在接下来的殿试中，又列二甲第55名。

清制有规定，殿试填榜后，皇帝将亲临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宣布殿试结果。其时，王公百官与全体贡生，全部都参加。这一下，徐世昌第一次荣幸地见到皇帝和王公百官，更加增强了做大官的自信与荣誉感。

在万分的激动中，徐世昌听到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宣布之后，一甲三名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他进士，按他们所得等级，分别授以庶吉士、主事、中书一直至知县等职。徐世昌以成绩优秀，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庶吉士又称庶常，是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科举进士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先在翰林院内学习，之后再授各种官职。

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期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三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称“散馆”。成绩优异的可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

因为只有做了翰林才能步入内阁，所以庶吉士又号称“储相”，即预备宰相，个个都有平步青云，做朝中大臣的机会。

徐世昌在庶常馆学习3年期满，考试列一等，成为科大教习张之万相国的门生。1889年，徐世昌正式步入翰林院任职编修，等待迁升的时机。

这时，可以说锦绣前程的大门已经向他敞开，只需迈步进去就是，这使徐世昌感到无限的满足和无比的欣慰，他踌躇满志地等待着。

这个来自清寒之家的学子，原本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早年刚考中举人时，他曾对朋友说：“他日……或幸成进士，用为县令，若分省得河南，授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

出生寒微的子弟，对自己的前途常常有种先天的担忧，即便考中进士，志向也不过只能想到自己的上几辈祖先，能在河南金杞县、银太康的地方做几任县官，有条件招呼一些亲朋好友吃吃饭，便也就满足了。

可是现在，他不仅“幸成进士”，而且还入选庶吉士，散馆后又被授以翰林院编修，可以说飞黄腾达近在咫尺了。

然而，偏偏在这时候，已经走上了金光大道的徐世昌，遇到点小麻烦。

他的师长，是军机大臣张之洞和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张之洞还好说，只是李鸿藻，老是对徐世昌有看法，不管他怎么做，李鸿藻还是认为他“虚矫过人”。

顶头上司对徐世昌持这种看法，对徐世昌来说自然是遭糕透了的事情。结果是，徐世昌在翰林院一呆就是九年，还在原地踏步踏。

尽管是到了金光大道上，这做官的事，主要是需要外在的动力来推一把，单靠自己的努力，总是有限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对于走入仕途的寒门子弟而言，自古就有熬官一说。

一个“熬”字，点明了官场里的等待，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徐世昌表现得让人惊讶不已。

因为九年没有升迁，编修又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俸银很少。自古为官，能捞银子的，都是些带“头”的，无论是鸡头狗头、龙头蛇头，只要带个头，就是到地方做一任县知府，也可以捞到不少银子。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便是这么来的。

而徐世昌，虽为京官，却只是“尾”。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劝徐世昌，既然顶头上司对你有看法，何不请求外放去做一做知州、或者县府，先捞些银两，把家里弄得富裕了再说。

对此，徐世昌笑而不语，只是更加主动地交朋结友，获取人脉；勤读苦学，增长知识。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已做京官，虽在最末，一旦起用，便能入阁，参与打理国事。自己已经走到这一步，就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又何须来顾及一些眼前的绳头小利。

就这样，冷板登一坐竟十年，从小吃尽苦头的徐世昌以超常的毅力，决心要把这冷板登坐穿。

九年多来，他的朋友、拜把兄弟袁世凯，却开始在军界中有了一点儿名气。袁世凯烧了诗书文章后投奔堂叔的挚交、浙江提督吴长庆，在追随吴长庆赴朝之后，接连在平息“壬午政变”和“甲申政变”中屡建战功，到1885年，己得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以知府分发，以道员补用，赏加三品衔，比还是七品的徐世昌足足高了四品。

1894年，袁世凯从朝鲜回来，正赶上清廷要练新军。打了几年仗，袁世凯已深知军权对自己仕途的重要，又因为经历了朝鲜平乱已得清廷赏识，自己也具备操练新军的一些经验和能力。

此时的袁世凯，以官职相比，比徐世昌高，可徐世昌毕竟是京官，跟上面说话、疏通上层关系得天独厚。

于是，袁世凯找到徐世昌，说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徐世昌在“上面”活动活动。徐世昌高兴地答应下来，立马去找正为清廷授命商办军务，时任军机大臣的李鸿藻，陈说袁世凯适合操办练新军的事情。

李鸿藻虽说对徐世昌有看法，但由于徐世昌对袁世凯的能力介绍有理有据，李鸿藻是个重才且对清廷忠心耿耿的人，听完之后很快答应向朝廷推荐袁世凯。

袁世凯做事，总是想得很慎密，为谋练军一事，他多方下手。除了请徐世昌去游说李鸿藻，同时还通过大太监李莲英去游说当时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的荣禄，结果也获允准。由于李鸿藻与荣禄的鼎力推荐，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得以去小站督练中国史上的第一支使用洋枪洋炮的新军。

小站练新军，这是袁世凯一生事业发展的又一个最关键的起点，同时也是徐世昌一生事业发展的又一个最关键的起点。因为袁世凯一接手督练新军的任务，立即向清延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

徐世昌在编制、职位、级别均保留在翰林院的情况下，欣然就任。在这旁人看来，完全是以高就低，可徐世昌却根本不理会这些，毅然而然地离开翰林院，来到天津偏僻的小站，全力以赴地协助袁世凯操练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