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尘埃》

野马倏忽扫尘埃（代序）

承蒙冯玉雷先生眷顾，得以先睹他的百万字长篇新作《野马，尘埃》。因种种原因，多年来我极少阅读现当代的长篇小说；但是这部长篇主要取材于敦煌藏经洞、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献资料与相关历史典籍，作为一部历时7年创作的以丝绸之路文化为题材的重要文学作品，当然会引起我的兴趣。然而，作者精心设计的独具匠心的篇章结构，时空交织的叙事方式，历史大背景下真实人物与与虚拟场景、奇幻心理的描述，乃至纷繁交错的矛盾纠葛，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有当代网络语言的穿插使用，使阅读习惯单一、对现当代小说创作所知甚少，又脱离“时尚”的我读得相当艰巨。因此，当作者嘱我为之撰写书序之时，竟不知该如何下笔。好在我对敦煌的历史文化尚略有所知，对作者多年来从事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意图也比较清楚，钦羡、惶惑之余，谈些心得，聊充“代序”，请玉雷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国的敦煌与西域地区，是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集中（或曰唯一）的交汇之地。而文明的交融，往往伴随着人口迁徙、经贸往来、政治争斗、宗教传播、战争较量而进行，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可以说，自古以来，我国敦煌与西域地区的文明交汇，无论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繁荣，还是对域外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繁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文明交汇，正是小说《野马，尘埃》的主题。

“野马，尘埃”之说，当源自我国先秦名著《庄子》中的“逍遥游”篇：“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后世注释家对此有种种解读，其中最能给我们以启发的是“四生杂沓，万物参差”“率性而动，禀之造化”这十六个字，因为道出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本质联系。当然，小说作者应该还有更深层的用意。据史籍记载，敦煌的渥洼池是出天马之地。尽管这里带有浓烈的民间传说色彩，却映证了西汉王朝西求天马这一个追求文明交流的历史事实。我以为这部小说里的“野马”是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请注意其“青木部·金牛座卷”中对“野马”一词的多种注释）。小说从头至尾散发出“野性”和“神秘色彩”——如果我们能细细品味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言“礼失而求诸野”，那么对“野”的内涵，当有一番新的感受。主人公尚修罗出生之时，便能用西域地区流行的多种民族语言，滔滔不绝地讲述如梦如幻的神秘故事（统名《宁布桑瓦》，亦称“野马”），使人们感觉到如同降生了一匹不同寻常的充满了野性的天马。诚如小说中言：“《宁布桑瓦》多处文字如野马狂奔，尘埃飞扬，荒诞不经，类于《山海经》《占梦书》，时见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当然，其中也不乏峥嵘高论、浩**奇言，且最大程度体现客观真实。”看似天马行空，光怪陆离，却在纷繁的故事情节中开启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明交汇的大幕。

文明交汇的主体是“人”，是在大的历史人文背景下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等。请注意作者自撰的小说“引言”里的一段话：

小说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

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为人物活动大舞台，以人文关怀视角审视在

社会动**时期人们心理受到重创后痛苦的生活状态，以多种艺术手法表

现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人们在动**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及追求真善美的

执着决心。

小说描述的盛中唐之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敞开胸怀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因安史之乱造成战乱频仍、社会动**、经济衰落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化却得益于碰撞、交流、融合而持续了大发展的态势，呈现出空前的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动**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同时另一方面则是“追求真善美的执着决心”，两者看似矛盾冲突，实则相辅相成。这部小说涉笔的人物数以百计，上至帝王将相、部族首领、高僧大德，下到叛臣逆子、巫婆驼夫、歌妓舞女，都成为承载文化的鲜明符号；涉及的历史事件错综复杂，无论是遣使通好、设防羁縻，还是攻城略地、招降纳叛，抑或僧诤辩理、修文经商，其间充满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搏击。小说结尾前，“前河西观察判官、散朝大夫、殿中侍御史、舍人王锡奏表”颇值得细读，其中说道：“我风烛残年，唯有一念，使吐蕃与唐朝永远交好。”又说：“不管梵语还是吐火罗语，不管突厥语还是粟特语，都是承载教义的工具，如同虚幻的野马，飘扬的尘埃。其实，您所谓的‘野马’应该准确地描述为‘像野马一样升腾的云气’，与我所说的野马迥然不同。云气在太阳照射下很快就会消失，而野马不管在沼泽、冰面、雪山还是草滩、戈壁、沙漠，都能够像唐语那样稳定地保持和谐紧凑的形态和秀丽多姿的时态。”全书一直以多种民族语言来象征不同文化，而这里的“野马”“尘埃”并非虚幻的云气，而是稳定、和谐的实际存在。不管是吐蕃贵族之子尚修罗“倏”、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忽”，还是那个安禄山的同母兄弟、侏儒阿嗜尼，他们在书中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命运”或者说是“使命”，就是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与经济、宗教活动中承担文明冲突与交融的任务。

小说最后，吐蕃赞普命顿悟派高僧摩诃衍与渐悟派高僧莲花戒展开辩论，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僧诤大会”（其具体内容也有幸保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写卷中）。论辩的结果是渐悟派占了上风，顿悟派须退出藏区。但实际上，这场论辩的结果并无输家，两派之间取长补短，不仅对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起了推动作用，也为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小说结尾，摩诃衍将传承文化的文字全部镌刻到十二只‘羲和’与十只‘混沌’之上，又将“羲和”安装到月角位置，将“混沌”安装到日角位置，日月交辉，光耀世间，正喻示着文明的进步。野马倏忽扫尘埃，天翻地覆慷而慨。我以为，这就是玉雷这部长篇所要宣示的主旨。

至于小说在结构、章法、情节展示等方面的特色，在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艺术手法，则要请广大读者去自行鉴赏和品味了。我的粗浅感受似可拟为一联：运斤有方，一颗匠心独具；变幻莫测，万变不离其宗。不知冯君以为如何？

2014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