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只身搬进银闸胡同里2
沈从文接过银元,第三天又去了一次香山,可还是没遇上大舅,只听说他在长沙的事办妥以后,顺道回湘西去了,怕是要十天半月才能回来。
人生有时候就会这么倒霉,不幸的事情这时会像骤雨一样,接连不断地敲打在你身上。
一个银元又能活得了几天呢?再怎么节约,要活到大舅从湘西回来,恐怕是有些难。好在沈从文不去想这些,有了一个银元,他竟然又悠悠哉哉地去了图书馆。
靠近年边的日子似乎格外地快,有钱人家的小孩忙乱起来,大人也紧张起来,都在预备过年人神要吃的、使的、喝的好东西;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了,新年眨眼就到,除夕就在眼前,必须把春联贴好,屋里屋外大清扫一次,还要把鸭、鸡、鱼、肉,还有蔬菜、年糕什么的都一一预备充足,至少得够吃用一个星期,因为到时许多店铺要关门五天。
讲究是钱烧出来的,过年的这些讲究,对于太过穷困的人来说不但不受约束,看着还有些着急,有些烦心:“怎么就兴过什么年呢!”
因为春节就在眼前,图书馆竟然也关了门,这是让沈从文最不满也最烦心的地方。“如果能让我做主,我一定下令取销春节!”沈从文望着茫茫的寒天,甚至还激动地挥了挥拳头。
对于世上的事情,能做主的,必须有权、要么有钱,至于一个什么都没有穷小子的不满,谁也不会当回事。幸好,沈从文手上有一本借来的似乎永远也看不完的《圣经》,他呐喊过后很快在《圣经》里觅到了乐趣,又把日子有滋有味地打发下去。
不尽如人意的是:那一块银元换成的100个铜子,终于是一个、两个地用光了。怎么活下去的无奈,又迫在沈从文眉前。
好在,命运之神这一次表现得颇有人性,当沈从文被它掐得快咽气时,突然就松开了手,还把一朵好运的祥云放在沈从文脚下,想送他飞到天上去。
沈从文饥肠碌碌地靠在床头,眼看怎么也难熬过1924年的春节时,竟听到看门老人在唤他,声音中透出的高兴,沈从文一下子就听出有好事情。他一个鲤鱼打挺下床,门刚打开,就得到了老人塞给他的一张三十元银票和一封信。
“是军长的信!”
沈从文看着信封那熟悉的狂草,一时高兴得叫起来。
在沈从文与陈渠珍告别时,军长曾允诺,待他考入大学,一定会给他一些资助。结果沈从文没有考上大学,也不好意思向军长诉苦,加上路途遥远,收到军长给的那十八元后就再没有联系。这一回,陈渠珍在信中告诉沈从文,他不幸陷入政治、财政方面的困境,今后怕是再也帮不上忙,让沈从文好自为之。
“我会的,只是请军长多多保重。”沈从文在心里说。
几分钟之后,沈从文在会馆食堂里买了5个烧饼。当他觉着饱了后,眼睛似乎才发现食堂里还有卤猪头肉。如果有半斤猪头肉,再加上两个烧饼,看门的老人家一定吃得非常过瘾。平时他没少照顾我,这回我就让他过一次瘾。
沈从文这么想着,要了半斤猪头肉和两个烧饼,匆匆地走到那看门的老人跟前,微笑着把肉和烧饼也一同递给他。
“我不要!过日子一点都不知道节俭。”
老人生气地用手推开,气呼呼地大声吼。沈从文急了,嘟哝着说:“我又不吃肉,只是给你买这么点。”
老人的心一动,脸色平和下来,一把夺过肉,指着沈从文的鼻子说:“就这一回,下次若再这样,我死活也不会吃了。你这会还没个稳妥的生活来源,得点钱一定要万分地节俭。”
沈从文连连点头,与老人告别,走出会馆。衣袋里还藏有两个银元,他是特意留下要去请表弟黄村生美美地搓一顿的。
“他读书蛮清苦,却还常照顾我。我是应该万分地节俭,但受人恩惠也必定是要报答的,何况我还是他大表哥,早就该请他一顿了。”
这么想着,沈从文才感到今天的太阳特别暖和,他小孩般欢天喜地起来,踏了满地的阳光,去到了北京农业大学。黄村生正好从教室里出来,见了沈从文,有些吃惊地问:“表哥,你来啦!”
