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
贝多芬传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
——贝多芬（一七九二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直到晚年皮肤才变得病态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美杜莎头上的乱蛇”。
他的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狂野的光，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那微妙的差别。它们平时细小而深陷，兴奋或愤怒时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
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嗑破核桃。左边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
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吃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狂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克勒贝尔说是莪相的面目。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无异“李尔王”。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佛兰芒族，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最初嫁给一个官宦之家的侍从，丈夫死后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艰辛，不像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地钉在扬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练习压死，差点让他恨死了这门艺术，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贝多芬从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不得不过早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需考量如何挣得每日的面包。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担当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自己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
母亲是患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常常感到不舒服；除此之外，他还患有比病痛更残酷的忧郁症。十七岁时，他做了一家之主，担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因为父亲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他不得不羞惭地请求父亲退休。人家担心做父亲的拿了钱去挥霍，将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布罗伊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埃莱奥诺雷嫁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友谊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又不减当年。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如此悲惨，他回忆起这段时日和儿时住过的地方，凄凉中仍透着一丝温馨。后来他虽不得不离开波恩，在花花之都维也纳那贫困惨淡的近郊度过余生，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父性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那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氛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的，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圮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
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得悉巴士底狱被攻陷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约者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路上他遇见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无疑，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一七九六与一七九七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阕是《行军曲》；一阕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的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来，和使馆方面，和才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在那些谈话里，他拥护共和的情绪愈发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
这时代施泰因豪泽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介朗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现出波拿巴充满着野心的火焰。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年纪，瘦削的，笔直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多美妙。”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〇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耳朵日夜作响，他的内脏也受剧烈的痛楚折磨。听觉越来越衰退。几年来，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〇一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至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察觉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誓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
他写信给韦格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听清演员的说话。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尤其是作品第一号（一七九八）之三的奏鸣曲中的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一八〇〇），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一八〇〇），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时候，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奏曲形式出现的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谐谑曲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的眼睛，其中已可窥到他未来的悲剧。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格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他的密友申德勒确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一八〇一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为他题赠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一八〇二）而知名于世。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嫁了加伦贝格伯爵。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多美啊！”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依着格勒特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作品第四十八号）。至于一八〇三年的《第二交响曲》，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一八〇二年赫内曼为贝多芬所作之小像上，他做着当时流行的装束，留着鬓角，四周的头发剪得同样长，坚决的神情颇像拜伦式的英雄，同时表示一种拿破仑式的永不屈服的意志。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与终局内已很显著，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拿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一八〇四），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一八〇五—一八〇八）的终局，光荣的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显得强烈而纯洁，这种印象即便和现实接触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科里奥兰序曲》（一八〇七）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一八〇四），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还有《哀格蒙特序曲》，甚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一八〇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作品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霍赫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仍屹立在科布伦茨与波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当《菲岱里奥》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佐于兰将军，他是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的题赠。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扎在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能很清楚地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决不能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不经过惯有的拟稿手续，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一八〇六年五月，他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了婚。她老早就爱上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的初期，和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为友，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他了。一八〇六年，贝多芬在他们匈牙利的马尔托伐萨家里作客，在那里他们才真正相爱。关于这些幸福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他先是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弹奏着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
