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孤岛生活

这是一间只有十四平米的小亭子间，按上的楼梯算，是第三层，房中将近一半地方直不起腰。窗口下的胡同一头通街，一头靠壁。他们的房子就在这靠壁的胡同尽头。

在称为“孤岛”的上海法租界租房，租金是很高的。上海沦陷后，昭萍已经没有了工作，暂时在钱江月女士家当家庭教师，以此身份为掩护继续秘密工作。知秋临时在一家民办难民小学教书。两人的收入只勉强够得上糊口。

为了不增加房租，昭诚来了他们也不换房。家里的一张四方桌和一个长方桌，到晚上便拼成他们夫妻的床。昭萍对弟弟说，三层楼的地板没有湿气，可以睡地铺的。昭诚于是被委屈在桌子下面睡地铺。早上起来就收掉所有的“床”。

当时很多家上海人都如此这般过日子。当惯了小少爷的昭诚，开始很不习惯这“大城市、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吃的方面还好说，虽说快餐、便餐占了大多数，但这点对年轻人是不难适应的。最让他不惯的是，他不得不经常忍住大小便，去公共厕所方便。所以，每天从下午起，他就不再喝水，免得半夜哗啦啦地在姐姐姐夫的脚头的马桶中撒尿，那样他觉得太难为情。

尽管他面对的生活与原来的想象相差太远，但单纯的昭诚却淡然地接受了。而生性善良的他发现，大姐的生活原来太艰难了，家里人竟完全不知情。他后悔自己一到上海就给姐姐奢谈法国西餐，便偷偷找了张有简易法式套餐广告的报纸看，这才知道姐姐若要实现让他“开洋荤”的诺言，会要花去她和姐夫几个月的工资！

尽管这样，昭诚不久就发现，大姐还是把所能办到的、最好的条件全都给了他。赵老板（丙武）每月支给他的生活费，大姐再艰难，也分文不动地、全部用在了他的身上。他长得单瘦，而且发育较迟。为保证他的营养，大姐再忙，每周都要为他煨次汤，打一次牙祭。每次都是尽量让他吃。急得昭诚经常对着荤菜嚷道：“姐夫、姐，我们是一家人嘛！你们再不吃，我就不吃了！”

从昭诚来后第二天起，昭萍只要有空，就会教昭诚阅读书籍。她曾长期从事图书、教育工作，教起昭诚来驾轻就熟，况且她不遗余力，像一只觅食回巢的鸟一样，每天都会为昭诚带回好书。有些好的、而没有中译本的图书，她还抽时间给弟弟讲，并把其中一些段落摘出来，教他原文阅读。知秋也抽空给昭诚讲述了一些日语基础。

在昭萍的教诲下，昭诚的阅读能力比在武汉成倍地提高。他读了大量的书。如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其它如邹韬奋的《萍踪忆语》，还有《牛氓》、《红前线》等当时禁阅的小说，以及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史沫特莱的通讯散文《中国战歌》等等。

阅读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再是参加救亡时带着几分兴趣去的小青年了。他开始懂得思考和判断。

昭诚在姐姐帮助下复习，随后考进了“南洋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

这天，当昭萍把写着武汉沦陷消息的英文报纸带回家时，昭诚正靠在窗户旁看汉译的艾特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昭萍把昭诚叫过来，指着报纸边说边读道：“英文报纸的报道更全面。昭诚，你来看，日本鬼子在我们武汉是何等的凶残无耻：他们在进驻汉口的当天，就在江汉路海关前抓了近80人，当场就用刺刀刺死几个，又将其余的人用枪躯到江中，在岸上用机枪扫射。鲜血染红了江水，而他们却在岸上拍手大笑。”昭萍的声音颤抖起来，读道：“他们连续几天，在六渡桥至满春街、花楼街上段、王家巷以及汉正街等繁华商业区纵火，受害者达3万余户，12万余人。武昌徐家棚一带被夷为平地。汉口、武昌住宅和商店被抢劫一空……”

武汉真的沦陷了！父母真的流亡了！昭诚感到不可接受的混乱，简直不知道怎么面对这发生的一切。

他接过报纸，听着姐姐给他指点着讲述，几乎要哭出来。这都是他熟悉的街巷，姐姐每读到一个地名，他立刻就能想到那个场景，那里的房子、商店老板的面孔、电线杆、地上的石头、阳沟的铁盖板……当讲述到日军随意闯进市民的家，砸开紧闭的房门，随意强奸妇女。将抓住的居民剥光衣服毒打，不少人被活活打死时，昭萍忍不住先哭了。昭诚接着也放声痛哭起来。昭萍继续翻译下去：“许多房屋中，都可以发现被绑在长凳子上的市民的尸体，大部分是无头尸体。在汉口大智门附近，横七竖八躺着许多被日军残杀的中国同胞的尸体……”

昭萍读不下去了，昭诚悲愤地喊叫起来：“大姐，这是说的我们家门口呀！”昭萍点了点头，昭诚哭着说：“大姐，我还读什么书啊？我们学校是严格禁止公开的抗日活动的，巡捕房和日本鬼子简直是一个鼻孔出气。我想回湖北去，去参军！”

