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特生与田野考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是在安特生田野考察的基础上进行，很多考察现场、学术问题都有关联；或者说，我们是在他开创的华夏文明探源之旅上继续前行，因此，有必要在正式叙述之前介绍一下安特生。

安特生，1874年出生于瑞典。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从此开始其学者生涯，先后两次参加南极考察活动，在此期间主编、编写《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调查集。安特生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中国北洋政府根据当时地质调查所（隶属于农商部）负责人丁文江先生建议，决定聘请安特生前来中国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北洋政府的目的是寻找铁矿和煤矿，以实现富强之梦。年届不惑的安特生毅然辞去在瑞典的所有职务，接受邀请，经过印度，辗转到新疆，沿塔里木河一路向东，“忘记了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的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在中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他的内心交织着兴奋、惊喜、冲动、希望、梦幻和理想，于1914年5月16日顺利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便踌躇满志，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他雄心勃勃，浮想联翩，决心在这块古老土地上一展宏图。安特生对中国的印象大多来自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这部关于中国西域的巨着使沉寂多年的楼兰古城重见天日，也让斯文·赫定一举成名。后来，安特生完成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安特生学识渊博，声名显赫，才华出众而又雄心勃勃，但他却没有斯文·赫定的好运气：军阀混战使他的寻矿计划变为镜花水月，他献身地质的梦想化为泡影。1916年，袁世凯倒台，地质考察研究因经费短缺而停止。安特生深切地感到在这个泱泱农业大国创造工业文明的艰难，把精力放在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紧紧盯住浩如烟海的华夏文化。当时，中国对西方盛行近一个世纪的田野考古学竟然一无所知，这与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极不相称。于是，安特生决意要在史前考古领域里掀起一场革命，改写中国无史前史的历史。

1917年，安特生继续为中国政府在河南西部地区做地质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时在新安县的瑞典传教点建立了联系，安特生被告知许多含有恐龙和其他所谓“龙骨”的化石地点，遂萌发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化石的念头。丁文江批准了安特生的化石采集计划，并提议中瑞双方平分化石标本，但研究结果必须在《中国古生物志》（1919年创刊，丁文江主编，后由丁文江、翁文灏共编）上发表，某些送到瑞典的化石标本研究完毕后须送还中国。

1918年2月的一天，着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说是采自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这件事引起安特生注意。1918年 3月，安特生骑着毛驴到周口店考察两天，进行小规模发掘，找到动物骨骼化石。当地老乡不认识，误认作鸡骨，称这座小山为“鸡骨山”。

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中国，他打算与安特生合作，在中国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在这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1923年秋，安特生要求师丹斯基再次去发掘那个新地点。其实早在1921年，他们已经发现一枚“可疑”牙齿，师丹斯基认为这颗牙齿不属于人类。1926年夏天，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之后，那枚“可疑”牙齿也得到确认：它是一枚人牙。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宣布了这个消息。安特生成为“北京人”的发现者。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安特生还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1918年，安特生就为采集化石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在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曾帮助下寻找河南西部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些化石。1920年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的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石器。1921年4月，安特生再次前往河南。4月18日，他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发现了一些陶片、石器剖面及更多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1921年初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关附近考察准备筹建的港口葫芦岛。这项工作即将结束时，他们又发现了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大量可与仰韶遗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1921年秋，安特生计划发掘仰韶遗址。他给农商部部长写信，报告仰韶的发现，还催促部长通过继续任命安特生为矿政顾问的安排。申请获得批准。仰韶村的发掘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发现大量精美彩陶，在一块陶片上还发现了水稻粒印痕。

安特生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巨大冲击，还带来了比过去广阔得多的视野。史前史的发现向正统的中国历史叙述提出挑战：这些彩陶是什么人制作的？中国是何时、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开始的？

