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水手箱
当然，我一刻也没敢耽搁，把知道的一切统统告诉了母亲，也许我早就该这么做。我们的处境相当艰难和危险。船长的一部分钱——如果他有钱的话——肯定该归我们，但是船长的那伙仇家不大可能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给一个已经见了阎罗王的人抵债，“黑狗”和瞎眼乞丐我都已经领教过了。
我突然想起船长嘱咐过我，叫我骑上马去找利维塞大夫，但是那样的话，留下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的没个照应，显然不可行，而继续待在店里，看来也不是办法。厨房炉膛里的煤块落下来的响动，时钟嘀嗒的声音，都让我们的神经绷紧。我们的耳边似乎响起了步步逼近的脚步声，好像要将躺在大堂地板上的船长尸首包抄，我担心那个面目狰狞的瞎眼乞丐可能就在附近游**，随时准备再来。当时的情形就像老话说的那样：吓得魂不附体。
必须快刀斩乱麻！我们决定到附近的村子里求援，说走就走，我们连帽子都顾不上戴，就立马奔进茫茫夜色和霜雾之中。
村子位于旁边一个海湾的另一面，从我们家的旅店虽然看不见，但实际上相距不过几百码。特别鼓舞我的是，村子所在的方位跟瞎子出现的方向正好相反，就算瞎子这会儿已经朝旅店扑过去，我们也不会撞个正着。在路上，我们并没花太长时间，尽管时不时停下来，相互搀扶着听听四周的动静。好在没有任何异常的声响，只有海浪拍岸的声音，以及树林中动物吱吱嘎嘎的叫声。
我们赶到村里已经是掌灯时分，家家户户的门窗透出黄色的灯光，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当时的那股子高兴劲儿，但是除此之外，别的我们什么都指望不上了。或许村子里的人该为他们自己感到害臊，因为竟然没有一个人肯跟我们一起回“本鲍将军”
旅店！我们越是倒苦水，他们越是往后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没有一个人敢出头！
对于“福林特船长”的名号，我虽然感到很陌生，但这里的一些人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一提起来就胆战心惊。村子里有几个人，曾经在离“本鲍将军”旅店很远的地方干过农活儿，他们想起来，前些时候在路上遇见过几个生面孔，当时还以为他们是贩私货的呢，就绕开了。而且，还有不止一个人看见“基特洞”
海湾那儿，停着一艘小帆船。这样一来，只要听说有谁是福林特船长的伙计，足以把他们吓得要死。好说歹说，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们保卫旅店，倒是有几个人愿意骑马去找利维塞大夫，他家在另一个方向。
人们常说胆小怕事会传染，而另一方面，讲明道理倒是一个打气壮胆的好方法。在他们每个人都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以后，我母亲才开口，她说我是个没爹的孩子，属于我的每一分钱她都要拿回来！
“如果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去‘本鲍将军’旅店，”她说，“我和吉姆敢！我们这就回去，多谢了，大块头的胆小鬼们！就算是把命搭上，我们也要把那个箱子弄开。克劳斯里太太，谢谢你借给我们装那些合法钱财的袋子。”
当然，我会跟母亲一起上路。村里的人自然全都嚷开了，说我们疯了，可即使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没有一个人肯跟我们一道回去。他们只是给了我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免得我们在遭到袭击时无力反抗；他们还许诺为马匹备好鞍，以防我们回村子时遭人追杀；同时，有个小伙子骑马去利维塞大夫那里搬武装救兵。
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我们母子二人冒险往回走，我的心怦怦直跳。透过雾霭的边缘，一轮泛着红光的满月升了起来，我们加快了脚步，明摆着，我们返回时，月光会把四周照得跟大白天一样，我们的行踪根本躲不过窥探的眼睛。我们敏捷地沿着树篱悄悄往前走，既没看见可疑的东西也没听见可怕的动静，等进了“本鲍将军”旅店，关上了大门之后，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我马上闩上店门，我们站在黑暗中喘了会儿气，宅子里，我们孤零零的，相伴的只有船长的尸体。母亲从酒吧间里找来了蜡烛，我们互相搀扶着进到大堂。跟我们离开时一样，船长的尸首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睁着眼睛，一只胳膊直挺挺地伸着。
“放下窗帘，吉姆。”母亲小声说，“要是有人来，他们从外面会看得见。”
我赶紧照办。
“得把船长身上的钥匙取下来，可告诉我，谁敢去碰他呀？”母亲带着哭腔说。
我立刻跪在船长身旁的地板上找钥匙，我发现离他的手不远的地方有一小块圆纸片，一面被涂黑了，我猜这一定就是“黑符”！我捡起来一看，发现另一面写有短短的一句话，字迹工整而清晰：限你今晚十点！
“妈妈，他们今晚十点钟动手！”我说。
话音还没落，我家的那只旧钟就“当、当、当……”地敲了起来。突然响起的报时声把我们的魂儿都吓飞了。还好，才六点钟。
“吉姆，快找钥匙！”妈妈说。
我把船长身上的口袋一个接一个全都翻遍了，结果只找到几枚小硬币、一个顶针、几缕线、几根长针、一截被咬掉一头的烟卷、那把柄上开裂的折刀、一个袖珍罗盘和一个火绒盒，真令人丧气。
