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复活》与《克勒策奏鸣曲》相隔十年，十年之中，日益专心于道德宣传。《复活》与这渴慕永恒的生命所期望着的终极也是相隔十年。《复活》可说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种遗嘱，它威临着他的暮年，仿如《战争与和平》威临着他的成熟时期。这是最后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如果不是最威严的——不可见的巅峰在雾氛中消失了。托尔斯泰正是七十岁。他注视着世界，他的生活，他的过去的错误，他的信仰，他的圣洁的愤怒。他从高处注视一切。这是如在以前的作品中同样的思想，同样对于虚伪的战争，但艺术家的精神，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统治着作品；在《克勒策奏鸣曲》与《伊万·伊里奇之死》的**的精神与阴沉的讥讽之中，他又混入一种宗教式的静谧，这是在他内心反映着的世界中超脱出来的，我们可以说有时竟是基督徒式的歌德。
我们在最后一时期内的作品中所注意到的艺术性格，在此重复遇到，尤其是集中的叙事，在一部长篇小说中较之在短篇故事中更为明显。作品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和《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完全不同。几乎没有小故事的穿插。唯一的动作，在全部作品中十分紧凑地进展，而且各种枝节都搜罗净尽。如在《克勒策奏鸣曲》中一样，同样淋漓尽致的人物描绘。愈来愈明彻愈坚实并且毫无顾忌的写实，使他在人性中看到兽性——“人类的可怕的顽强的兽性，而当这兽性没有发现，掩藏在所谓诗意的外表下面时更加可怕。”这些沙龙中的谈话，只是以满足肉体的需要为目的：“在拨动口腔与舌头的筋肉时，可以帮助消化。”
犀利的视觉，对于任何人都不稍假借，即便是美丽的科尔夏金女郎也不能免，“肱骨的前突，大拇指甲的宽阔”，她裸裼袒裎的情态使涅赫留多夫感到“羞耻与厌恶，厌恶与羞耻”，书中的女主人，玛斯洛娃也不能被视为例外，她沦落的征象丝毫不加隐匿，她的早衰，她猥亵卑下的谈吐，她诱人的微笑，她酒气熏人的气味，她满是火焰的红红的脸。枝节的描写有如自然派作家的狂野：女人踞坐在垃圾箱上讲话。诗意的想象与青春的气韵完全消失了，只有初恋的回忆，还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强烈的颤动，又如那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晚上，白雾浓厚到“屋外五步之处，只看见一个黑块，其中隐现着一星灯火”，午夜中的鸡鸣，冰冻的河在剥裂作响，好似玻璃杯在破碎，一个青年在玻璃窗中偷窥一个看不见他的少女，坐在桌子旁边，在黝黯的灯光之下，这是卡秋莎在沉思，微笑，幻梦。
作者的抒情成分占着极少的地位。他的艺术面目变得更独立，更摆脱他自己的个人生活。托尔斯泰曾努力要革新他的观察领域。他在此所研究的犯罪与革命的领域，于他一向是不认识的；他只赖着自愿的同情投入这些世界中去；他甚至承认在没有仔细观察他们之前，革命者是为他所极端厌恶的。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的真切的观察，不啻是一面光明无瑕的镜子。典型的人物多么丰富，枝节的描写多么确切！卑劣与德行，一切都以不宽不猛的态度，镇静的智慧与博爱的怜悯去观察。……妇女们在牢狱里，可哀的景象！她们毫无互相矜怜之意；但艺术家是一个温良的上帝，他在每个女人心中看到隐在卑贱内的苦痛，在无耻的面具下看到涕泗纵横的脸。纯洁的、惨白的微光，在玛斯洛娃的下贱的心魂中渐渐地透露出来，终于变成一朵牺牲的火焰鲜明地照耀着它，这微光的动人的美，有如照在伦勃朗微贱的画面上的几道阳光。毫无严厉的态度，即便是对于刽子手们也不。“请宽恕他们，吾主，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最糟的是，他们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并且为之痛悔，但他们无法禁阻自己不做。书中特别表现出一种无可抵抗的宿命的情调，这宿命压迫着受苦的人与使人受苦的人——例如典狱官，充满着天然的慈善，对于这狱吏生活，和对于他的羸弱失神的女儿一天到晚在钢琴上学习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同样的厌恶。这西伯利亚城的聪明善良的统治官，在所欲行的善与不得不做的恶之间发生了无可解决的争斗，于是，三十五年以来，他拼命喝酒，可是即便在酒醉的时候，仍不失他的自主力，仍不失他的庄重——更有这些人物对于家庭满怀着温情，但他们的职业逼使他们对于别人毫无心肝。
