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肯定无法猜到马有贵的死因，我也没有想到。医生曾说，马有贵的病情虽然严重，只要医治得当，再活三五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马有贵开始收脚印了，小鬼告诉他死期将至。那么，他的死已成定局。只是我没有想到，是我的出现，加快了马有贵的死。这一切，皆是宿命么？
马有贵被安排进医院接受治疗。李中标还给了一张五十万元的卡给了马有贵的妻子。没想到，这五十万元，却导致了马有贵之死。在马有贵住进医院后的第三天，他的父亲从河南老家来到广州。马有贵的父亲是在听说儿媳拿到了五十万，才从老家专程赶过来的。他的父亲来后，让马有贵将那五十万交给他保管。马有贵的父亲对马有贵说：我儿，你病成这样子，也活不了多久。你死了，这五十万，就成外姓人的了。马有贵的父亲认为他才是这五十万的唯一所有者。而马有贵却不这样想，他想将钱给他的妻子，因为妻子还带着他儿子。但马有贵的父亲说他可以带孙子。他说：你咋恁笨，你老婆还年轻，你死了，他不嫁人？一嫁人，你用命换来的钱就成了别人的。马有贵的父亲激动地说他就是死也不会让这钱变成外姓。马有贵的父亲说：我儿，你不把钱给我，我就死给你看。
马有贵向我诉苦。告诉了我这一切。问我怎么办好。我说：
这是你的家事，我怎么好多嘴？
马有贵说：我是真不知怎么办了。我是想留全给老婆孩子的，他们跟了我这些年，没有享过一天福，我死，也没有能留给她们一点东西。再说了，我老爹把钱拿走，我一死，他就会把钱给我弟的，我老爹偏心，只痛他的小儿子。
我说：要不，你将五十万分成三份，你的老婆儿子占两分，你父母占一分。
马有贵说：行不通。
我问：为什么？
马有贵说：我老爹不答应，他一定要五十万。再说，我老婆也不同意。
马有贵哭着说：他们这是要逼死我。
我拍拍马有贵的肩，不知该如何安慰他。这天晚上，我刚入睡，灵魂正准备要出去收脚印，却看见马有贵站在我的床边上。我吃了一惊，说：马有贵，你整么进来的？
转而我就明白了，我说：你是来收脚印来了么？
但我很快又否定了，我们收脚印，去的都是从前去过的地方，而马有贵并未来过我住的地方，怎么会来这里收脚印？正在疑惑，马有贵说：
王端午，我是来和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我说：你要走？不治病了？要去哪里？
马有贵说：累了，太累了。不治了，治不好。小鬼说，今天是我的死期，活着太累。没钱身累。有钱心更累。
我说：你别胡思乱想，就安心治病。
马有贵说：我老婆，我老爹，他们眼里，我早就是个死人了。刚查出我得尘肺的时候，他们也许担心过我，现在，他们在等我死，我一死，他们就解脱了。我一死，她们就好打架分钱了。我来，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再不对你说，一过奈何桥，想说也说不成。
我说：什么事？你说。
马有贵说：那天，我对你讲，我和李中标、黄德基，串通治安队抓走厂里的打工妹，那事，我没有全说实话。我对你说，当时那主意，是李中标和黄德基商量的，我不知情。其实，当时这主意，是我们三个人一起想出来的。最先想到这主意的是我，当时我们三个都有点发愁，我就说，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又说，不行不行，这样做太没良心了。李中标说，没良心那就别说。黄德基说，你说说看，我就把主意说了。李中标说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黄德基想了一会儿，说，我看成。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这样做。李中标也没有反对。还有，那些打工妹，我们直接送进了收容所。这件事，我们干得太缺德了，我现在要死了，罪有应得，报应。
马有贵说完就不见了。我突然就灵醒过来，发现自己还睡在**，才明白刚才是帮了个梦。想想觉得这梦好奇怪，根本不像梦，一切是那样清晰。我打马有贵的电话，接电话的人问我是马有贵的什么人？我说是朋友，接电话的人说他是警察，马有贵死了，从医院楼顶跳了下去。
马有贵死的那天，正好是小鬼告诉他的死期。这让我坚信了，我的死期，也是确切的。
我对李中标说：这下你相信收脚印的事了吧。
李中标说：是我们害死了马有贵。