“我来啦,你还没吃午饭吧?”
“没有,我们一起去吃吧,就到我们的学生食堂,今天是春节,有许多好吃的。”
“好的,不过你得答应我,今天一定要让我请客。”沈从文爽快地说。来北京后,这是他第一次在表弟面前露出豪放的样子。
见到黄村生困惑的目光,沈从文笑了,拉他一把说:“走吧,饭桌上我慢慢跟你说。”
在学生食堂的一张餐桌边坐下来以后,黄村生思索着问沈从文说:“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我还是只清楚第一步,先做一个独立人,第二步打算,还没能想清楚。”
“你现在很自由,已经是个独立人了,应该想想清楚第二步。”
沈从文摇摇头:“我说的独立可能跟你想的有些不太一样,我要的独立,主要是指这儿。”
沈从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一个人,若是头脑不独立,怎么自由也没意思,所以我只想读书,因为我相信只有读书头脑才会独立。可惜,我这辈子没有到学校去读书的命;不过,我感觉自己读也是一样的。”
沈从文对读书的渴望,让黄村生感动,他思考着,很快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一个既不是学生却又能到到学校听老师讲课的办法。
1911年后,中国政府长期的软弱无能,却从另方面为中国的教育革新提供了个难得的机会。一群享有学者声誉的阶层、热情的爱国者,他们有幸能够来率先创立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校,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是蔡元培。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7月便制定了教育的新策和法规,在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特别申明:“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中国,从1912年到1916年,民国教育部属下唯一的国立大学就只有北京大学,这所诞生于1898年改良运动的大学,开始称为京师大学,“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物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
这是一所在辛亥革命前评价很低的大学,从1912年后虽然有所改观,但在以后五年中,伴随着国家政治环境的动**,学潮迭起、校长更换频繁,发展也不是很快。
1916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归国,这位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以后数度赴法国和德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他学贯中西,有崇高的爱国图强理想,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认为正是这种教育培养出现代爱国精神的小学教师,又正是这些小学教师教育出具有爱国精神的学生,最后才得以赢了普法战争。
蔡元培归国后于1917年1月正式就职北京大学校长,开始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他首先是努力提高教员的质量,聘请教师不论其政治观点或学术倾向,只要求他有学术能力;对待学生,蔡元培则激励他们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要求学生应“把致力于学习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
除了这些重大的可以记入中国教育史册的改革,蔡元培还有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是把学校的大门敞开,无论是谁,只要有求学的愿望,都可以来北京大学旁听。
沈从文听到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情,不由得心花怒放,眼前一片光明,完全就跟接到了北大的入学通知书一样。
北京,真不愧是北京!什么样的好事随时都可以出现!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可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可沈从文的脸上,却洋溢着春天的欢笑。
严冬到了,明天不就是春天吗?
看见沈从文如同穿新衣戴新帽过新年的小孩般灿烂地笑着,黄村生又提出了新问题:“北大离酉西太远,去听课怕是很难。”
“我可以每天早一点起来,就当练习长跑。”
“这样会消耗你的精力,浪费时间。”
“北大附近,有便宜的房子出租吗?”
“当然有,便宜的学生公寓到处都是。要不北大那么多学生住哪里,况且还有比正式生多出不止一倍的旁听生,他们都是住在北大附近的公寓里。”
“北京就是北京,上天对我实在是太眷顾了!”沈从文的心欢快地歌唱着,催着黄村生帮忙找房子。
两天以后,1924年2月6日,春节炸过的鞭炮硝烟还正浓着,按旧俗正处于不宜移居的日子。渴望听老师讲课的沈从文管不了这许多,他满怀着春天的希望,兴冲冲地搬进了银闸胡同里的一个小公寓中,开始了崭新的,一边旁听、一边写作的,惬意而穷困的生活。
绉鹰望着湛兰的天穹,一心就想展翅高飞,去到那可以自由展翅的蓝天上,可他的翅膀根本就没有长硬,能飞得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