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百姓眼里的老武汉”系列（一）
古三皇 苦三皇
原载《长江商报》2008年07月24日D40版
本期受访人：彭翔华 1954年出生于汉口满春路三皇街。1971年底赴宜昌市支援葛洲坝工程建设，此后长居宜昌。着有忆旧文章《大城小巷》系列。
近日，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推出“百姓看武汉”系列丛书。50多位武汉的老市民或自发走上街头小巷去发现城市的遗存，或追忆往昔的、行将逝去的百姓风俗和大城小事。本报特推出“百姓眼里的老武汉”系列专题，带大家一起去领略老武汉在这些老市民记忆中的万种风情。
◇街生活
当年建鼓皮房无规无矩
三皇街地处汉口中心位置，是寸土寸金的闹市，又是较为典型的平民居住区。因此，三皇街的民居档次较低，虽然也有带天井的砖石楼房和砖木混建房，但最多的、最具代表性的房子是老鼓皮房。这种老鼓皮房看似简陋，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形式上它是一种全木结构的楼阁建筑，而全木建筑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和传统。
鼓皮房无法同那些飞檐斗拱、豪华精致的建筑相比，它的材料来源容易一些，造价低廉一些，做起来快捷一些。即便如此，能弄到这么一块地皮，做这么一栋房子，也会花去它的主人大半辈子的积蓄。
三皇街的鼓皮房，窗子是纯木的，有开启式、镶插式的；门、拴也是木质的，门多为衫木，衫木门平直不易变形，又不重，且经久耐用，一扇门可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鼓皮房集中的街巷，多杂乱无章，不整不齐。房子靠房子，两家共一堵鼓皮，这几家出来一点，那几家缩进去一些，多数又不在一条线上。有大门对大门的，有大门对后门的，也有大门对侧门的，正的、弯的、斜的都有，于是就形成了弯弯扭扭的窄巷，最宽处不过两三米，最窄的弄子只能过一个人。这都说明了当年建房无规无矩，无章无法，有极大的随意性。一块荒地、野草丛生，有大大小小的“水凼子”，人们一块一块地占、一点一点地填，就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古三皇，老人们也叫它苦三皇。在这里居住大不易，事事为难。
四个“欢喜”可挑一大担水
老汉口的自来水历史很早，三皇街离水塔不远，可三皇街的人享受自来水的便利却是很晚的事。解放前，用井水受限制，凼子里的水脏，吃水要到小河（汉水）里挑。街上也有专门挑水卖的。听老人们说，过去大夹街、长堤街、福建街都是青石板路，挑水的人多，街上终日湿淋淋、油光光的。
1950年代，小巷有了自来水供应站，我们把它叫水管子，家家户户用水就直接到水管子去挑。三皇街的水管子设在一座老土地庙里面。土地庙大概只有四五个平米，一张床、一个板凳，一个炉子，一位老婆婆负责放水，吃住都在里面。一分钱可以挑五小桶水，一大桶等于两个小桶，挑一大担水，还要找一个竹牌，一个竹牌等于一小桶水。我们把这种竹牌叫做欢喜，凑足了四个欢喜又可以挑一大担水。“欢喜”一词源自码头，码头工人把劳动计数用的竹牌叫做欢喜，竹牌就是钱，看见它自然就心生欢喜。
管放水的婆婆靠赚取水的差价为生，有时难免“尖”（小气）一点，分量不足，各家各户的水桶又不统一，有木桶、铁桶，后来还有各式各样的塑料桶，大小不一，放多放少，经常发生纠纷。最后还是由居民委员会出面，在各家的水桶上，用白油漆打上记号，有了权威尺度，这才化解了矛盾。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三皇街的住户们才陆续把自来水装进了家里，才结束了挑水吃的历史。
“走进茅室，掉进粪坑”
解放前，这里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各家都备有木制的围桶（马桶），有的家里还有装围桶的柜子，名曰金柜，不用时可以坐人。过去汉水上有座码头叫粪码头，就是专门收装转运粪便的。人们倒围桶要到粪码头去倒，所以这一带也把倒围桶叫下河。常有附近郊区的农民进城积肥，挑着粪桶在大街小巷里大声喊叫“下河了，下河了，再不来就走了咧！”这样的情景在过去中国的老城区并不少见。解放后，这里修了公共厕所，人们倒围桶也就不必“下河了”，只是每天早上起来排队上厕所，又成了三皇街的新街景。
我们把公共厕所叫做洋茅室，其实它一点都不洋，最初里面铺的是木板，走在上面一晃一晃的，晚上连灯都没有。小时候，还有一首俚谣是这样唱的：“半夜三更，茅室无灯；走进茅室，掉进粪坑；无人救我，英勇牺牲；为了纪念我，茅室里安灯。”后来厕所改为砖石蹲坑，也装上了电灯，只是仍然没有冲水设备，粪便要靠人工掏。老北京过去也有许多这样的厕所，着名的时传祥就是因为掏粪工作出色而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
本报记者卢欢实习生李韵采写
◇街文化
老汉口的市井文化，是周边的乡土文化、本地的码头文化、传统的商埠文化和外来的殖民文化的融合，文明和愚昧相伴，高雅和粗俗掺杂，美好和丑陋并存，不同的区域中有较大的区别，三皇街则显得江湖味、乡土味、世俗味、市民味更浓烈一些。三皇街在武汉这座城市里的地位实际上是尴尬的，它是背街背巷，更像是“都市里的农村”，僻陋杂乱，热闹而人情味十足，最能够直接地体现老汉口“五方杂处”的特色。