在各种人物的性格中，缺乏客观真实性的，唯有主人翁涅赫留多夫，是因为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完全寄托在他身上。这已经是《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安德烈亲王、皮埃尔·别祖霍夫、列文等的缺点，或可说是危险，但他们的缺点相对而言不严重，因为那些人物，在地位与年龄上，与托尔斯泰的精神状态更为接近。不像在《复活》中，作者在主人翁三十五岁的身体中，纳入一个格格不入的七十老翁的灵魂。我不说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错乱缺少真实性，也并非说这精神病不能发生得如此突兀。但在托尔斯泰所表现的那人物的性情禀赋上，在他过去的生活上，绝无预示或解释这精神病发生的原因：而当它一朝触发之后，便什么也阻挡不住了；无疑的，对于涅赫留多夫的不道德的混合与牺牲思想的交错，自怜自叹与以后在现实前面感到的惊惧憎厌，托尔斯泰曾深切地加以标明。但他的决心绝不屈服。只是以前那些虽然剧烈究属一时的精神错乱，和这一次的实在毫无关联。什么也阻不住这优柔寡断的人了。这位亲王家里颇富有，自己也受人尊重，对于社会的舆论颇知顾虑，正待娶一位爱他而他亦并不讨厌的女子，却突然决意放弃一切，财富、朋友、地位，而去娶一个娼妓，为的是要补赎他的旧愆：他的狂乱支持了几个月之久，无论受到何种磨炼，甚至听到他所要娶为妻子的人继续她的放浪生活，也不能使他气馁。——在此有一种圣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能在暗晦的意识深处暴露出它的来源。但涅赫留多夫绝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的气质。他是普通人物的典型，庸碌而健全，这是托尔斯泰所惯于选择的人物。实际上，我们明白感到，一个十分现实主义的人和属于另一个人的精神错乱并立着；——而这另一个人，即是托尔斯泰老翁。本书末了，在严格写实的第三部分中更杂有不必要的福音书般的结论：在此又予人以双重元素对立着的印象——因为这个人信仰的行为显然不是这主人翁的生活的论理的结果。且托尔斯泰把他的宗教加入他的写实主义亦非初次；但在以前的作品中，两种元素混合得较为完满。在此，它们同时存在，并不混合；而因为托尔斯泰的信心更离开实证，他的写实主义却逐渐鲜明而尖锐，故它们的对照愈显得强烈。这是年纪的——而非衰弱的——关系，故在连续的关节上缺少婉转自如。宗教的结论决非作品在结构上自然的结果。我确信在托尔斯泰的心灵深处，虽然他自己那么肯定，但他的艺术家的真理与他的信仰者的真理绝没有完满的调和。
然而即使《复活》没有他早年作品的和谐的丰满，即使我个人更爱《战争与和平》，它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也许，我在本书中比在他别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的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的灵魂的目光”，它在每颗灵魂中都看到神的存在。
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
托尔斯泰永远不委弃艺术。一个大艺术家，即使他愿意，也不能舍弃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为了宗教的缘由，他可以不发表，但他不能不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断他的艺术创作。最后几年时，保尔·布瓦耶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到他，说他埋首于宣道或笔战的工作与纯属幻想的事业。他把这几种工作作为调剂。当他完成了什么关于社会的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时，他便再来写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丽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军队的史诗，歌咏高加索战争与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
艺术不失为他的乐趣，他的宽弛。但他以为把艺术作为点缀未免是虚荣了。他曾编了一部《每日必读文选》（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对于人生与真理的思想，可说是一部真正的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的圣书到现代的艺术家无不包罗净尽。但除了这本书以外，他在一九〇〇年起所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没有印行的手写稿。这些作品直到托尔斯泰死后才陆续印行。
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神秘的文字。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间，他最坚强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的基础动摇，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骚乱，海陆军队的叛变，屠杀，农村的暴动，似乎是“世纪末”的征兆——好似一部托尔斯泰著作的题目所示的那般。这大恐慌，在一九〇四与一九〇五年间达到了顶点。那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大罪恶》《世纪末》。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唯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他的理智的逻辑，他的信仰的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于一个富人盗窃。”