“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哥哥严肃地凝眸睇视着，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只像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取石子，而不看见路上美艳的鲜花……’一八〇六年五月，获得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贝多芬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同样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贝多芬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策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厌恶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只眼睛有些近视。在梅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罗曼蒂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的美好的影响一直保存到一八一〇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产生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曲》；那夏日的神明的梦：《田园交响曲》（一八〇八）。还有他自认为他奏鸣曲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感悟得来的《热情奏鸣曲》（一八〇七），是他题献给特雷泽的。作品第七十八号的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的奏鸣曲（一八〇九），也是献给特雷泽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所表现的他的爱情的热烈，也不下于《热情奏鸣曲》：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曾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的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的愿望的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噢，上帝！为何人们相爱时要分离呢？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是忧苦的生活。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罢……安静——爱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热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泪对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噢！继续爱我呀，——永勿误解你亲爱的L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愤世嫉俗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还爱着贝多芬。
一八一六年，贝多芬说：“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她时跳得一样的剧烈。”同年，他制作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内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造物，我的心情就泛滥起来，可是她并不在此，并不在我旁边！”——特雷泽曾把她的肖像赠予贝多芬，题着：“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哭着，高声地自言自语着（这是他的习惯）：“你这样的美，这样的伟大，和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再进去，看见贝多芬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的脸上全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此世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
他在笔记上又写着：“屈服，深深地向你的命运屈服：你不复能为你自己而存在，只能为着旁人而存在；为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我自己！”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〇年，他重又变得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言所欲言，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
“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这是他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说话。贝蒂娜·布伦塔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皇帝对于自己的力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他们终于在波希米亚的浴场特普利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时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就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以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地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见，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歌德写信给策尔特说：“贝多芬不幸是一个倔强之极的人。他认为世界可憎，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和对旁人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替他惋惜，因为他是聋子。”歌德一生不曾做什么事反对贝多芬，但也不曾做什么事拥护贝多芬，对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姓氏，保持绝对的缄默。
《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是这时代的作品，是贝多芬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兹写的：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出的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策尔特惶骇的爆发，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法，说《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狂热。”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瓦格纳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局内描写一个酒神的庆祝会。在这阕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遗传自佛兰芒族的精神；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是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曲》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的欢乐。在《第八交响曲》内，力量固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
一八一四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将他视作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申德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
他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阕《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一八一四年初，写了一阕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许多君主面前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写了一首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其他那些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布莱修斯·赫弗尔依着弗朗索瓦·勒特龙的素描所做的木刻，和一八一三年弗兰兹·克莱因塑的脸型，活泼泼地表现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画着愤怒与苦恼的皱痕，但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像他写信给弗朗索瓦·特·布伦瑞克时所说的：“我的王国是在天空。”他在维也纳会议时写信给考卡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王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
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为瓦格纳所痛恶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他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每个机会。一八〇八年，他很想脱离奥地利，到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里去。热罗姆王愿致送贝多芬终身俸每年六百杜加，外加旅费津贴一百五十银币，唯一的条件是不时为他演奏，并指挥室内音乐会，那些音乐会历时很短，而且不常举行。贝多芬差不多决定动身了。但维也纳的音乐泉源是那么丰富，同样也有高贵的鉴赏家，他们深知贝多芬之伟大，不肯让国家蒙受丧失这天才之羞。
一八〇九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兹亲王、金斯基亲王，答应致送贝多芬四千弗洛令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地利。他们说：“显然，一个人只有在没有经济烦虑的时候才能整个地献身于艺术，才能创造出这些崇高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意使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发展的阻碍。”
不幸的是，结果与诺言不符。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从一八一四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所趋赴的是罗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四年，洛布科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年。受贝多芬题赠作品第五十九号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举办了最后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与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失和。从此他孤独了。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贝多芬的耳朵完全聋了。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还。最早的谈话手册是一八一六年的。关于一八二二年《菲岱里奥》预奏会的经过，有申德勒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查。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乌姆劳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儿，和歌唱者交流了几句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才能让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吧，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去；然后便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脸，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表情痛苦。晚饭后，当我想告别时，他挽留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
两年以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挥着（或更准确地，像节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曲》时，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素，一八二五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曾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贝多芬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生活。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他每天沿着城墙绕圈。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
