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与宗教狂乱
列文瞒着基蒂的这些悲痛与自杀的憧憬，亦是托尔斯泰瞒着他的妻子的。但他还未达到他赋予书中主人翁的那般平静。老实说，平静是无从传递给他人的。我们感到他渴望平静，却并未实现，故列文不久又将堕入怀疑。托尔斯泰很明白这一层。他几乎没有完成本书的精力与勇气。《安娜·卡列尼娜》在没有完成之前，已使他厌倦了。他不复能工作了。他停留在那里，不能动弹，没有意志，厌弃自己，对着自己感到害怕。于是，在他生命的空隙中，发出一阵深渊中的狂风，即是死的眩惑。托尔斯泰逃出了这深渊以后，曾述及这些可怕的岁月。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欲望了。我知道我无所欲求。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复追寻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前面，我显然看到面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却感到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驱使我要摆脱生命。……并不能说我那时要自杀，只是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和我以前对于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致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来，以防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让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
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列文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他开始想着，除了那些自杀、自我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生活的有闲阶级的狭小集团之外，还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所列举的这些智的公式便已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一般“思想圆到”之士与富人把宗教只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安慰”，这使托尔斯泰颇为憎厌，使他决意和一般质朴的人混在一起，只有他们能使生命和信仰完全一致。
他懂得：“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而这种人生的意义方是真理。”但怎样使自己成为民众而能享有他的信心呢？一个人只知道别人有理亦是徒然的事，要使我们成为和他们一样不是光靠我们自己就可办到的。我们徒然祈求上帝；徒然张着渴望的臂抱倾向着他。上帝躲避我们，哪里抓住他呢？
他获得了神的恩宠。
“早春时的一天，我独自在林中，我听着林中的声音。我想着我最近三年来的惶惑，神的追求。从快乐跳到绝望的无穷尽的突变……突然，我看到我只在信仰神的时候我才生活着。只要思念到神，生命的欢乐的波浪便在我内心涌现了。在我周围，一切都生动了，一切获得一种意义。但等到我不信神时，生命突然中断了。我的内心发出一声呼喊：
“那么，我还寻找什么呢？便是‘他’，这没有了便不能生活的‘他’！认识神和生活，是一件事情。神便是生……
“从此，这光明不复离开我了。”
他已得救了。神已在他面前显现。
但他不是一个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不能以冥想入定为满足，因为在他的亚洲人的幻梦中又杂有西方人的重视理智与要求行动的性格，故他必得要把所得到的显示，表现诚实地奉行的信仰，从这神明的生活中觅得日常生活的规律。
毫无成见地，为了愿真诚地相信他的家族们所虔奉的信仰，他研究他所参与的罗马正教的教义。且为更加接近这教义，他在三年中参与一切宗教仪式，忏悔，圣餐，一切使他不快的事情，他不敢遽下判断，只自己发明种种解释去了解他觉得晦暗或不可思议的事。为了信仰他和他所爱的人，不论是生人或死者，完全一致，老是希望到了一个相当的时间，“爱会替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他的努力只是徒然：他的理智与心互相抗争起来。有些举动，如洗礼与圣餐，于他显得是无耻的。当人家强使他重复地说圣体是真的基督的肉和血时，“他仿如心中受了刀割”。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堵不可超越的墙壁的，并非是教义，而是实行问题。尤其是各个教会之间的互相仇恨，和不论是绝对的或默许的杀人权——由此产生战争与死刑这两项。
于是，托尔斯泰决绝了；他的思想被压抑了三年之久，故他的决绝尤为剧烈。他什么也不顾忌了。他轻蔑这他昨日尚在笃信奉行的宗教。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一八七九—一八八一）中，他不独把神学当作“无理的，且是有意识的，有作用的谎言”。在他的《四福音书一致论》（一八八一—一八八三）中，他便把福音书与神学对抗。终于，他在福音书中建立了他的信仰（《我的信仰的基础》一八八三）。
这信仰便在下列几句话中：
“我相信基督的主义。我相信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
信心的基础是摩西在山上的宣道，托尔斯泰把这些教训归纳成五诫：
一、不发怒。
二、不犯奸。
三、不发誓。
四、不以怨报怨。
五、不为人敌。
这是教义的消极部分，其积极部分只包括在一条告诫中：
爱神和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
基督说过，谁对于这些诫命有何轻微的违背，将在天国中占据最小的地位。
托尔斯泰天真地补充道：
“不论这显得多么可异，我在一千八百年之后，发现这些规律如一件新颖的事迹。”