我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马有贵死了。遗体放在太平间。他的父亲带了几个人要抢那张五十万的卡。他的妻子跑了，扔下了他们的儿子。后来，还是李中标出钱把马有贵的后事处理了。我告诉李中标说马有贵在死前给我托过梦，他对我说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李中标问什么事，我把马有贵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李中标沉默了许久，说，你还在骗我，这些事，是马有贵生前告诉你的吧。我苦笑着说：
李中标，我知道你不信鬼神。记得当年我们一起找工作，没地方住，晚上你带我住在墓地。我怕鬼，你说，你从来不信鬼，不信神。可是，这一次，是真的。最起码，马有贵提前预知了他的死期。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是我和马有贵串通好了来骗你，他有必要真死吗？他本来是想活的。是那五十万把他逼死的，可我们无法预知你会给他五十万，更无法预知他父亲会和他老婆抢这五十万。
李中标大约有些相信我说的话了，事实摆在这里，容不得他不相信。他问我：
端午，你还能活多长时间？
我说：还有两个多月。
李中标没有再说什么。
马有贵死后，我的心情很灰暗。我开始怀疑，这样逼迫他们认罪是否合适。马有贵的死，其实与我也有关，我不找到他，他就不会和李中标重逢，也就不会有这五十万之争，没有这五十万，马有贵就不会自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收脚印并开始的赎罪计划，事实上变成了杀人计划。马有贵死后，我告别了李中标。我再一次对李中标提出了我的建议。我希望她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李中标，黄德基，我们一起召开记者见面会，向世人坦白我们犯下的罪，并接受审判。
李中标说：我有我的难处。我这么大的企业，如果这样，那么，这么多工人，就将失业。我要想的人很多，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你别逼我，容我想想。
我说：我等着你的消息。
我回了家。接下来几天，我白天呼呼大睡，晚上没完没了地收脚印。我很想回到我被治安队收容的那个晚上，很想回到在木头镇收容站的那些日子。但是每次，我都意外去到了另外的地方。一连两晚，我回到的都是我的故乡。只不过，回到的是不同的过去。有一晚，我回到了我读书的中学。那是一个晚自习，老师没来，我在教室里带头喧哗，没曾想到，老师站在窗外，一直在盯着我。后来，有同学发现了站在窗外的老师，于是安静了下来，很快，同学们都发现了站在窗外的老师，都安静了下来，装着认真写作业的样子。只有我还在那里上蹿下跳。在我身边的同学拉我的衣角，小声说老师来了。我大笑道，别吓我了，老师在哪里。然后我在教室里转了一个圈，说，哪里有老师，老师在哪里，我就说没有老师嘛，我知道你们是在骗我的。在我转第三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站在窗外看着我表演的老师。老师走了进来，走到我的身边，说，从明天起，你不用上课了，你在这里上学，浪费你父母的钱，又影响别人的学习。又说，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人生没有后悔药可吃。老师居然没有骂我，轻声细语，说完这些就走了。我看着他走了很远，分明去了教师宿舍。过了一会儿，教室里开始有了交头接耳的声音，再过了一会儿，大家都放松了。我又得意了，站了起来，学着老师的语气说，从明天起，你不用上课了，你在这里上学，浪费你父母的钱，又影响别人学习。我正在得意，同桌又拉了我的衣角，说，老师来了。我说，你吓我，来了我也不怕。接着，我就看见了从窗外射来的老师冷冷的目光。
还有一次，我回到的过去，是第一次出门打工的那个凌晨，我背着蛇皮袋，蛇皮袋里，装着衣服和被子。我要出门打工了。走出家门时，天才蒙蒙亮，远处有鸡叫，一村子的公鸡都跟着叫。有狗吠，于是，一村的狗都吠。我走出家门，走过田埂，走到离家很远了，鸡不叫了，狗不吠了，我看见父母还在站门口的灯光下，看着我远行。那一年我十六岁。我看见十六岁的我走在故乡的晨露里。那时的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我不知道远方等着我的是什么。我无数次想象过，我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像电视剧里的那些白领那样。我想象过，我会有一份爱情，也是像电视剧里的那样。我甚至轻轻地唱起了歌。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看看远方的路，看看脚下的鞋，你的世界，我能理解。