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那时似乎就只有一个发疯的想法：过关。过关。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关内。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得很，为什么在乡村时，以为只要离开了乡村就能获得想要的一切，而当现实将梦想击碎时，又以为只要到了南方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真有一天到了南方，又把梦想寄托在进入特区上。我甚至不知道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进关的想尖，不过是我为自己找的一个借口，现实太过沉重，沉重得无法面对，我把进关当作了一剂精神鸦片，用来麻醉自己的痛感。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这就是传说中的希望吧。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当然，现在有人认为这句话的翻译是有误的，准确地译文应该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在这里我无意去追问这两种译文哪一种更为准确。这两种译文，对于南头关和关口曾经发生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就足以回答所有对于设立南头关的质疑。如果这个说法立得住脚，那么南头关口那些办假证者自然也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南头关那些带人进关的职业也有了他的合理性。

有需要就有市场。几乎每个试图进关的人，在通过“正常程序”无法进入特区之后，都会想到其它的“非正常程序”。我之所以把“正常程序”和“非正常程序”打上引号，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正常的程序本身就是非正常的，历史和时间会证明它是特定时期的一种非正常手段，而“非正常程序”，却是在所谓“正常程序”逼迫下的一种正常选择。

假证是很容易就买到的，只要你在南头关逗留上十分钟，就会有人装着不经意地走到你身边，然后压低了声音问你一句要不要办假证。那情形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中地下工作者的接头。而关口的栏杆上、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诸如“东南亚证件中心”之类的广告，这些广告宣称能办理你需要的一切证件，这些证件绝对能够以假乱真。广告上留有电话号码。我一直很疑惑，警察是默许这种职业存在的，如果要打击制假证者，只需要假装买主和他们取得联系，不难顺藤摸瓜找到他们。为了能进关，我抄下过制假证者的电话，也和一个制假证的中年妇女谈过。她声称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办好证件，而价钱是五十元一张。我并不怀疑她能为我提供假证，我害怕假证无法蒙混过关。用假证蒙混过关，如果被查出来，其后果可想而知。关内的生活给了我无限的**，然而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冒这样的险。

许多的人挤在南头关，南头关外的深沟边，横七竖八地躺着我这样的外来者，小小的沁园公园里，也三五成群地挤着渴望进关的人。晚上就在河边露宿。我们像一群鸭子，有治安来时就一哄而散，治安一走，又陆续地聚回来。每天在关口都上演着这样的闹剧。闹剧是一目了然的，而悲剧，却只有当事人清楚。说不清有多少悲剧在南头这小小的关口上演。有人为了过关被制假证者抢去所有的钱财，结果不得不流落街头，或是被当做三无人员收容；女性因此被劫财劫色，这样的报导也时常见诸报端；更有甚者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就像是一群飞蛾，而关于关内生活的想象，就是那吸引飞蛾的火把。当年也有“有识之士”对我们这种行为进行谴责，认为这是咎由自取。更有甚者，将社会治安不好之类的城市治理中的问题，都归结为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素质低下。

谁也无权指责我们这种行为，谁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

所有的谴责，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第一次进入南头关，走的也是“非正常途径”。其时我已在关外松岗的一家织造厂当杂工。每天早晨七点开工，工作到凌晨一点，有时更晚。月薪一百八。生活每餐都是空心菜。就是这样的工作，也不敢轻易放弃。而关内的生活，像梦想世界一样在打工者中流传：

关内管得很正规，严格执行着最低工资标准，加班有时间限定……对于当时我这样的打工者来说，关内无异于天堂。我的许多工友，都和我一样梦想着进关。有工友托关系办好了边境证，离开工厂时都会接受工友们衷心的祝福和羡慕。就在此时，武汉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在蛇口四海工业区的某服装厂当厂长，老师让我去找他同学。这个信息激发了我更加强烈的进关梦。当我再一次在关口徘徊，希望找到机会进关时，机会找到了我。冒险花了五十元钱，躲在一辆私家车的后备箱里，我终于进了关。现在已无法说清当时躲在后备箱里的紧张心情了，本以为从关外到关内，汽车一起动就过去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交了五十元钱之后，司机把我拉到了离关口很远的偏僻处，把我塞进了后备箱中，又在我身上盖了一张大的海绵。司机交待千万不要动，不要弄出声响。蜷在车后面，感觉着车走一走、停一停，再走一走、停一停……蜗牛一样，经过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汽车终于顺畅地跑了起来，我知道，我这是过关了。

终于进关了。关内关外区别是很明显的，街道更宽阔，楼房更高，绿化更好，而我更加茫然、孤独、渺小、无助。转坐了几趟公交，终于找到四海工业区的那间厂，也见到了我老师的同学，然而，老师的同学只说了一句“现在不招人”，就把我打发了。梦想实现得快，破灭得更快。在关内坚持了几天之后，我落荒而逃。

