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自 尊 嵌 在 生 命 中

念小学那年，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我迟到了，到教室门前心里就打着鼓，怯生生地喊了声“报告”，老师看了我一眼，仍在讲他的最大公倍数和最小公约数，我的泪水不听话的从眼眶溢出，羞而生怒，我干脆就站在门前不动了，同学们劝我，我也不听，直到第三节课，班主任陪着那位老师来到我跟前，说是只顾讲课，没有听见我的“报告”声，也没有看见我，纯属一场误会———我当然知道那是托词，我这时才顺着竿子往下滑，擦干泪痕走进课堂。事后，有人说我太任性，我说，不，我要自尊。

上初一那年，一次，我和一群农村孩子往二十里以外的镇上去，打算买几本课外辅导书，走着走着，身后来了一辆“东方红”拖拉机，于是，大家一蜂窝地跑上去，趴上车，司机停下车，用愤怒的目光盯着我们，然后就是一阵痛斥，勒令我们必须下车。我红着脸第一个蹦下来，低着头只管往前走，后面的伙伴们任凭司机硬一阵软一阵，笑嘻嘻地顾左右而不言，就是不下车，司机无奈，只得负气上车，把车门狠劲带上，启动车子，默许了他们的搭车。事后，伙伴们叙述了上面的过程，并为我徒步行走至镇上惋惜，我心里说，当自尊和劳累成为单选题的时候，我宁愿选择劳累。

我上中专那几年，家里经济特别困难，吃、穿、用等方面，比起一般同学都要差一些，但偏偏我又是一名学生干部，常常抛头露面奔走于校园上上下下，神气活现的。个别人便以我的家庭情况引为谈资，说我穿来穿去还是那几件衣服，又说我一个月舍不得吃一顿肉，家里穷得不行。我一羞之下，跑回老家，让父母和初中班主任为我筹借二百元钱，购买了一台深圳产收录机，成为当时学校学生中唯一持有收录机的。提在手上，满校园地逛**，并用音乐磁带开展“教唱歌”活动，次年的元旦文艺联欢晚会，学校近一半的奖项被我们班拿下，年少的我，为自己找回了自尊，也为班级赢得了荣誉。

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中专学历偏偏走进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尽管我拼命地工作，小心谨慎地做人，但小瞧我、挖苦我的言行仍一次次地冲刷着我的心灵。于是，我修学历，写“豆腐块”，获得了学历，挣来了名气，几年后，那些同事眼睁睁地看着我走出校园，被行政机关调任，羡慕死了。

行政界的哥们待我并不薄，唯才是举，放手任用，29岁便让我成为镇政府的副职，管理一大堆既耗神又不讨好的工作。有时候，头儿工作压力一大，便施展起他们固有的霸气，颐指气使是轻的，还当众把下属训得个面红耳赤。一次，头儿板着脸敲着桌子说，我就是组织，我一纸报告可以改变你的一生，你信不信？我嘴上说，信，笃信，心里却在想：逑！都是PLC的打工者，凭本事吃饭，谁主宰谁呀，于是，半年之后，我客客气气地递上辞职报告，走上一条我从未走过的既新奇又陌生的路。

转眼间，我在律师行当里已打拼了好多年。穿行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奔走于当事人和司法人员之中，便拥有了一份自己可以支配的空间。不需要仰人鼻息，不需要唯唯诺诺，只需要奉上一份真情和感动，把自尊嵌在心间，便不会看着有些同行挣得年薪百万而叹息，也不会因为个别同仁铤而走险身陷迷途而窃喜。因为我明白，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今天，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许多情况下，金钱是需要自尊来换取的，这与我，是不合算的。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尊，正如植物不能没有水分一样，倘若一个人迷失了自我，放弃了做人的底线，那么再多的财富只能挂在干枯的肉身上，风化成金灿灿的物质标本，供人们去评点。

物质极度丰富，吃饭并不十分困难的今天，没有人会穷得像陶公那样，连五斗米都拿不出，只是钱这个东西，它像个魔阵，很会控制人，没有它断然不行，有了它又想无限多，纷纷攘攘没有止境。因而，谁要是再为日常生活之外的欲望折腰摧眉，那定然是自找的，可以理解但不值得推崇，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合适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人是多元化的有色群体。

为了自尊，可以苦，可以累，可以哭泣，可以欢笑，但绝对不可以放弃追求，放弃奋斗，放弃抗争，这就是我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