他的精神的骚乱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抚慰。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作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说：“作品第一〇六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施波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为了靴子洞穿之故。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全部美妙的奏鸣曲——每曲都得花费他三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三十至四十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制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〇、一三二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让贝多芬备受煎熬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他的兄弟卡尔于一八一五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心坎间洋溢着的温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而这里等着他的又是残酷的痛苦。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不断地给他增加苦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那个不入流品的弟妇争小卡尔，他写道：
“噢，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我唯一的托庇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使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的苦痛，你是鉴临的。请你听我呀，我不知如何称呼你的神灵！请你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怜虫。”
“噢，神哪！救救我吧！你瞧，我被全人类遗弃，因为我不愿和不义妥协！接受我的祈求罢，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我的卡尔一起过活！……噢，残酷的命运，不可摇撼的命运！不，不，我的苦难永无终了之日！”
然而，这个被热烈地爱着的侄子，显得并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贝多芬给他的书信是痛苦的、愤慨的，宛如米开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动人：
“像你这样娇养坏的孩子，学一学真诚与朴实决计于你无害；你对我的虚伪的行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远离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和这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
但宽恕立刻接踵而至：
“我亲爱的儿子！——一句话也不必再说，到我臂弯里来罢，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说话……我将用同样的爱接待你。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们将友善地一同商量。——我以荣誉为担保，决无责备的言辞！那是毫无用处的。你能期待于我的只有殷勤和最亲切的帮助。——来罢，来到你父亲的忠诚的心上。来罢，一接到信立刻回家罢。”（在信封上又用法文写着：“如果你不来，我定将为你而死。”）
他又哀求道：“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用虚伪来报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样，那真是何等丑恶何等刺耳！……别了，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地培育你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着更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坎里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的唯一的大路。你忠诚的老父。”
这个并不缺少聪明的侄儿，贝多芬本想把他领上受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梦以后，不得不答应他去习商。但卡尔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
由于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象中更为多见的怪现象，伯父的精神的伟大，对侄儿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使他恼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下流”；这种可怕的言辞，活活显出这个浪子的灵魂。他甚至在一八二六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没有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之送命：他为这件事情所受的难堪，永远无法摆脱。卡尔痊愈了，他自始至终使伯父受苦，而对伯父之死，也未始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竟没有在场。——几年以前，贝多芬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没遗弃我。将来终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然而替他阖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称为“儿子”的人。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即在《第九交响曲》内，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响曲中去。我们应当注意《第九交响曲》的原题，并非今日大家所习用的《合唱交响曲》，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而且应该有另外一种结束。一八二三年七月，贝多芬还想给它以一个器乐的结束，这一段结束，他以后用在作品第一三二号的四重奏内。车尔尼和松莱特纳确言，即在演奏过后（一八二四年五月），贝多芬还未放弃改用器乐结束的意思。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使歌唱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着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瞬间被它震撼了，而这都城当时完全是在罗西尼与意大利歌剧的统治之下的。贝多芬颓丧忧郁之余，正想移居伦敦，到那里去演奏《第九交响曲》。像一八〇九年一样，几个高贵的朋友又来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圣乐，表现着您深邃的信心感应给您的情操。渗透着您心灵的超现实的光明，照耀着这件作品。我们也知道您伟大的交响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近几年来的沉默，使一切关注您的人为之凄然。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当外国音乐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令人遗忘德国艺术的产物之时，我们的天才，在人类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的，竟默无一言。……唯有在您身上，整个民族期待着新生命，新光荣，不顾时下的风气而建立起真与美的新时代……但愿您能使我们的希望不久即实现……但愿依靠您的天才，将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人类，加倍的繁荣！”这封慷慨陈词的信，证明贝多芬在德国优秀阶级中所享有的声威，不但是艺术方面的，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他的崇拜者称颂他的天才时，所想到的第一个字既非学术，亦非艺术，而是“信仰”。
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牺牲，永远把一切人生的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他已达到了终身向往的目标，他已抓住欢乐。但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还得不时堕入往昔的怆痛里。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标记。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策的《曼吕西纳》谱乐，为克尔纳的《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谱乐，《大卫与扫罗的清唱剧》，这些都表明他的精神倾向于德国古代大师的清明恬静之境：巴赫与韩德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法国南部，或他梦想要去游历的意大利。
施皮勒医生于一八二六年看见他，说他的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同年，当格里尔巴策最后一次和他晤面时，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颓丧的诗人：“啊，他说，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体力和强毅的话！”时代是艰苦的，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格里尔巴策呻吟道：“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倘使一个人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幸而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如此觉得，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怯懦。他写信给侄子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把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警察当局明明知道，但将他的批评和嘲讽认为无害的梦呓，因此也就让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无事”。
然而，死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终，他患上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他在维也纳病倒了。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来。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恶劣。三个月内，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和病魔挣扎着。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继承人。他想到莱茵河畔的亲爱的友人，写信给韦格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洛亨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要不是几个豪侠的英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躺在弥留的**，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等待着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
这个善，是解脱，是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的终场”，——我们却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场。
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的最英勇的力。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
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善的庸俗，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此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的欢乐，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的沟通之下，他竟感染了自然的深邃的力。格里尔巴策对贝多芬是钦佩之中含有惧意的，在提及他时说：“他所到达的那种境界，艺术竟和狂野与古怪的元素混合为一。”
舒曼提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你时常听到它，它对你始终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总教人充满着恐惧与惊异。”他的密友申德勒说：“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这是不错的：贝多芬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战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场战争，奥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的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
“用痛苦换来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