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要说出真理。真理，他全都说给大家听了。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毫无对帝王应有的恭顺，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俄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尔斯泰所最不能原谅的，所最刻毒地抨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并非是奴隶主义，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间，我们不知托尔斯泰更恨哪一种人：社会主义者或“自由党人”。
他对于自由党人的反感早已年深月久。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中当军官，和处在圣彼得堡的文人团体中的时候，他已具有这反感。这曾经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骄傲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幻梦，说是不论出于自愿与否，依了他们的理想，可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俄罗斯人的本色很浓，且是渊源旧族，他对于自由党的新理论，这些从西方传来的立宪思想，素来抱着轻蔑的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旅行也只加强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写道：
“要避免自由主义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回来，他认为“特权社会”绝无权力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认识的民众。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对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加入内地的民众教育与举办新政的事业。外省绅士的选举大会表出种种欺罔的组织，使一个地方从旧的保守的行政中脱换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么也没有变，只是多了一桩谎骗，这谎骗既不能加以原谅也不值得为之耗费几个世纪。
“我们也许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旧制度的代表者说，“但我们的存在已不下千余年了。”而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志……”这些词句，益增托尔斯泰的愤懑。唉！他们知道些关于民众的什么事情？民众是什么？
尤其在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将促成第一次国会的召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立宪思想表示剧烈的反对。
“晚近以来，基督教义的变形促成了一种新的欺诈的诞生，它使我们的民众更陷于奴仆的状态。用了一种繁复的议会选举制度，使我们的民众想象在直接选出他们的代表时，他们已参与了政权，而在服从他们的代表时，他们无异于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罔。民众不能表白他们的意志，即使以普选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中，集团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使有这种意志的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不会是这种意志的表白。不必说被选举人的立法与行政不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必说民众的堕落往往是由于选举的压迫与违法，——这谎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为服从这种制度的人会堕入一种沾沾自满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为可以选举执掌狱中警政的狱吏而自以为享受了自由……专制国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使是在暴政苛敛之时。但立宪国家的人民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瞧，人们竟欲驱使俄国人民和其他的欧洲民众同样处于奴隶状态！”
