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打扫女厕与看园菜子2

1969年冬天，沈从文被通知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这时候，他的朋友学生们，大多都是比他更惨。

早在1966年夏天，已经是66岁老人的陈翔鹤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不断被迫到单位接受批斗，参加学习和体罚性的劳动，写“交代材料”，还写劳动小结：

“我参加劳动不觉已经有六个多月之久了，劳动主要是扫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称为扫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还只能算倒数第三呢。别的扫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见这样工作也并不简单。”

年纪大了，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的陈翔鹤，虽然劳动小结写得认真坦白，终是还得去挨那一次次的批斗，终是无法承受时，他对批斗他的人说受不了，得到的回答是：

“受不了就死在这里。”

“我无论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产党员，第二我有六个孩子，我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负责，一个人死了影响全家和后代，我还要为党工作。”

陈翔鹤这样对妻儿说，但他终不能熬过“文革”，1969年4月22日在去单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间倒下，送往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最终去世。

得到陈翔鹤离世的消息，沈从文欲哭无泪，只轻轻地说：“他只比我大一岁，不该这么早就走。”

“文革”后，沈从文又多次与人提到陈翔鹤，有一次竟老泪纵横地说：“如果没有‘文革’，他不那么早过世，凭他那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写作态度、旺盛的创造精神及涉笔成趣、倚马可待的才华，定能在历史小说领域内开出一簇簇鲜艳的花朵，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继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来。”

八十年代初，《陈翔鹤选集》终于出版了，沈从文高兴地把陈翔鹤赠杨晦的一首诗写成条幅：

时代推轮毂，

腐朽岂能长。

含悲忘征尘，

黾勉休自伤。

落款写：“录老友翔鹤赠杨晦兄遗诗一首，开第侄留念，沈从文时年八十、一九八二年大雪中。”

而当时的“革委会”，竟宣称陈翔鹤是“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批斗“反党分子”陈翔鹤大会。直到1978年11月，陈翔鹤才得到平反肯定。

巴金在1966年6月7月还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亚非作家在北京、武汉、杭州等会议，参加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到了8月时就受到了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斗，然后是被抄家、强迫劳动、关进“牛棚”。他的爱妻萧珊，也频遭批斗。

以后，不断挨斗、被、关成了巴金夫妻的生活常态，《文汇报》《解放军日报》都发表多篇批判巴金文章，甚至押他到人民杂技场参加上海文化系统召开的“斗争巴金电视会”。到1968年9月，巴金被押送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除了繁重的劳动，继续挨“田头批判”。

好在，巴金靠了抄录、背诵但丁《神曲·地狱篇》，在灾难的日子中熬着。

1972年时，在上海作协的楼里，有一个小老头，总是不言不语地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屋里看书、写东西，小老头出小屋的时候，就低着头去打饭，然后又回到小屋继续看啊写啊。一个叫窦达因知道这老头是巴金后，马上告诉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沈从文不久便从儿子嘴里知道了巴金的消息，非常激动马上给巴金写信。

这天，巴金正要送病重的爱妻萧珊去医院，临出门的时候，发现信箱里有封信，揣进怀里就去了医院。

“我精神还挺好，体力比这里熟人似乎也还强些，只要有事可做，把别的什么通通忘了……曹禺闻也患心脏病，住协和医院，卞诗人和健吾或尚在河南漯河。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何其芳等虽已回来，似乎还不会把研究工作提上日程。”

信中，有沈从文自家现状的介绍，更多的向巴金介绍作家朋友们的消息，在信的结尾，沈从文渴望地说：“便中也希望告之我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并愿一家大小安好！”

重病的萧珊含着眼泪，翻来覆去地看着这封长信，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

20多天后，萧珊离开人世，巴金泪汪汪地说，“在她最寒心的时候，是我那位三十年代的老友给了她人世间的温暖！”

至于汪曾祺，他有幸躲过了1957年的“反右”，结果却在1958年夏秋之际被划为一般右派，10月下放到河北省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汪曾祺之所以晚别人一年成为“右派”，是单位为了完成上面给定的“右派”指标任务而补划的。

中国人的命运，在那样的年代，就这么被政治任务无情地玩弄着。到1960年底，汪曾祺总算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组织一时却没有工作分配给他，于是再来写作。

