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一斤米

一斤米，一斤金；一升糠，一块银。

选自罗时汉《白沙洲芦家》第106页。

此谣产生于北伐革命军围困武昌城期间。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开始了北伐革命的统一战争。北伐军首先向吴佩孚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7月12日占领长沙，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两役中，气势如虹，击溃了吴佩孚主力，饮马长江。北伐军多次进攻武昌，皆因城垣高大、防守严密而损失惨重，铩羽而归。蒋纬国总编着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第二卷）有如下记载：“革命军围攻武昌城，吴守军借城墙构工防御，并用射击、烧夷、阻绝诸手段，使革命军攻城战斗，屡遭顿挫……”

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后，吴佩孚逃往河南，于败北中，吴命其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委托刘率兵死守武昌，等待豫、赣援军。孤城武昌被围，长达四十天。

刘玉春在不得志时曾得吴佩孚提携重用，有如故交。因而感激涕零，以死相报，和他共同守城的还有陈嘉谟，1926年2月14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暴死，陈嘉谟继任湖北督军职务，但他资历较浅，实力不够，难服众望，且于战事前景态度较为暧昧，不愿出头应付当时的混乱局面，甘居其次。

围困武昌城，断绝了城内与城外所有的水陆交通。商贸往来，只能消耗不能出产的武昌成为一座死城，生存最大威胁就是粮食严重匮乏，饥饿和死亡笼罩着全城。

吴军早就有困守武昌的打算，事先已作准备。当时，武昌城有两大米厂，一个是人们很熟悉的曹祥泰，另一个是张万太，曹祥泰实力雄厚一些，就由刘玉春部将其所有囤米全部拿下，张万太厂囤米就给了陈嘉谟。同时他们还封存了各商号、店铺所有的存粮充作军用。随着围城时间的推移，粮食供应愈加紧张，一些守军便开始大肆搜掠百姓粮食，只要是搜到的，全部拿走，颗粒不剩，那些看起来稍微好一点的人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惨遭洗劫。抢劫者主要是溃逃城内的杂牌军，刘玉春的队伍一来有准备，二来吴佩孚治军较严，甚少扰民。

是时，滞留在武昌城内的居民有二十余万（一说十余万），贫苦人家，无隔夜之粮；小门小户，最多有个三五天存粮，令人恐怖的粮荒和饥馑威胁着人们，即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米面。猫狗兔鼬被捕杀得干干净净，整个武昌城听不到鸡鸣犬吠，就连飞鸟也不敢从城上经过；城内湖山的荷梗、野菜被采摘得丝毫不剩，就连树叶、草根也被人用来裹腹度命。饿死恐怕是人类遭遇的最可悲、最无奈的死法，然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只能眼睁睁地在饥饿挣扎中痛苦死去，武昌城内，遍地饿殍，四处哀鸣。

据余品绶先生讲述，他祖父时困城中，其诗作《围城杂咏八首并引》（原件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有大量描写当年城内百姓之苦的诗句：“所苦城中民，向隅各蒙乱。何时破此坚，吾侪免涂炭”、“天民天不惜，垂老任饥饿”、“ 巷无鸡犬声，昼有饥鼠逐。老弱不能兴，拥被闭门哭。”　武昌守军弹尽粮绝，人心涣散，见大势已去，10月9日晚，北洋军第三师一贺姓团长开城投降，刘玉春退守蛇山，最后被活捉，陈嘉谟在汉阳门混入百姓中准备出城时被抓捕。10月10日，历时40天的武昌攻城战才告结束。

“嗟我将士！保此国家。嗟我将士！保此人民。”

无论是台湾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还是大陆中央档案馆所编之《北伐战争（资料选辑）》，有关武昌围城的官方记载，均只字未提城内百姓的疾苦与饥饿，记载的都是攻城将士是如何地英勇，守城官兵又是何等地顽固，而“一斤米，一斤金；一升糠，一块银”的普通谣歌，虽只有区区十二个字，却从一个侧面描绘了那段逝去的历史，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悲壮而惨烈的画卷之中。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昌城后不久，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即作出拆除武昌城垣的决定，任命万声扬为拆城委员会主任，并设置武昌拆城办事处，负责办理拆城事项，武昌城垣开始拆除，至1929年6月，拆除工程完毕，只留下起义门（中和门）城楼，以纪念辛亥起义。从此，武昌无城。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1926-27年武昌北伐军总部——武汉国民政府（现武昌阅马场红楼）。

1926年出版的《汉口商业一览》上登载的曹祥泰米厂广告起义门

宾阳门（今大东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