在对于自由主义的离弃中，轻蔑统治着一切。对于社会主义，如果托尔斯泰不是禁止自己去憎恨一切，那他定会加以痛恨。他加倍地蔑视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与科学。它的根据不是某种经济学，而它的绝对的定律握着世界进步的转折点吗？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是非常严厉的。对这现代的迷信，“这些无用的问题，如种族起源论、七色研究、镭锭原质的探讨、数目的理论、化石动物，与其他一切无益的论辩，为今日的人们和中世纪人对于圣母怀胎与物体双重性同样重视的”，托尔斯泰写着连篇累牍的文字，充满着尖利的讽刺。——他嘲弄“这些科学的奴仆，和教会的奴仆一般，自信并令人相信他们是人类的教主，相信他们的颠扑不破性，但他们中间永远不能一致，分成许多小派，和教会一样，这些派别变成鄙俗不知道德的主因，且更使痛苦的人类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为他们摒弃了唯一能团结人类的成分：宗教意识”。
当他看到这新的狂热的危险的武器落在一般自命为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不安更甚，而愤怒之情亦更加剧了。他采用强暴手段时，无疑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家。然而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理论家是他痛恨的：这是害人的迂儒，骄傲而枯索的灵魂，不爱人类而只爱自己的思想的人。
思想，且还是卑下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最低级的需求：他的物质的舒适。而即便是这目的，还不能以它所拟的方法达到。”
实际上，它是没有爱的。它只痛恨压迫者，并“艳羡富人们的安定而甜蜜的生活，它们有如簇拥在秽物周围的苍蝇”。当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时，世界的面目将变得异样的可怕。欧罗巴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猛扑在弱小民众身上，他们将他们变成奴隶，使欧罗巴以前的无产者能够舒适地、悠闲地享乐，如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一样。
幸而，社会主义的最精华的力量，在烟雾中、在演说中耗费了，如饶勒斯那般：
“多么可惊的雄辩家！在他的演讲词中什么都有，而又什么也没有……社会主义有些像俄国的正教：你尽管追究它，你以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转过来和你说：‘然而不！我并非是如你所信的，我是别一样东西。’它把你玩于手掌之间……耐心啊！让时间来磨炼吧。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如妇人的时装一般，会很快地从客厅里撤到下室中去的。”
然而托尔斯泰这样地向自由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宣战，究非为独裁政治张目；相反，这是为在队伍中消除了一切捣乱与危险分子之后，他的战斗方能在新旧两世界间竭尽伟大的气势。因为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较之一般革命家的另有一种理解。这是如中世纪神秘的信徒一般的，期待圣灵来统治未来：
“我相信在这确定的时候，大革命开始了，它在基督教的世界内已经酝酿了两千年，这革命将代替已经残破的基督教义，从真正的基督教义衍出的统治制度，这革命将是人类的平等与真正的自由的基础——平等与自由原是一切富有理智的生灵所希冀的。”
这预言家选择哪一个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的新时代呢？是俄罗斯最阴沉的时间，破灭与耻辱时间。啊！具有创造力的信心的美妙的机能啊！在它周围，一切都是光明，甚至黑夜也是。托尔斯泰在死灭中窥见再生的先机——在满洲战祸中，在俄国军队的瓦解中，在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与流血的阶级斗争中。他的美梦的逻辑使他在日本的胜利中获得这奇特的结论，说是俄罗斯应当弃绝一切战争：因为非基督徒的民众，在战争中往往较“曾经经历奴仆阶级的”基督徒民众占优。这是不是教他的民族退让？不，这是至高的骄傲。俄罗斯应当放弃一切战争，因为他应当完成“大革命”。
瞧，这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宣道者，反对暴力的老人，于不知不觉中预言着共产主义革命了！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强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应当在俄国开始。——它开始了。”
为什么俄罗斯要扮演这特选民族的角色？——因为新的革命首先要补救“大罪恶”，少数富人独占土地，数百万人民的奴隶生活，最残忍的奴隶生活。且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对于这种褊枉的情况有俄罗斯民族所感的那般亲切明白。
但尤其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最感染真正的基督教义的民族，而那时爆发的革命应当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与博爱的律令。但这爱的律令决不能完成，如果它不是依据了无抵抗那条律令。而无抵抗一向是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性格。