这条街的老居民源自八方，主体复杂，以汉口周边一些县市如黄孝、汉阳、武昌和鄂东诸县居多，也有几家下江人和北方人。居民多从事社会底层职业，九佬十八匠，各行各业，杂七杂八。它存在一个被外来的、乡土的文化改造的过程，农村里惯有的宗法文化、生活方式和思维和小市民文化融合了起来。
行走国内的大小城市之时，我不可避免地将之与武汉对比。比如就喝茶来说，老北京人喜欢喝茉莉花，老成都人讲究喝“三花”，而汉口三皇街的人喜欢喝香片茶，再高档点的就有珠兰一类的花茶。再比如武汉人笑东北大炕，一家人睡在一张炕上；东北人则笑武汉人一到夏天就摆起“竹床阵”，一街的人，甚至半城的人都睡在一起，这张炕不知有多大。这样的反衬多了，久而久之，越发明白武汉的个性所在，对外地人对武汉人的种种误解只是一笑置之，比如说武汉人口里带渣滓，其实那里面有许多只是本地人都认同的表达方式，总体看是粗俗的，但理应宽容对之。
本报记者 卢欢 实习生 李韵 采写
◇乡情
老街风情折射大城的往事
掐指一算，彭翔华离开故土武汉已有38年了。在宜昌生活的这些年里，彭翔华由工人成为教师，结婚生子，把家安在了葛洲坝附近的街区。所谓乡音难改，除了在学校上课说普通话外，彭翔华平日里说一口标准的“铁路内”的汉口话。这恐怕是大多数漂泊在外、有着故土情结的武汉人的一种习惯。他表达出这份特别的情感：“我为自己生在武汉而感到幸运，即使长年不在它身边，我对它的感情也没什么变化，始终是认同它远多于其他城市的。”
常言说，距离产生美。在他看来，自己和武汉的这份“相看两不厌”的默契也正是如此。他在网络世界里以“古三皇人”自居，尽情享用这一名号给自己带来的某种归宿感，而回到武汉的时候，心头却有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
对于祖父、父亲乃至自己这三代人的出生地——三皇街，彭翔华的记忆常驻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某一类人来说，越是弥足珍贵的记忆，相隔年代越久，在内心深处却越显清晰。“离开后，回忆得多了，记忆力也就增强了，就比方说，1966年报纸上刊登的一位姓朱的叔叔写的《苦三皇变成了“幸福村”》，从标题到内容，我到现在都记得相差不了多少。”谈起这段记忆，彭翔华略带兴奋地说。
出于一种情感的需要，一种近似于“渴了就要喝水，饿了就要吃饭”的冲动，近年来他着手“朝花夕拾”的案头工作，把脑海里这份沉甸甸的记忆付诸于文章，命名为“大城小巷”系列。“我想透过这条底层街道的风土人情来折射大城的过去。”——这就是他除了想为自己的怀旧情感找到抒发的载体之外的一个朴素的愿望。
本报记者 卢欢 实习生 李韵 采写
清末古街 依三皇殿而建
三皇街源自于三皇殿。三皇殿曾经是遍布中华大地的一种庙宇，里面供奉着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神农和轩辕，民间习惯于把三皇称之为天皇、地皇、人皇；其实三皇中，除伏羲之外，神农就是炎帝；轩辕就是黄帝。
中国民间也有吃水不忘挖井人一说。其实就是教育人们要记住历史，记住为我们造福的先辈。这种传统在很古老的时候便以宗教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散布在各地的用以祭祀先祖的庙宇。
哪里有人烟，哪里就有庙宇存在。而庙宇又促使人烟更加集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比如汉口的二圣祠巷、三义殿巷、关帝巷、老官庙巷以及老君殿巷，都是依庙宇神殿而形成的街巷。古三皇街，也是依三皇殿而建，并以三皇为街名。
古三皇街，大约形成于清末。大凡清代末期形成的街巷，都与汉口的繁荣兴旺有关系。那时，船运已经营造出了一个大汉口，京汉铁路的通车，又使汉口更加成为全国交通的中心地带。经济的繁荣，铁路的运输，促使大量人流集聚汉口。在繁荣街区的附近，逐渐形成大量的棚户区。古三皇街就是靠近汉水的一个比较大的棚户区。
清代的古三皇街，算得上一条大街，走向与汉水基本平行。在逐渐延伸的过程中，街道长度达到了254米，宽度达到了4米。如果我们今天去走走这条街，可以从铜人像三民路开始，一直西行，到达满春路附近的钟台街。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我们会看见在古三皇一侧，有七条与之垂直的小巷，也以三皇为名，这七条小巷是逐渐形成的，依次分别称为三皇一巷，三皇二巷，直至三皇七巷。这七条小巷加上三皇街，便使汉口繁华的闹市区一隅形成了一片以三皇为名的居住地。
当然，清末直至1966年，这块地域上的人口还不是太拥挤。据1966年的武汉市地名簿上记载，三皇街的门牌号单号到达89号，双号只达36号。应该说，1962年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之后，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住户逐渐拥挤。居住在这里的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演绎出了一幕幕最真实，最普通的武汉人的生活状态。
作者：董玉梅
（武汉地方志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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