那么，托尔斯泰信不信基督是一个神？——全然不信。他把他当作何等人呢？当作是圣贤中最高的一个，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以赛亚——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造人——这些印度、中国、希伯来的半神与先知者的信徒。他竭力为他们辩护，攻击他所称为“伪善者”与“法学教官”之流，攻击已成的教会，攻击傲慢的科学的代表者。这并非说他欲借心灵的显示以推翻理智。自从他脱离了《忏悔录》上所说的烦闷时期之后，他尤其是理智的信奉者，可说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
“最初是Verbe（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和圣约翰一样的说法，“Verbe，意即‘理智’。”
他的《生命论》一书（一八八七），在题词中曾引用帕斯卡尔的名句：
“人只是一支芦苇，自然中最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包含在思想中……因此我们得好好地思想：这即是道德的要义。”
全书只是对于理智的颂诗。
“理智”固然不是科学的理智，狭隘的理智，“把部分当作全体，把肉的生活当作全部生活的”，而是统治着人的生命的最高律令，“有理性的生物，即人，所必然要依据了它生活的律令”。
“这是和统治着动物的生长与繁殖，草木的萌芽与滋荣，星辰与大地运行的律令类似的律令。只在奉行这条律令，为了善而把我们的兽性服从理智的规条的行为中，才存有我们的生命……理智不能被确定，而我们也不必加以确定，因为不独我们都认识它，而且我们只认识它……人所知道的一切，是由理智——而非由信仰——而知道的……只在理智有了表白的时候生命方才开始。唯一真实的生命是理智的生命。”
那么，有形的生命，我们个人的生命，又是什么？“它不是我们的生命，”托尔斯泰说，“因为它不是由我们自主的。”
“我们肉体的活动是在我们之外完成的……把生命当作个人的这种观念在今日的人类中已经消灭了。对于我们这时代一切赋有理智的人，个人的善行之不可能，已成为确切不移的真理。”
还有许多前提，毋容我在此讨论，但表现托尔斯泰对于理智怀有多少的热情。实在，这是一种热情，和主宰着他前半生的热情同样的盲目与嫉妒。一朵火焰熄了，另一朵火焰燃起。或可说永远是同一朵火焰，只是它变换了养料而已。
而使“个人的”热情和这“主智的”热情更形肖似的，是因为这些热情都不能以爱为满足，它们要活动，要实现。
“不应当说而应当做。”基督说过。理智的活动现象是什么？——爱。
“爱是人类唯一的有理性的活动，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境界。它所需的，便是什么也不掩蔽理智的光芒，因为唯有理智的光芒方能助长爱。……爱是真实的善，至高的善，能解决人生一切的矛盾，不独使死的恐怖会消灭，且能鼓舞人为别人牺牲：因为除了把生命给予所爱者之外，无所谓别的爱了。只有它是自己牺牲时，爱才配称为爱。因此，只有当人懂得要获得个人的幸福之不可能时，真正的爱方能实现。那时候，他的生命的精髓才能为真正的爱的高贵的接枝，而这接枝为了生长起见，才向这粗野的本干，即肉的本体，去吸取元气……”
这样，托尔斯泰并不如一条水流枯竭的河迷失在沙土里那般地达到信仰。他是把强有力的生命的力量集中起来灌注在信仰中间。——这我们在以后会看到。
这热烈的信心，把爱与理智密切地结合了，它在托尔斯泰致开除他教籍的神圣宗教会议复书中找到了完满的表白：
“我相信神，神于我是灵，是爱，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有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样。我相信神的意志从没有比在基督的教义中表现得更明白了；但我们不能把基督当作神而向他祈祷，这将犯最大的亵渎罪。我相信一个人的真正的幸福在于完成神的意志，我相信神的意志是要一切人爱他的同类，永远为了他们服务，如神要一切人类为了他而活动一般。这便是，据福音书所说，一切的律令和预言的要旨。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对于我们中每个人，只是助长人生的爱，我相信在这人生中，发展我们的爱的力量，不啻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是更完满的福乐。我相信这爱的生长，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尘世建立起天国，换言之，是以一种含有和谐、真理、博爱的新的系统来代替一种含有分离、谎骗与强暴的生活组织。我相信为在爱情中获得进步起见，我们只有一种方法：祈祷。不是在庙堂中的公共祈祷，为基督所坚决摒弃的，而是如基督以身作则般的祈祷，孤独的祈祷，使我们对于生命的意义具有更坚实的意识……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我相信人是依了他的行为而获得酬报，现世与来世，现在与将来，都是如此。我对于这一切相信得如此坚决，以至在我这行将就木的年纪，我必得要以很大的努力才能阻止我私心祝望肉体的死灭——换言之，即祝望新生命的诞生。”
《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信仰的寄托》
他想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荫庇。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始端。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的义务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一八八二年一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能够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
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号啕着说，“这绝不能存在！这绝不能存在！……”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