“俄罗斯民族对于当局，老是和欧洲别的国家抱着不同的态度。他从来不和当局争斗；也从来不参与政柄，因此他亦不能为政治玷污。他认为参政是应当避免的一桩罪恶。一个古代的传说，相传俄国人祈求瓦兰人来统治他们。大多数的俄国人素来宁愿忍受强暴的行为而不加报复。他们永远是屈服的……”
自愿的屈服与奴颜婢膝的服从是截然不同的。
“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屈服，而且他只能无抵抗地屈服于强暴，但他不能够服从，即不能承认强暴的合法。”
当托尔斯泰写这几行的时候，他正因为目睹着一个民族的无抵抗主义的最悲壮的榜样而激动着——这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圣彼得堡的流血的示威运动，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由教士加蓬领导着，任人枪决，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有一个自卫的姿势。
长久以来，俄国的老信徒，为人们称作“皈依者”的，不顾一切压迫，顽强地对国家坚持着他们的和平抵抗，并不承认政府威权为合法。在日俄战争这场祸变以后，这种思想更迅速地传播到乡间的民众中去。拒绝军役的事情一天一天地增多；他们愈是受到残忍的压迫，反抗的心情愈是增强。——此外，各行省，各民族，并不认识托尔斯泰的，也对于国家实行绝对的和平抵抗：一八九八年开始的高加索的杜霍博尔人，一九〇五年左右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托尔斯泰对于这些运动的影响远没有这些运动对于他的影响重大。而他的作品的意义，正和革命党的作家（如高尔基）所说的相反，确是俄罗斯旧民族的呼声。
他对于冒着生命危险去实行他所宣传的主张的那些人，抱着很谦虚很严肃的态度。对于杜霍博尔人、格鲁吉亚人，与对于逃避军役的人一样，他全没有教训的神气。
“凡不能忍受任何试炼的人什么也不能教导忍受试炼的人。”
他向“一切为他的言论与文字所能导向痛苦的人”请求宽恕。他从来不鼓励一个人拒绝军役。这是由各人自己决定的。如果他和一个正在犹豫的人有何交涉时，“他老是劝他接受军役，不要反抗，只要在道德上于他不是不可能的话”。因为，如果一个人犹豫，这是因为他还未成熟。“多一个军人究竟比多一个伪善者或变节者要好一些，这伪善与变节是做力不胜任的事的人们所容易陷入的境界。”
他怀疑那逃避军役的贡恰连科的决心。他怕这青年受了自尊心与虚荣心的驱使，而不是“为了爱慕上帝之故”。对于杜霍博尔人他写信给他们，教他们不要为了骄傲为了人类的自尊心而坚持他们的抵抗，但是要“如果可能的话，把他们的孱弱的妻儿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他们”。他们只“应当在基督的精神降临在他们心中的时候坚持，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因了痛苦而感到幸福”。在普通情形中，他总请求一切受着虐待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了他们和虐待他们的人中间的感情”。即便是对于最残忍的古代的希律王，也要爱他，好似他在致一个友人书中所写的那般：
“你说：‘人们不能爱希律王。’——我不懂，但我感到，你也感到，我们应当爱希律王。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我会受苦，我将没有生命。”
神明的纯洁，爱的热烈，终于连福音书上的“爱你的邻人如你自己一般”那句名言也不能使他满足了，因为这还是自私的变相！
有些人认为这爱情是太广泛了，把人类自私的情绪摆脱得那么干净之后，爱不将变成空洞么？——可是，还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
“今日最大的罪过，是人类的抽象的爱，对于一个离得很远的人的爱……爱我们所不认识的、所永远遇不到的人，是多么容易的事！我们用不到牺牲什么。而同时我们已很自满！良心已经受到揶揄。——不。应当要爱你的近邻，爱和你一起生活而妨碍你的人。”
大部分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都说他的哲学与他的信仰并非是独创的。这是对的，这些思想的美是太永久了，决不能显得如一时代流行的风气那般……也有人说他的哲学与信仰是乌托邦式的。这亦不错，它们是乌托邦式的，如福音书一般。一个预言家是一个理想者；他的永恒的生活，在尘世即已开始。既然他在我们前面出现了，既然我们看到这预言家中的最后一个，在艺术家中唯一的额上戴有金光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实比世界上多一个宗教多一派哲学更为特殊更为重要。要是有人看不见这伟大的心魂的奇迹，看不见这疮痍满目的世界中的无边的博爱，真可说是盲人了！
“他的面目确定了”