“找找看，是不是挂在他脖子上了。”母亲提醒我。
忍着强烈的厌恶感，我扯开了他的衬衫领口，果然发现他脖子上挂着条涂了柏油的细绳。我用折刀把细绳割断，发现了那把钥匙。这一进展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我们一刻也没有耽搁，一溜烟儿爬上楼，冲进船长住的小房间，那只箱子从船长来的那天起就一直摆在那儿。
那只箱子从外观看跟别的水手箱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盖子上用烙铁烫了个字母B——船长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因为箱子有些年头了，也并不受主人的爱惜，所以箱子角上有些破损和裂痕。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虽然锁开起来很费力，但转眼间母亲就扭动了钥匙，打开了箱盖。
一股浓烈的烟草和柏油的味道立刻从箱子里扑鼻而来。但是，箱子的顶层只有一套很体面的衣服，掸得干干净净，叠得齐齐整整，其他就再没有什么了。母亲说，这套衣服看样子还从没穿过。衣服下面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个四分仪、一个小锡壶、几卷烟丝、两把锃亮的手枪、一根银条、一块老式西班牙手表、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大多是外国货）、两个镶有黄铜的罗盘，还有五六个不大多见的西印度贝壳。我事后常常纳闷：像船长这样漂泊不定、烧杀掳掠的海盗，带那么些贝壳做什么勾当？
找了半天，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除了那根银条以及那些小玩意儿，而它们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再下面一层是件水手斗篷，已经被海盐漂得发白。母亲不耐烦地把斗篷往上一抖，箱子里最后的秘密终于揭晓：一个油布包，里面包着像报纸之类的物件；还有一个帆布包，手一碰就发出金币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我要让那伙无赖知道，我可是个守本分的人。”母亲说道，“我只拿我该拿的，一个子儿都不会多要！吉姆，你撑开克劳斯里太太的袋子。”母亲一边从帆布包往外取金币，一边计算着船长欠我们的钱，然后把数好的钱装进我手中的袋子里。
这可是件费时的苦差事，因为那些金币来自不同的国家，大小也各不相同：有西班牙都布隆、有法国路易斯、英国几尼、西班牙古银币……还有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全都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其中几尼的数量可能最少，而我的母亲只懂得用几尼来计算。
才数了一半，我突然抓住母亲的胳膊，因为我听见静悄悄、冷飕飕的空中传来“笃、笃、笃”的声音——那是瞎眼乞丐的拐杖戳击冰冻的路面发出的，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声音越来越近了，我们僵坐着大气都不敢出。接着，有人恶狠狠地拍打店门，转动门把手，震得门闩哐哐当当直响，随后，屋里屋外变得死一样的静，好一阵儿之后，“笃笃笃”的声音才又响起，渐行渐远，终于听不见了，我们庆幸得简直无法形容。
“妈妈，”我说，“我们把钱都带上，赶紧走吧！”我敢肯定，闩着的门已经引起了瞎子的怀疑，那窝马蜂很快就会被他招来。幸亏我刚才把门闩上了，可没见过那个可怕的瞎子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我当时的庆幸。
母亲虽然吓坏了，但她还是既不愿多拿一分也不肯少要一文。她说，还不到七点钟，早着呢。母亲清楚自己的权利，决不会放弃。母亲还在与我争执，此时，小山远处传来了低沉的呼哨声，该是我俩的争执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我只拿数好了的。”母亲边说边跳了起来。
“我带上这个抵债。”我说着，捡起了那个油布包。
很快，我们战战兢兢地下了楼，蜡烛留在了空箱子旁边。我们开了店门，拔腿就跑。我们逃走得不是时候，因为此时雾气渐渐消散，月光把山坡两边都照得亮堂堂的，只有笼罩在谷底和店门周围的一团薄霭能隐蔽我们最初的行踪，而当我们逃到小山脚下，离村子还有大半路程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暴露在月光之下。
而且，我们还听到几个人飞奔而来的脚步声，我们朝脚步声传来的方向望过去，只见一团晃晃悠悠的亮光急速朝旅店逼近，看样子，他们当中有个人提着一盏灯笼。
“亲爱的，”母亲突然说，“带上钱跑吧，我晕得厉害。”
我当时想，这下我们都完了！我怨恨邻村的人太胆小怕事，也责怪可怜的母亲过于迂腐和贪心。她刚才太糊涂，这会儿又扛不住！幸好我们已经上了小桥，我赶紧搀扶着母亲，跌跌撞撞地来到岸边，她吁了口气，靠在我肩头上不动弹了。我当时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不管好歹，总算是把母亲拖下了河岸，向桥洞方向走了几步。再往前我就拖不动她了，由于桥过于低矮，我们只能趴在下面，母亲几乎完全暴露在外边。在这个位置，旅店里的一丁点儿动静我们都能听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