现在，进关的手续简单多了，凭身份证就可过关。拆除关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南头关已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许多打工者悲伤的故事已成了如烟往事，是那么的无足轻重。除了当事人，没有谁会记起在这关口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每次要去市内办事，经过南头关时，我都会想一些关于南头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关？这个问题和鸡为什么要过马路一样难以回答。现在，我终于可以自由进关了，然而我却选择暂居关外，无事也不会进关。我对关内的生活不再抱有任何梦想，进关也不再是我的精神鸦片。这样说准确吗？无意之中，是否我又为自己设立了另一道关卡呢？我的身体跨过了这道关口，我的灵魂呢？我的灵魂依然徘徊在关外。就像我的身体进入了城市，而我的灵魂却无家可归，只有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飘**。

南头关的拆除是迟早的事。我倒有一个想法：南头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有标志性的建筑，应该把它保留下来，将来在这里建一个“打工博物馆”，让它储存一代人的记忆，见证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我把这个想法对一些打过工的朋友们说了，朋友们都很兴奋，很激动，也鼓励我为此而奔走。南头关对于我们这些打工者来说，承载了太多的屈辱与泪水，希望与失望。

这些年来，关于打工，关于底层，渐渐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说，底层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形形色色的自告奋勇的底层代言人出现了，他们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为底层呼喊、代言。可是他们却没有去问过被代言的那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代言，这样的代言，是代言了我们的心声，还是代言者自己的声音。不妨仔细思量一下代言这个词，代言人是一个商业味很浓的词，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代言，某某品牌的代言人，是要从被代言者那里获得利益的。那么，底层的代言人以什么方式获取他们的利益？这个问题，还是留给那些代言人来回答吧。另外有个词也让我心生疑惑，那就是底层。什么是底层？与底层相对应的是什么，上层？高层？还是？那么，在底层与上层或高层之间，是否也有着一道关？假设有这么一道关，将这两个层或是更多的层分成了不同的世界，就像我当初身处关外，对关内的想象一样，那种想象是不真实的，是一厢情愿的。底层对于上层或高层的生活也只能想象，上层或高层者对于底层的生活，更多也是出于想象。没有身处底层，如何真切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这种痛后带给人的麻木？有“层”的存在，就有隔膜存在。每个层与层之间，隔着的正是一道道的南头关。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然而无形的南头关，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还将横亘在人们的心中。”

这是王十月的文章，可我有时觉得，这些文字分明是我所写。或者说，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曾经想找到他，我觉得，我能和他成为朋友。但我从未见过他，只是在梦里经常相见。以至于，我经常想，也许，王十月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他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或者，他就是我的一个梦。有时我又想，是否有可能，我是不存在的，我不过是王十月的一个梦。或者说，王十月就是王端午，王端午就是王十月？我的脑子乱了，头又开始发胀。请允许我喝一杯水，整理一下混乱的思绪。

好了。现在好多了。我接着讲。

现在，我来到了南头关。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大半夜的还会有这么多人在进关出关，而且分明进关的人还在排着长长的队伍查验证件？

走出南头关，是个小小的公园，沁园公园。公园里三五成群，聚集着一些等候通关的人。走进沁园公园，我看见在公园的草地上，散落着许多零乱的脚印。

啊——那是我的脚印！

我又见到了少年时的我！

我知道，我又开始收脚印了。这一次，我下意识地寻找，我先寻找到了沁园公园里的一块巨石，石头上笔走龙蛇刻着“沁园公园”四个大字。许多年前，我曾在这里等候过关。果然，当我把目光投向那块石头时，我看到了少年时的我。长长的头发快要及肩，瘦削的脸像一把窄长的刀子，眉毛黑而浓，一双深陷的眼睛现在看来是那样的忧伤、迷惘、惊恐，而又燃烧着热切的希望。有了上次收脚印的经验，这次我没有去惊扰少年时的我，我只是远远地盯着我看，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那是一种很复杂的体验，神奇，而又悲伤。我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少年，朝少年的我走了过去。我知道，他应该就是李中标。而我回到的时间，应该是在1994年。当年，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等候过关。后来，我曾经在许多的小说中写到过李中标，还在散文中写到过他。在我的小说和散文中，李中标是高大的，壮实的，他有着梁山好汉武松一样健壮的身体，走路虎虎生风，说话高门大嗓。而现在，我眼前出现的这位少年，分明只是比我略结实一丁点，嘴唇上飘着几根微黄的胡须，说话轻声细语，一点也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我知道，是我的记忆出了差错，是我在记忆中将李中标完美化，英雄化了。而我现在看见的才是真实的李中标的样子。

果然，我听见少年的我，称那个少年为李中标。李中标递给了我一包方便面，什么也没有说，一屁股坐在草坪上，撕开手中的方便面，咬一大口，嘴里像包了一只老鼠，左右乱蹿了一通，仰起头，咕嘟嘟嘟喝了一气装在塑料瓶里的自来水，然后将那瓶子递给了我。我也咬着方便面，喝着水。一瓶水很快被我们喝光了。看到这里，我想到了那次在宾馆，李中标请我喝茶的情形。现在的李中标，还记得当初的这些情形吗？如果不是回到过去，我也忘记了我们当时是两人同喝一瓶自来水的兄弟。现在，我还会喝李中标喝过的自来水吗？别说同喝一瓶水，现在，我们之间，其实已经隔上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我看见李中标站了起来，说，我再去接一瓶水。李中标走了，少年的我，慢慢嚼着方便面，心事重重的样子。当年的我不知道李中标去哪里打来的自来水，现在，我跟着少年李中标，我看见李中标走进了公园里的公厕，他拧开水龙头，捧起水洗脸，洗头，然后，接了一满瓶水，大步朝少年的我走去。