他的面貌有了确定了的特点，由于这特点，他的面貌永远铭刻于人类记忆中：宽广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苍老的脸容变得温和了；它留着疾病、忧苦，与无边的慈爱的痕迹。从他二十岁时的粗暴狂野，塞瓦斯托波尔从军时的呆板严肃起，他有了多少的变化！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锐利逼人的光芒，表示无限的坦白，自己什么也不掩藏，什么也不能对他有何隐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圣宗教会议的答复（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尔斯泰说：“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与欢乐之中，使我能在和平与欢乐之中走向生命的终局。”
述到他这两句时，我不禁想起古代的谚语：“我们在一个人未死之前决不能称他为幸福的人。”那时候，他所引以为豪的和平与欢乐，对他是否能永远忠实？
一九〇五年“大革命”的希望消散了。在已经拨开云雾的黑暗中，期待着的光明没有来到。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是精力的耗竭。从前种种苛政暴行丝毫没有改变，只有人民陷于更悲惨的水深火热中。一九〇六年，托尔斯泰对于俄国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的使命已经起了怀疑；他的坚强的信心远远地在搜寻别的足以负起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伟大的睿智的中国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新觅得”。他相信，中国领导着亚洲，将从“道”的修养上完成人类的转变大业。
但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与孔子的中国如日本一样，否定了它过去的智慧，为了要模仿欧洲。在他一九〇六年的信中，托尔斯泰已经表示出这种恐惧。被凌虐的杜霍博尔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里，他们立刻占有了土地，使托尔斯泰大为不满。格鲁吉亚人，刚脱离了国家的羁绊，便开始袭击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而俄国的军队，被召唤着去把一切都镇压了。即使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即是圣经，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国家”，亦不能不沾染着这虚伪的国家主义，“为现代欧罗巴主义的皮毛之皮毛，为它的畸形的产物”。
托尔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来：“这将是圆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瞬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能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但要长成一个森林必须要许多树；而托尔斯泰只有一个人，光荣的，但是孤独的。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写信给他：伊斯兰国家，中国，日本。人们翻译他的《复活》，到处流传着他关于“授田于民”的主义。美国的记者来访问他，法国人来征询他对于艺术或对于政教分离的意见。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他自己亦知道。且他也不筹思去获得信徒。他拒绝朋友们组织“托尔斯泰派”的企图。
“不应该互相迎合，而应当全体去皈依上帝……你说：团结了，将更易为力……——什么？——为工作，是的。但是接近上帝，人们却只有孤独才能达到……我眼中的世界，仿如一座巨大的庙堂，光明从高处射到正中。为互相联合起见，大家都应当走向光明。那里，我们全体，从各方面来，我们和并未期待的许多人相遇：欢乐便在于此。”
在穹窿中射下的光明之下，他们究竟有多少人聚集在一处呢？——没有关系，只要和上帝在一起，有一个也够了。
“唯有在燃烧的物质方能燃着别的物质，同样，唯有一个人的真正的信仰与真正的生活方能感染他人而宣扬真理。”
这也许是的。但这孤独的信仰究竟能为托尔斯泰的幸福保证到何种程度？——在他最后几年中，他真和歌德苦心孤诣所达到的清明宁静，相差得多远？可说他是逃避清明宁静，他对于它满怀反感。
“能够对自己不满是应当感谢上帝的。希望永远能如此！生命和它的理想的不调和正是生的标识，是从渺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向上的动作。而这不调和是成为善的必要条件。当一个人平安而自满的时候，便是一种恶了。”
而他幻想着这小说的题材，这小说证明列文或皮埃尔·别祖霍夫的烦闷在心中还未熄灭：“我时常想象着一个在革命团体中教养长大的人，最初是革命党，继而平民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正教徒，阿多山上的僧侣，以后又成为无神论者，家庭中的好父亲，终于变成高加索的杜霍博尔人。他什么都尝试，样样都放弃，人们嘲笑他，他什么也没有做，在一座收留所中默默无闻地死了。在死的时候，他想他糟蹋了他的人生。可是，这是一个圣者啊。”
那么，他，信心那么丰满的他，心中还有怀疑么？——谁知道？对于一个到老身体与精神依然壮健的人，生命是决不能停留在某一点思想上的。生命还须前进。