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疑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一八八六）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的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见了不能不感动的，说出托尔斯泰在这时代所感到的痛苦。他是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农夫的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长须与鬓毛已经全白了。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这巨大的犬鼻，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么温和善良啊！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它们不啻在为你怨叹，为你可惜。眼眶下划着深刻的线条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过。但他很强，准备战斗。
他有他英雄式的逻辑：
“我时常听到下面这种议论，觉得非常错异，‘是的，在理论上的确不错；但在实际上又将如何？’仿佛理论只是会话上必须的美丽的词句，可绝不是要把它适合实际的！……至于我，只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再不能不依了我所了解的情形而做。”
他开始以照相一般准确的手法，把莫斯科的惨状照他在参观穷人区域与夜间栖留所里所见的情形描写下来。他确信，这不复是如他最初所相信的那样，可以用金钱来拯救这些不幸者的，因为他们多少受着都市的毒害。于是，他勇敢地寻求灾祸的由来。一层进一层，渐渐地发现了连锁似的负责者。最初是富人，与富人们该诅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堕落。继之是普遍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欲。——其次是国家，为强项的人剥削其他部分的人类所造成的残忍的总体。——教会更从旁助纣为虐。科学与艺术又是共谋犯……这一切罪恶的武器，怎样能把它们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为造成罪恶的共犯。不参加剥削人类的工作。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服务。
但这还不够，更应当“不说谎”，不惧怕真理。应当“忏悔”，排斥与教育同时种根的骄傲。末了，应当“用自己的手劳作”。“以你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你的面包”这是第一条最主要的戒条。托尔斯泰为预先答复特殊阶级的嘲笑起见，说肉体的劳作决不会摧残灵智的力量，反而助它发展，适应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只会因之更加增进，艺术也因之进步。而且，它更能促进人类的团结。
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的畸形的享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的享乐。他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他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家自己定下严厉的规条，迫使自己奋斗与战胜。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旋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的第一程。这时候便开始了这二十载的苦斗，孤独的亚斯纳亚老人在一切党派之外，（并指责他们）与文明的罪恶与谎言对抗着。
在他周围，托尔斯泰的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
好久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无法克服的病症的进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为她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多少精神与时间，觉得十分懊恼。
“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发生兴趣。”
但当教育学研究之后继以宗教研究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对于托尔斯泰笃信宗教后的初期的诉述觉得非常可厌，以至托尔斯泰在提及上帝这名词时不得不请求宽恕：
“当我说出上帝这名词时，你不要生气，如你有时会因之生气那样。我不能避免，因为他是我思想的基础。”
无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动了。她努力想隐藏她的烦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她只是不安地注意着她的丈夫：“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着。他几乎不开口了。他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她想他是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永远在工作。可怜！他只写着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论辩。他阅览书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头痛，而这一切不过是为要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主义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全俄罗斯至多不过有十余人会对之发生兴趣而已。但这是无法可想的。我只希望一点：这一切快快地过去，如一场疾病一般。”
疾病并没有减轻。夫妇间的局势愈来愈变得难堪了。他们相爱，他们相互敬重；但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们勉力，做相互的让步，但这相互的让步惯会变成相互的痛苦。
托尔斯泰勉强跟随着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平最困苦的一个月。侨居于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为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可怜的人！……”
