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尘埃》

野马倏忽扫尘埃(代序)

承蒙冯玉雷先生眷顾,得以先睹他的百万字长篇新作《野马,尘埃》。因种种原因,多年来我极少阅读现当代的长篇小说;但是这部长篇主要取材于敦煌藏经洞、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献资料与相关历史典籍,作为一部历时7年创作的以丝绸之路文化为题材的重要文学作品,当然会引起我的兴趣。然而,作者精心设计的独具匠心的篇章结构,时空交织的叙事方式,历史大背景下真实人物与与虚拟场景、奇幻心理的描述,乃至纷繁交错的矛盾纠葛,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有当代网络语言的穿插使用,使阅读习惯单一、对现当代小说创作所知甚少,又脱离“时尚”的我读得相当艰巨。因此,当作者嘱我为之撰写书序之时,竟不知该如何下笔。好在我对敦煌的历史文化尚略有所知,对作者多年来从事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意图也比较清楚,钦羡、惶惑之余,谈些心得,聊充“代序”,请玉雷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国的敦煌与西域地区,是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集中(或曰唯一)的交汇之地。而文明的交融,往往伴随着人口迁徙、经贸往来、政治争斗、宗教传播、战争较量而进行,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可以说,自古以来,我国敦煌与西域地区的文明交汇,无论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繁荣,还是对域外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繁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文明交汇,正是小说《野马,尘埃》的主题。

“野马,尘埃”之说,当源自我国先秦名著《庄子》中的“逍遥游”篇:“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后世注释家对此有种种解读,其中最能给我们以启发的是“四生杂沓,万物参差”“率性而动,禀之造化”这十六个字,因为道出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本质联系。当然,小说作者应该还有更深层的用意。据史籍记载,敦煌的渥洼池是出天马之地。尽管这里带有浓烈的民间传说色彩,却映证了西汉王朝西求天马这一个追求文明交流的历史事实。我以为这部小说里的“野马”是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请注意其“青木部·金牛座卷”中对“野马”一词的多种注释)。小说从头至尾散发出“野性”和“神秘色彩”——如果我们能细细品味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言“礼失而求诸野”,那么对“野”的内涵,当有一番新的感受。主人公尚修罗出生之时,便能用西域地区流行的多种民族语言,滔滔不绝地讲述如梦如幻的神秘故事(统名《宁布桑瓦》,亦称“野马”),使人们感觉到如同降生了一匹不同寻常的充满了野性的天马。诚如小说中言:“《宁布桑瓦》多处文字如野马狂奔,尘埃飞扬,荒诞不经,类于《山海经》《占梦书》,时见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当然,其中也不乏峥嵘高论、浩**奇言,且最大程度体现客观真实。”看似天马行空,光怪陆离,却在纷繁的故事情节中开启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明交汇的大幕。

文明交汇的主体是“人”,是在大的历史人文背景下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等。请注意作者自撰的小说“引言”里的一段话:

小说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

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为人物活动大舞台,以人文关怀视角审视在

社会动**时期人们心理受到重创后痛苦的生活状态,以多种艺术手法表

现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人们在动**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及追求真善美的

执着决心。

小说描述的盛中唐之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敞开胸怀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因安史之乱造成战乱频仍、社会动**、经济衰落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化却得益于碰撞、交流、融合而持续了大发展的态势,呈现出空前的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动**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同时另一方面则是“追求真善美的执着决心”,两者看似矛盾冲突,实则相辅相成。这部小说涉笔的人物数以百计,上至帝王将相、部族首领、高僧大德,下到叛臣逆子、巫婆驼夫、歌妓舞女,都成为承载文化的鲜明符号;涉及的历史事件错综复杂,无论是遣使通好、设防羁縻,还是攻城略地、招降纳叛,抑或僧诤辩理、修文经商,其间充满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搏击。小说结尾前,“前河西观察判官、散朝大夫、殿中侍御史、舍人王锡奏表”颇值得细读,其中说道:“我风烛残年,唯有一念,使吐蕃与唐朝永远交好。”又说:“不管梵语还是吐火罗语,不管突厥语还是粟特语,都是承载教义的工具,如同虚幻的野马,飘扬的尘埃。其实,您所谓的‘野马’应该准确地描述为‘像野马一样升腾的云气’,与我所说的野马迥然不同。云气在太阳照射下很快就会消失,而野马不管在沼泽、冰面、雪山还是草滩、戈壁、沙漠,都能够像唐语那样稳定地保持和谐紧凑的形态和秀丽多姿的时态。”全书一直以多种民族语言来象征不同文化,而这里的“野马”“尘埃”并非虚幻的云气,而是稳定、和谐的实际存在。不管是吐蕃贵族之子尚修罗“倏”、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忽”,还是那个安禄山的同母兄弟、侏儒阿嗜尼,他们在书中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命运”或者说是“使命”,就是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与经济、宗教活动中承担文明冲突与交融的任务。

小说最后,吐蕃赞普命顿悟派高僧摩诃衍与渐悟派高僧莲花戒展开辩论,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僧诤大会”(其具体内容也有幸保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写卷中)。论辩的结果是渐悟派占了上风,顿悟派须退出藏区。但实际上,这场论辩的结果并无输家,两派之间取长补短,不仅对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起了推动作用,也为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小说结尾,摩诃衍将传承文化的文字全部镌刻到十二只‘羲和’与十只‘混沌’之上,又将“羲和”安装到月角位置,将“混沌”安装到日角位置,日月交辉,光耀世间,正喻示着文明的进步。野马倏忽扫尘埃,天翻地覆慷而慨。我以为,这就是玉雷这部长篇所要宣示的主旨。

至于小说在结构、章法、情节展示等方面的特色,在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艺术手法,则要请广大读者去自行鉴赏和品味了。我的粗浅感受似可拟为一联:运斤有方,一颗匠心独具;变幻莫测,万变不离其宗。不知冯君以为如何?

2014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