“动，便是生。”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多少事情都改变了。他对于革命党人的意见转变了没有呢？谁又能说他对于无抵抗主义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在《复活》中，涅赫留多夫和政治犯们的交往证明他对于俄国革命党的意见已经改变了。
至此为止，他所一向反对他们的，是他们的残忍，罪恶的隐蔽，行凶，自满，虚荣。但当他更迫近地看他们时，当他看到当局如何对待他们时，他懂得他们是不得不如此的。
他佩服他们对于义务具有高卓的观念，整个的牺牲都包括在这观念中了。
但自一九〇〇年起，革命的潮流开始传播扩大了，从知识分子出发，它侵入民众阶级，它暗中震撼着整千整万的不幸者。他们军队中的前锋，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住所窗下列队而过。《法兰西水星》杂志所发表的三短篇，为托尔斯泰暮年最后的作品的一部分，令人窥见这种情景在他精神上引起多少痛苦、多少凄惶。在图拉田野，走过一队队质朴虔敬的巡礼者的时间，如今在哪里。此刻是无数的饥荒者在彷徨流浪。他们每天都有得来。托尔斯泰和他们谈过话，发现他们胸中的愤恨为之骇然；他们不复如从前般把富人当为“以施舍作为修炼灵魂的人，而是视为强盗，喝着劳动民众的鲜血的暴徒”。其中不少是受过教育的，破产了，铤而走险地出此一途。
“将来在现代文明上做下如匈奴与汪达尔族在古代文明上所做的事的野蛮人，并非在沙漠与森林中而是在都会近旁的村落中与大路上养成的了。”亨利·乔治曾经这样说过。
托尔斯泰更加以补充，说：“汪达尔人在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在那么富于宗教情绪的我们的民族中，他们将格外显得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限度，如在欧洲已经大为发达的舆论与法度等等。”
托尔斯泰时常收到这些反叛者的书信，抗议他的无抵抗主义，说对于一切政府与富人向民众所施的暴行只能报以“复仇！复仇！复仇！”之声。——托尔斯泰还指摘他们，不是吗？我们不知道。但当他在几天之后，看见在他的村庄中，在对着无情的役吏哀哀啼哭的穷人家中，牛羊釜锅被掠去的时候，他亦不禁对着那些冷酷的官吏喊起复仇的口号来了，那些刽子手，“那些官僚与助手，只知道贩酒取利，教人屠杀，判罚流刑，下狱，苦役，或绞死，——这些家伙，一致认为在穷人家抓去的牛羊布匹，更宜于用来蒸馏毒害民众的酒精，制造杀人的军火，建造监狱，而尤其是和他们的助手们分赃花用”。
这真是悲苦的事：当一个人整整的一生都在期待爱的世界来临，而在这些可怕的景象之前又不得不闭着眼睛，满怀只是惶惑。——这将更为惨痛，当一个人具有托尔斯泰般真切的意识，而要承认自己的生活还不曾和他的主张一致。
在此，我们触及他最后几年——当说他的最后三十年吧？——的最苦痛的一点，而这一点，我们只应当以虔诚的手轻轻地加以抚摩。因为这痛苦，托尔斯泰曾努力想保守秘密，而且这痛苦不只属于死者，而亦属于其他的生者，他所爱的，爱他的人们了。
他始终不能把他的信心感染给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儿女。我们已见到这忠实的伴侣，勇敢地分担他的生活与他的艺术工作，对于他的放弃艺术信仰而去换一个为她不了解的道德信仰，感到深切的苦痛。托尔斯泰看到自己不被他最好的女友懂得，痛苦亦不下于她。
“我整个心魂都感到，”他写信给捷涅罗莫说，“感到下列几句话的真切：丈夫与妻子不是两个分离着的生物，而是结合为一体的；我热烈地希望把我有时借以超脱人生之苦恼的宗教意识，传递一部分给我的妻子。我希望这意识能够，当然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传递给她，虽然这意识是女人们所不大能达到的。”
这个志愿似乎没有被接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爱“和她结合为一的”伟大的心魂的仁慈，爱他心地的纯洁，爱他坦白的英雄气概。她窥见“他走在群众之前，指示人类应取的途径”；当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他的教籍时，她勇敢地为他辩护，声称她将分担她的丈夫所能遭逢的危险。但她对于她不相信的事情不能佯为相信；而托尔斯泰亦是那么真诚，不愿强令她佯为信从——因为他恨虚伪的信仰与爱，更甚于完全的不信仰与不爱。因此，他怎么能强迫她相信他的信仰，改变她的生活，牺牲她和她的儿女们的财产呢？
和他的儿女们，龃龉似乎更深。勒鲁瓦·博利厄氏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过托尔斯泰，说“在食桌上，当父亲说话时，儿子们竟不大遮掩他们的烦恼与不信任”。他的信仰只稍稍感染了他的三位女儿，其中一个，他最爱的玛丽亚，那时已经死了。他在家人中间，精神上是完全孤独的。懂得他的“仅有他的幼女和他的医生”。
他为了这思想上的距离而苦恼，他为了不得不敷衍的世俗的交际而苦恼，世界上到处有人来访问他，那些美国人，那些趋尚时髦的轻浮之士使他非常厌倦；他亦为了他的家庭生活所强迫他享受的“奢侈”而苦恼。如果我们相信在他家里见过他的人的叙述的话，那么最低限度的奢侈不过是，严肃冷峻的家具，他的小卧室内放着一张铁床，四壁光秃无一物！但这种舒适已使他难堪：这是他永远的苦恼。在《法兰西水星》的第二短篇中，他悲苦地把周围的惨状和他自己家中的享用作对比。
一九〇三年时，他已写道：“我的活动，不论对于若干人士显得是如何有益，已经丧失了它大半的重要性，因为我的生活不能和我所宣传的主张完全一致。”