积蓄了解放后停笔十年的创作能量，一夕爆发，汪曾祺很快写成了名篇《羊舍一夕》。小说写成，他立刻寄给沈从文。

当时的沈从文，正因为高血压病重住在医院里，一口气从头到尾看完这篇近2万字的小说后，万分欣喜地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兴冲冲地给汪曾祺写信。张兆和心痛地劝他，别因激动又使血压升高；他说自已不吐不快，结果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近6000字的回信。

“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信中不但有对小说、对人生、对历史的独到见解，更有语重心长地抚慰与鼓励，拳拳的关爱与期望之情，使汪曾祺读得泪流满面。

让人遗憾的是，没几年“文革”就来了，一开始汪曾祺就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但不久就被时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江青派人接到甘家口外的钓鱼台国宾馆。

汪曾祺在第十七号楼的办公室被江青召见，要他修改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

今非昔比，被江青召见后的汪曾祺，只能同所有有幸不去“劳动改造”的文化人一样，随时听从“文艺旗手”的呼来唤去，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每一场排练，汪曾祺都小心翼翼地陪着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的江青，看着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随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修改，其间的紧张、委屈和痛苦的滋味，刻骨铭心、不堪回首。

然而，在一个完全没有“个人”的时代，汪曾祺是没法选择的。他虽然是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搞了长达十年的创作，亲历了“样板戏”的兴衰，因为受到江青的重用，“文革”之后，他又受到了长时间的审查。

萧乾似乎比汪曾祺倒霉一些。1957年的3月，他在中南海听了毛泽东关于整风的动员报告，仿佛如梦初醒一般。自1948年被郭沫若批判之后，回北京后的萧乾写了大量趋时应景之作，现在毛主席呼吁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萧乾这才想到早年一直奉行的“独立思考”四个字：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

作为中国现代最出色的记者和翻译大家，萧乾实际上是喜欢说真心话的，于是他把心中的积郁一吐为快，诚心诚意地给亲爱的党提了不少意见。没想到，一夜之间却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当时的萧乾，曾十分痛心地说：

这辈子，“我曾真悔恨，没能安于当个技术干部，多么懊悔重新拿起那烫手的笔啊！无论是挑担子、摆地摊、推小车烤白薯，在这个社会，干什么也比握笔杆子保险！”

熬到1964年，萧乾总算摘掉“右派”帽子，可还没缓过气来，1966年“文革”又开始，他这个“摘帽右派”首当其冲地被揪斗、抄家、关押。

北京豆嘴胡同41号萧乾当时的家，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突然就涌进一帮十来岁的红卫兵，把可砸的都砸得稀巴烂，还扯碎了萧乾多年辛苦搜集的欧洲版画，勒令他烧掉他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写作卡片及几百封友人书信。待他1966年9月4日从牛棚里放回时，看到妻子被暴力批斗得脱了人形，彻底绝望之下，萧乾第二天夜里吞食了一瓶安眠药，还灌了半瓶白干。

结果因不能死，被发配到咸宁干校养猪。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确认“右派”为错划。

1969年初冬，七十岁的沈从文，在造反派弄得满地凌乱无从下脚的屋中，终找出了珍藏着张兆和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他把它放在怀中温热许久，又小心地放进衣兜里，口中喃喃着：“这是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

有了这封信，快到古稀之年的沈从文，可以安心去乡下的湖北干校看菜园子了。

每天，他要提着一个饭盒去附近一个小学食堂打饭，路上看看天空的大雁，再望望水中的游鱼，心中百感交加，回到独居的草棚，就用毛笔把这些写下来，然后用书信的形式寄给远处同样命的朋友。

“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他把自已的感受写给黄永玉，使得这位博学的著名画家唏嘘不已，引用《圣经》中说：“神常用痛苦来造就一个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痛苦叫人有益，所以，沈从文还是幸福的。”

一辈子做人做事认真的沈从文，早些时在北京打扫女厕所很认真，这下子到乡下来看园菜子还是非常认真，他在交给干校领导的总结中写道：

“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象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

悲剧有时也很美，关键是剧中人对人生世态的看法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