同时，伯爵夫人写道：
“莫斯科。我们来此，到明日已届一月了。最初两星期，我每天哭泣，因为列夫不独是忧郁，而且十分颓丧。他睡不熟，饮食不进，有时甚至哭泣，我曾想我将发疯。”
他们不得不分离若干时。他们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们是永远相爱着！……他写信给她道：“你说：‘我爱你，你却不需要我爱你。’不，这是我唯一的需要啊……你的爱情比世界上一切都更使我幸福。”
但当他们一朝相遇的时候，龃龉又更进一层。伯爵夫人不能赞成托尔斯泰这种宗教热，以至于使他和一个犹太教士学习希伯来文。
“更无别的东西使他发生兴趣。他为了这些蠢事而浪费他的精力。我不能隐藏我的不快。”
她写信给他道：“看到以这样的灵智的力量去用在锯木、煮汤、缝靴的工作上，我只感到忧郁。”
而她更以好似一个母亲看着她的半疯癫的孩子玩耍般的动情与嘲弄的微笑，加上这几句话：“可是我想到俄国的这句成语而安静了：尽管孩子怎样玩罢，只要他不哭。”
但这封信并没寄出，因为她预想到她的丈夫读到这几行的时候，他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了这嘲弄的语气而发愁，她重新拆开她的信，在爱的狂热中写道：
“突然，你在我面前显现了，显现得那么明晰，以至我对你怀着多少温情！你具有那么乖，那么善，那么天真，那么有恒的性格，而这一切更被那广博的同情的光彩与那副直透入人类心魂的目光烛照着……这一切是你所独具的。”
这样，两个人互相爱怜，互相磨难，以后又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给予的痛苦而懊丧烦恼。这无法解决的局面，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后来，这垂死的李尔王在精神迷乱的当儿突然逃往西伯利亚的时候才算终了。
人们尚未十分注意到《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末了有一段对于妇女的热烈的宣言。——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但对于他所称为“良母的女子”，对于一般认识人生真意义的女子，他却表示虔诚的崇拜。他称颂她们的痛苦与欢乐，怀孕与母性，可怕的苦痛，毫无休息的岁月，和不期待任何人报酬的无形的劳苦的工作，他亦称颂，在痛苦完了，尽了自然律的使命的时候，她们心魂上所洋溢着的完满的幸福。他描绘出一个勇敢的妻子的肖像，是对于丈夫成为一个助手而非阻碍的女子。她知道，“唯有没有酬报的为别人的幽密的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
“这样的一个女子不独不鼓励她的丈夫去做虚伪欺妄的工作，享受别人的工作成绩，而且她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排斥这种活动，以防止她的儿女们受到**。她将督促她的伴侣去担负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险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未来的一代，将令人类看到最圣洁的范型，而她的生命亦只是整个地奉献给这神圣的事业的。她将在她的孩子与丈夫的心灵中开发他们的牺牲精神……统治着男子，为他们的安慰者的当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类的命运系在你们手掌之间！”
这是一个在乞援在希冀的声音的呼唤……难道没有人听见么？……
几年之后，希望的最后一道微光也熄灭了：“你也许不信。但你不能想象我是多么孤独，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围的一切人士蔑视到如何程度。”
最爱他的人，既如此不认识他精神改革的伟大性，我们自亦不能期待别人对他有何了解与尊敬了。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为了基督徒式的谦卑精神——并非为了他对他的情操有何改变——而欲与之重归旧好的，曾幽默地说：“我为托尔斯泰可惜，但法国人说得好，各人各有扑灭虱蚤的方式。”
几年之后，在垂死的时候，屠格涅夫写给托尔斯泰那封有名的信，在其中他请求他的“朋友，俄罗斯的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
全欧洲的艺术家都与垂死的屠格涅夫表示同样的关切，赞同他的请求。特·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所写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末了，他借着托尔斯泰穿农人衣服的肖像，向他作婉转的讽劝：
“杰作的巨匠，你的工具不在这里！……我们的工具是笔。我们的园地是人类的心魂，它是亦应该受人照拂与抚育的。譬如莫斯科的第一个印刷工人，当被迫着去犁田的时候，他必将喊道：‘我与散播麦种的事是无干的，我的职务只是在世界上散播灵智的种子。’”
这仿佛是认为托尔斯泰曾想放弃他散播精神食粮的使命！……在《我的信仰的寄托》的终了，他写道：
“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为烛照人类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对于真理的认识，是用以达到这目标的才能，这才能是一种火，但它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的唯一的意义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类面前擎得高高的使他们能够看到。”
但这光明，这“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艺术家为之不安。其中最聪明的也预料到他们的艺术将有被这火焰最先焚毁的危险。他们为了相信全部艺术受到威胁而惶乱，而托尔斯泰，如普洛斯帕罗一样，把他创造幻象的魔棒永远折毁了。
但这些都是错误的见解；我将表明托尔斯泰非特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而他的宗教信仰也非特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