他真是如何的不能实现这一致！他既不能强迫他的家族弃绝人世，也不能和他们与他们的生活分离——使他得以摆脱他的敌人们的攻击，说他是伪善，说他言行不一致！
他曾有过思念。长久以来，他已下了决心。人们已觅得并发表了他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写给他的妻子的信。应当在此全部转录出来。再没有比这封信更能发掘他的热爱与苦痛的心魂的了：
“长久以来，亲爱的索菲娅，我为了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的不一致而痛苦。我不能迫使你改变你的生活与习惯。迄今为止，我也不能离开你，因为我想我离开之后，我将失掉我能给予你的还很年轻的孩子们的小小的影响，而我将使你们大家非常难过。但我不能继续如过去的十六年般的生活，有时是对你们抗争使你们不快，有时我自己陷于我所习惯的周围的**与影响中不能振作。我此刻决心要实行我已想了好久的计划：走……如印度人一般，六十岁的时候到森林中去隐居，如一切信教的老人一般，愿将他的残年奉献给上帝，而非奉献给玩笑，说幽默话，胡闹，打网球，我亦是。在这七十岁左右的时节，我在整个心魂的力量上愿静穆，孤独，即非完满的一致，至少亦不要有在我一生与良心之间争斗的不一致。如果我公开地走，一定会引起你们的祈求、辩论，我将退让，或者就在我应当实行我的决心的时候就没有实行。因此我请你们宽恕我，如果我的行动使你们难过。尤其是你，索菲娅，让我走吧，不要寻找我，不要恨我，不要责备我。我离开你这个事实并不证明我对你有何不慊……我知道你不能，你不能如我一样地思想与观察，故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不能为了你所不承认的对象做何牺牲。因此，我一点也不埋怨你；相反，我满怀着爱与感激来回忆我们三十五年的冗长的共同生活，尤其是这时期的前半期，你用你天赋的母性中的勇敢与忠诚，来负起你所承认的你的使命。你对于我，对于世界，你所能给予的已经给予了。你富有母爱，尽了极大的牺牲……但在我们生活的后半部，在这最近的十五年间，我们是分道扬镳了。我不能相信这是我的错误。我知道我改变了，可这既非为了享乐，亦非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不得不如此之故。我不能责备你丝毫没有跟从我，我感谢你，且我将永远怀着真挚的爱想起你对于我的赐予。——别了，我亲爱的索菲娅。我爱你。”
“我死后，将此交给我的妻，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出亡计划至此为止。
这是他的力的表现么？他不能为了他的上帝而牺牲他的温情么？——当然，在基督教名人录中，不乏更坚决的圣者，会毫不踌躇地摒弃他们的与别人的感情……怎么办呢？他绝非是这等人。他是弱者。他是人。为了这，我们才爱他。
十五年前，在极端怆痛的一页中，他自问：
“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
他痛苦地答道：“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可是，请把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比一比吧。你可以看到我在寻求依了上帝的律令而生活的方法。我没有做到我应做的千分之一，我为此而惶愧，但我的没有做到并非因为我不愿而是因为我不能……指斥我吧，可不要指斥我所遵循的道路。如果我认识引领到我家里去的道路而我如醉人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这便可说是我所取的路是坏路吗？不是请你指点我另一条路，就是请支持我去遵循真理的路，而我已完全准备受你支持了。可不要冷落我，不要把我的破灭引为乐事，不要高兴地喊：‘瞧啊！他说他要走到家里，而他堕入泥洼中去了！’不，不要幸灾乐祸，但请助我，支持我！……助我啊！我为了我们大家都彷徨失措而心碎。而当我竭尽全力想超脱地狱时，当我每次堕入歧途时，你们却不予我同情，反指着我说：‘看吧，他亦和我们一起跌入泥洼了！’”
离他的死更近的时候，他又重复着说：“我不是一个圣者，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我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人，有时候不完全说出他所思想、他所感觉着的东西；并非因为他不愿，而是因为他不能，因为他时常要夸大或彷徨。在我的行为中，这更糟了。我是一个完全怯弱的人，具有恶习，愿侍奉真理之神，但永远在癫狂。如果人们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何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每项错误皆将显得是谎言或虚伪。但若人们视我为一个弱者，那么，我的本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但是真诚的，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上帝的一个忠仆。”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于是，“解脱”来了——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六时余，——“解脱”，他所称为“死，该祝福的死……”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