少年的我说：李中标，你的老乡什么时候出来，这会天都黑了。

李中标说：说好了在这里等的，可能要天黑了才好带人进去吧。

少年的我说：这么晚进去，今天找不到我老师的朋友了。

李中标说：不用急，我们今天先到蛇口，找到四海工业区，明天上班了，再去找你老师的朋友。

少年的我说：我们应该先给我老师的朋友打个电话的。

李中标说：你傻呀，你打电话，他肯定说没办法介绍进厂的，我们找过去了，你有你老师给他写的信，他能不帮我们？他堂堂一个经理，介绍两个人进厂，还不是小菜一碟？

在我和李中标等待的时候，太阳渐渐西沉。李中标不时站起来又坐下去。他和老乡约好了在这里见面。我们每人给他老乡三十块钱，他老乡负责带我们进关。我们不能走开，走开他老乡来就找不到我们了。我们当时的情形，很像王十月在散文中描写的情形。有时我都会产生错觉，觉得我是一个并不真实的存在，我只是那个叫王十月的作家虚构的一个人物。又或者,那个叫王十月的成为作家的打工仔不过是我的梦境。但最大的可能是，王十月和我一样，还有许多张十月李十月，太多的人，有过相同和相似的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代人所经历的。如果我的讲述是一部小说，那么，我的个人故事，就跳出了猎奇与个案，有了宏大的时代背景了。可惜，我的生命快要终止，我再也不可能写小说了。当然，现场有录像，如果将我的讲述整理出来，相信会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又跑题了，继续讲故事。当时，沁园公园里三五一群的，或是我这样等着进关的人，或是等着在这里和关内的朋友亲人见面的打工者。我记得，当年的我和李中标，在这里等到天黑，他的老乡终于出现了，后来，他的老乡将我们带到了离公园不远处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里，那里停着一辆小货车，我和李中标给了他老乡六十块钱，他老乡就将我们塞在小货车后面，然后在我们的身上堆满了海绵。我和李中标没有边境证，我们就这样偷偷进到关内。在关内的一处偏僻小巷把我们放了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深圳，而在那之前，我一直在深圳的关外打工。在那时的传说中，深圳关内的工资比关外要高，加班时间少，而且工厂都是正规的厂子，最多押两个月的工资，不像关外的工厂，经常性的押半年工资，又传说关内工厂的伙食好，有肉吃，还有工衣穿。总之，那时，在我们这些关外打工者的传说中，关内就是天堂。但这天堂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没有边境通行证，你就别想进关。当年，在出门打工时，我也曾去过我们镇的派出所办边境证，但派出所让我们村里出证明，而我们村里掌握着印把子的书记却不肯给我开证明，没有什么理由，不开就是不开。当然，如果我能孝敬他老人家一条烟或者两瓶酒，情况就不一样了。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孝敬书记大人烟酒，到了宝安我就后悔了。

在我漫长的打工生涯中，南头关就像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我们一直在努力进入，却并不知道，进入之后，等候我们的是什么。我看到了少年时的我和李中标坐在那里焦虑不安地等待。李中标站起来，激动地对少年的我说来了，我老乡来了。少年的我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许多年之后的我，看见少年时的我，我知道，进关之后并非就是进了天堂。我知道，我无法改变事实，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走过去提醒少年时的我。我走到了少年的我面前，说了一句，别太天真了，关内比关外更难找工作。我看见少年的我傻了一样盯着现在的我，愣在了那里。而李中标的老乡恶狠狠地盯着我，在用眼神警告现在的我别多管闲事。然后我看见李中标对在发愣的少年的我说走了走了。我再一次想起，许多年前，当我听见那个陌生人对我说，深圳关内比关外更难找工作时，我并没有把那忠告听进心里去。我当时只是疑惑，那忠告我的人似曾相识。

收脚印的我站在沁园公园，看着远去的我和李中标，宿命感顿时将我淹没。就如现在，我收脚印回到过去，是在许多年前已经注定的事情。想到这里，我没有了跟随着少年的我和李中标的兴致。我只是轻轻将散落在南头关前的脚印收起，那些脚印隐入我的掌心，那是我人生的履历，是我的苦难，也是我的灵魂之所以丰满的所在。

往回走的路显得很漫长，我感到无比疲倦，昏沉欲睡。在路边高大的大王椰树下，有一排条椅，我找了一个没人的，蜷缩着睡下。我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我睡在病**。夏天拿着一方湿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过一会儿，将毛巾放在床脚下脸盆的冷水里浸湿，然后又给我擦手心和脚心。见我睁开眼，夏天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喜。她又拿过一瓶矿泉水，用棉签蘸了，涂在我的嘴唇上。又摸我的额头说：

谢天谢地，好像退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