我看着自己瘦弱的身影行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当年的我，心里充满的是逃离乡村奔向美好未来的兴奋，而收脚印的我，心里却无限悲凉。三十年，社会天翻地覆，三十年，初心不再。我突然悲伤，还在于，过去了的，就过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就算我收脚印回到了过去，也找不回当初的纯朴了，找不回过去的我了。我跟着十六岁的我，也许，十六岁时的我感受到了身后跟着什么，他变得紧张了，唱歌的声音更大，分明在壮胆。我放慢了脚步，看着十六岁的我消逝在乡村那条机耕道的尽头。十六岁的少年哪里知道，此一去山长水远，此一去，少年不再，此一去，苦难的生活，要将他的内心磨成茧，要让天真变成邪恶。
回收遗落在故乡的脚印，虽然感伤，却也温暖。我喜欢回那些时光，那里的每一枚脚印都写着理想、远方。就在我沉醉在幸福中时，却又意外回到了和阿立一起在治安队的夜晚。
我和阿立在治安队被关了一夜。第二天，陆续有人来交钱，将被抓的打工者赎回。我对治安队的人说我是紫郁工艺厂的工人。李中标对我说过，只要提我是紫郁厂的人，就会有人来赎我们的。谁料那治安队员冷笑一声道：
紫郁厂？紫郁厂了不起？紫郁厂的人就不用办暂住证？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
治安队员问：那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要见你们的副队长。
治安员说：我就是副队长。
我长吁了一口所，说：您是副队长？那，您一定认得李中标，李中标。
副队长说：什么李中标，老子不认得。
我说：不可能啊，你不是黄副队长么？
那位副队长冷笑一声。说：你认得黄副队长？
我说：我不认识，我的朋友认识，我是黄副队长的朋友，的朋友。
旁边一位治安员过来又踢我一脚，骂：丢你老母个嗨，这是我们刘副队长。
我后来才知道，这治安队有三个副队长。黄副队长黄德基，刘副队长，还有一个陈副队长。刘副队和陈副队都是本地人，只有黄德基是外来的。那时，外来的打工仔，是很难有机会进治安队的。黄德基当过兵， 他们的团长也姓黄，和黄德基是一个县的。黄团长接兵时，看上了机灵的黄德基，加之黄德基训练能吃苦，新兵连结速后下连队，黄团长就把他要过去在团部当勤务兵。后来，黄团长转业，到市公安局当副局长。黄德基退伍后在家里混了一段时间，后来出门打工，听说老团长做了公安局副局长，就去找团长。团长记得他。团长说，他带过那么多兵，别人知道他在做副局长，没一个人敢来找他，就黄德基你小子胆大，敢来求老子。团长问黄德基，想让他帮什么忙？黄德基说，打工两年了，平时最怕的就是治安队。他想当个治安队员。黄副局长说，你小子，还是这么坏，治安员，小事一桩。黄德基说他还有个请求。黄副局长问什么要求？黄德基说，他想到溪头镇当治安员。黄副局长问为什么是溪头。黄德基说，他在溪头镇的溪头村打工时，被治安队捉过，打过。他就想进那捉过他打过他的治安队，希望老领导成全。黄副局长说，那得给你个小官干干。其实，治安队副队长什么官也不算，那时的治安队，业务上归各派出所领导，但没有编制，都是临时工。副队长也是临时工，只有队长有正式编制。在当时的黄德基看来，副队长是很大的官了，在公安局副局长看来，狗屁都不算一个，安排一个老部下做个临时工的头目，不过举手之劳。
那时的治安队是两广人的天下，黄德基仗着老领导的关系进了治安队，又混了个副队长。这让其它几位副队长很不爽。尤其是一个曾经被他们捉过打过的打工仔，突然要和他们平起平坐，更加不爽。队长基本不管事，黄德基是公安局副局长安排的人，队长自然高看一眼，这就更加让其它两个副队长不爽。那天也是该我倒楣，如果我不打出黄德基的旗号，也许我和阿立手上的钱凑在一起交了罚款可以先让阿立出去，然后让她借钱来赎我。但我打出了黄德基的名号，而那天黄德基又去市公安局开会了。就这样，我和阿立在治安队关了一天，第二天一清早，我们这些没有被赎走的三无人员就被一车拉到了木头镇收容所。
虽然时日已久，当年收容所的往事，却像是发生在昨天。这是我一生最清醒的记忆。在开始收脚印后，我一直在回避那里，我不想再次见证那些痛苦。然而，就在送走马有贵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回到了木头镇收容所回收遗落在那里的脚印。第二天，我是被手机铃声惊醒的，居然是黄德基打来的电话。黄德基说他想和我见面谈。我问什么时候。
黄德基说：今晚。
我说：昨晚收一晚脚印，很累。
黄德基说：我来广州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