答案就埋在地下，而不在古书里。

1923年，安特生在《地质汇报》第5期发表《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他推测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可能从西方传播而来，便决定迁往陕甘地区，寻找史前文化遗址，以验证其观点。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河南仰韶村的一处古遗址，并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后来发表了一文。这是目前发现安特生所写文章中最早一篇提到以兰州为中心的调查的。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安特生把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进行了比较。安特生发现两种文化类型的彩陶纹饰非常相近，由此，安特生产生了一种想法，这就是“中国文化西来说”。1923年 6月21日，安特生率领考察团到达兰州。此后几年，他们主要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范围内活动。他首先研究黄河沿岸地质，对用牦牛皮和羊皮制作皮筏子产生浓厚兴趣，并将这些皮筏子作为搬运文物的工具。六七月份，他们继续西行，在西宁十里堡、贵德罗汉堂、西宁朱家寨等地进行考古发掘。9月，安特生的助手发现一处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朱家寨遗址，发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随葬品，是当时仅次于仰韶村的一次发掘。不久，1923年秋，安特生又在青海省湟中县卡约村发现卡约文化遗址。“卡约”为藏语，意为“山口前的平地”。卡约文化是古代羌族文化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900～前600年，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东起甘青交界处的黄河、湟水两岸，西至青海湖周围，北达祁连山麓，南至阿尼玛卿山以北广大地区，是青海省古代各种文化遗址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土着文化，西宁盆地中遗址最为密集，显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带。居民以从事农业为主，工具多石器，有斧、刀、锤等，但已出现铜质的镰、刀、斧、锥和镞，手制陶器的典型器物为双耳罐、双大耳罐、四耳罐和瓮等。

他们满载而归，回到兰州过冬。在兰州，安特生和他的助手收购了一批精美彩陶。1924年4月23日，他们沿洮河南下，抵达洮河流域，进行大量发掘，发现了灰嘴遗址、辛店遗址、齐家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6月26日，他们发掘出广河半山文化遗存，接着发现寺洼文化遗存。7月中旬，工作基本结束。

1923年前，安特生曾比较研究仰韶文化和西方、中东等地彩陶——尤其是中亚安诺以后，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假说：“……仰韶彩陶和安诺等近东和欧洲的彩陶相似，可能同出一源，而巴比伦等地的彩陶年代要早于中国仰韶，因此中国彩陶有可能来自西方。”这些观点仅仅针对彩陶而言，与文化、人种无关。他特别声称这只是一种假说。但“中国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余波仍未平。随着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发掘，他不断利用大量材料来修正自己的观点。1924年，安特生发表《甘肃省的考古发现》，认为中国文化是在新疆地区生长起来，从西方受到影响。这个观点又在学术界引起争论。一些东西方学者基本上否定他的假说。为了寻找仰韶半山文化和辛店等文化的中间缺失环节，他们再次把目光投向广袤的西部大地。安特生的助手居某在西宁河谷的民和县马厂塬发现马厂文化遗址。

安特生直接去了河西走廊。1924年７月中旬，安特生进入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沙漠绿洲小县——民勤。安特生考察了民勤地界上的众多遗址，将柳湖墩、沙井子和三角城列入发掘计划。他先在柳湖墩遗址试掘，继而在薛百乡沙井子一带大规模开挖。他们一共发掘了40余座墓葬，发现了沙井文化。由于此前发现铜器，安特生将它列为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之末，称为沙井期。受安特生影响，中国考古学家非常关注沙井文化。1943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奔赴甘肃，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主持沙井文化考察。1948年，裴文中先生带领西北地质考察队赴甘肃、青海考察。5月，裴文中、贾兰坡教授调查了民勤柳湖墩、沙井东和永昌三角城等遗址，新发现了一些同类遗存，并首次提出“沙井文化”的命名。

1924年10月，安特生回到北京，1925年返回瑞典。这年，他的《甘肃考古记》发表了，对以前的观点再次进行修正，否定中国文化源于新疆的假说，肯定了彩陶及一些农业技术是从近东起源，并沿新疆、甘肃传入河南；而仰韶是自成体系的文化。1927年、1937年，安特生又两次到中国进行一些短暂考察。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上。1943年，安特生出版他长期研究中国史前史的结晶《中国史前史研究》，再次修正自己的看法，得出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也意味着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西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