昭萍见弟弟的觉悟正在成长，便特意为他带回一些抗日志士们在上海出版的地下刊物。上面摘录了一些国外报纸报道的新闻。用事实诠释着日寇在中国实行的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包括在南京和其余城市的的大屠杀……姐姐为他带回萧军著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里面讲到日本占领东北后用鼠疫、霍乱疫苗拿中国战俘和老百姓做试验、不上麻药进行活体解剖……昭诚痛心极了！我们的母亲中国、我们民族创造的几千年的文明，正濒临灭亡，如果任日寇猖狂下去，那将是亡国灭种的绝境啊！他激动地叫喊正看着一份材料的大姐：“姐，这太惨无人道了！你说，谁来制止这些？”

昭萍看着弟弟，她很满意弟弟的变化，神圣的使命感正在他心中逐渐形成。但是她的内心又很矛盾。父母叫昭诚来上海，显然不是让他走上自己这条道路的。她很不愿弟弟和她一样，整日在危险中生活。她又想到善良的母亲，懂得在她心中，“儿子”是无价的宝，有她生命的全部寄托。

“我是在让他变成牛氓式的钢铁青年。”昭萍回答自己说，“我相信我没有做错！”

面对昭诚的渴求，她继续给他介绍更多的书籍和报刊。昭诚的视觉变得更加开阔了。他吃惊地发现，原来在号称最自由的美国，也有残害工人的屠场，也有惨绝人寰的劳工监狱。他印象最深的是一篇报道，美国芝加哥的劳工因被烫伤跌入了煮罐头肉锅中，资本家竟把劳工的真血真肉、连同他的尸骨一起、混装进了美食罐头！

这太残酷了！人是有感情的啊！他站到了遥远的、不相识的受苦难的穷人一边，在心里大声质问：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现在知道哥哥以前唱的歌曲中的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内战是怎么回事了，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战士，自愿到异国他乡去为之流血牺牲。终于，他要求了解传说中的苏联那场惊心动魄的红军革命，姐姐便特地为他找来了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绥拉菲靡维奇的著名长篇小说《铁流》。

原来千万劳苦大众也和我们中国人民的命运相同。这个刚满16岁的青年开始形成新的人生观，他渴望为彻底改变这一切而战斗！

昭诚变了。

等他们已知道父母平安到了重庆、昭舫也到达宜昌后，昭萍决定有些事不再瞒他。因为她知道，弟弟正在开始成长为一个革命青年。

此时昭萍自己已完全炼成了一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1937年11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就在上海重新成立，领导上海和江、浙两省沿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开辟敌后武装斗争。上海沦陷不久，昭萍即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界总支书记，叶知秋也被任命为上海教育界总支书记，直接受她领导并配合她的工作。当时的教育支部还囊括教会学校和上海颇具规模的工人业余教育系统。昭萍根据党的安排，通过外围组织“学协”发动大中学校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外，她还利用自己在工运时打下的基础，配合其他同志陆续动员组织了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进入赵朴初先生领导的难民收容机构，由后者以“移民内地垦荒”的名义转移出上海、输送到新四军根据地。

有个星期天下午，昭萍要和知秋外出。她特意对昭诚说：“你不是问过大姐，为什么每天都要把两条毛巾晾到竹竿上、伸出窗户吗？姐姐不是叫你不要动它、也不要在这根竿上多晾东西吗？这是暗号。姐姐的朋友看见了，就知道这里是安全的。今天晚上要是过了12点，姐姐和姐夫还不回来，你就收了竹竿，把书桌搬开，把右边的那个抽屉从后面砸破，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全部烧掉。烧成的灰和了水倒到马桶里。就是有人再来搜查也不怕了。明天，一个人还去学校，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样，会有人去把你接到别的地方找到大姐的。姐姐说这些，你害怕吗？”昭诚说：“大姐放心，我不怕。你自己要多小心。”

不过当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天气渐渐凉了，昭萍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所教会小学教国文。

她也终于下了决心，要让弟弟参加一些真正的抗日工作，彻底把他带上革命道路。于是，有一天，她给了昭诚一个书包，要他送到四马路的一个地点。昭萍说：“你心里不要害怕，放机灵点，别紧张，别四处看。你是学生，别人不会注意的。上车后，把包放到座位底下。要是在电车上碰到人检查，你就不用管东西了，自己没事一样下车。这是些宣传品。他们一般不会怀疑小孩的。不过，你也要小心，环境很险恶，不可大意。”

这样，从1938年冬的某一天开始，昭诚开始跟着大姐走进了革命工作。

不久，他们收到了父亲从重庆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除了嘱咐昭诚跟着大姐好好读书外，还语重心长地表达了很多对他的期望。信中略微流露了一点对昭舫只花钱、不帮他做生意的失望，说是自己在离汉前就在筹备与上海做生意，希望他的小儿子有时能帮他一把。

昭诚把信给大姐看了，昭萍看到与她完全不同的教育目标，不由得苦笑。昭诚在一旁，问了她一个问题：“姐姐，爸爸也是剥削阶级，也应该消灭吗？”这可能是他心中最后没解开的一个疑虑了。

昭萍早就在等着他这样问了，因为这个问题也曾长期困扰过她。她郑重地向弟弟回答：“作为一个阶级，它是注定要被消灭的。但是我们的爸爸也是穷苦人出身，他的身上还保留有很多劳动人民的品质，妈妈更是受够了黑暗社会的压迫。你说过水灾时，爸爸教你们关心灾民疾苦，抗战开始后，为抗日人士提供活动方便、资助，甚至掩护他们。这说明他们完全可能会脱离那个阶级，站到劳苦大众的一边的。”

他们不大可能知道，作为商人的父亲，此时最想干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