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第一章 群体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决定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因素有两种：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能够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群体接受这些信念后，就难以再接受别的信念的因素。
如果说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虫啃蚁噬，那么直接因素就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或台风，虽然看上去是外力破坏了房屋，但房屋的地基实际上已经早被掏空了。
某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包括民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等。
我们已经研究了群体的精神结构，了解了群体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接下来探讨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因素有两种：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能够使群体接受的某些信念，群体接受这些信念后，难以再接受别的信念。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打下了基础：突然冒出来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吃惊的新观念。
某些观念的暴发，并被付诸行动，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
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随着这种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当它们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时，便成了直接因素。不过，若是没有那些准备性工作，直接因素不会发生作用。这就是说，直接因素是使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且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大众突然开始贯彻的方案就是由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因于直接因素。
如果说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虫啃蚁噬，那么直接因素就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或台风，虽然看上去是外力破坏了房屋，但房屋的地基实际上早已经被掏空了。
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能发现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与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间接因素的准备，民众的大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打动，或反抗朝廷用不疼不痒的改良。
某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就包括民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等。
1．民族
民族是最重要的间接因素，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前一本著作（指《民族心理学》）中曾充分研究过，故无须再做详细的讨论。在前一本著作中，我们说明了每个民族都有它的特点，这种特点又形成了它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一代代传递下去，形成了这个民族的力量、信仰、制度和艺术。总之，这个民族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其民族性格的外在表现。
某种观念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个民族时总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某些环境变化、突发事件可能会为一个民族带来新的暗示因素，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引导他们付诸行动，但是如果这种影响与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相反，或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对立，那么它就只是暂时的。
民族因素的影响是如此强大，它决定着群体气质的特征。
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不同国家的群体表现出相当不同的信念和行为，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英国的南海事件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当时，密西西比股票狂潮正在法国如日中天，在这个神奇的泡沫肆意膨胀的日子里，法国人变得失去了仅存的理性，不再满足于从事那些赢利较慢的产业，人人都渴望能够立刻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于是铤而走险，开展了一场大胆的计划。
当这股风潮来到英国时，像法国人一样，英国人也被这种离奇的计划所迷惑，千万双眼睛中饱含欣喜，仿佛看到了金银财宝扑面而来的景象。
与法国不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骨子强烈的理性成分发挥了作用，除了一部分从始至终持反对意见的当权者之外，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没有完全参与这场疯狂游戏。这也正是为什么闹剧在法国持续了整整四年，而在英国只进行了八个月的原因所在。关于民族这一因素的作用，以后还会有所涉及，我们在这里需要了解的是它对各民族群体气质特征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存在着差别，才决定了今日世界的格局。
2．传统
传统，即是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们是民族综合作用的产物，对我们的日常行为发挥着难以觉察的巨大影响。传统是民族的特性之一，自从胚胎学证明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之后，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变化。假如我们把民族看成单个的生物，那么它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
若是这种理论有更多的人知道，想必历史科学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许多政客与之前的学究们相比高明不到哪儿去，但他们却相信社会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指引的唯一道路前进。
如同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因此，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极其稳定的，除了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人们无法改变什么，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钟乳岩——需要长年累月的物质沉淀，一旦形成之后，又很难被腐蚀损坏一样。
传统不仅稳定，而且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为了保持传统，人类进行着两大努力：一是建立传统；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无论是新传统还是旧传统，倘若没有旧传统，文明就不可能延续；如果没有新传统，文明也不可能进步。
而我们要面对一个困难——一个极严重的困难——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就很难发生变化。
对一个民族来说，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保留过去的制度，同时又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改进。但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求得平衡是很困难的，使它变成现实的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更何况，群体会本能地对一切变革进行阻挠。
群体对传统有着崇拜式迷恋，他们抱残守缺，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为，最终不过做了些嘴皮子上的变化。18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命丧断头台，礼拜制度一度销声匿迹，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威力已经丧失殆尽。但没过几年，为了顺应平民大众的要求，礼拜制度又建立起来了，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摧毁。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传统，它能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漫长的时间里慢慢消磨，直至某天新的传统形成，它才会被打破。
3．时间
时间于社会问题正如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即使是民族因素，也得仰时间的鼻息。它是世界万物的真正创造者，也是世界万物的唯一的伟大毁灭者。积土成山、滴水穿石需要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高贵的人类入主地球，需要的也是时间。只需要短暂的几百年，便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假如蚂蚁有足够的时间，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有了上帝的权力。没有足够的时间，人类无法繁衍壮大形成民族。时间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他们因为时间而获得力量，同时也因为时间而失去力量。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酝酿起来的，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于此。
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非掷骰子全凭运气决定输赢，它们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之所以能开花结果，是因为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果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却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席卷欧亚大陆的十字军狂飙的出现就绝非偶然，面对潮水般的基督朝圣者，圣城耶路撒冷的官方颁布了一个苛刻的法令：每个进圣地的朝圣者，都必须缴纳一个金币。
这让那些千辛万苦而来的朝圣者愤怒至极，穷困潦倒的人群在耶路撒冷城外徘徊不前，直到一位富裕的信徒载了一大堆金币来替他们交了税后才得以进城。对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来说，朝圣者成为他们的滚滚财源。
面对不断涌入圣城的朝圣信徒，统治者在朝圣的路上设下种种障碍。以各种方式来迫害朝圣者：抢劫、鞭打、连续几个月被关在城外、被迫缴入城税等情形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双方矛盾不断加深，火药桶濒临爆炸的边缘。
一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历经磨难赶到耶路撒冷，却受到各种虐待。他义愤填膺地到处演讲，历数东方世界的邪恶，声泪俱下地控诉基督徒在圣地受到的虐待，最终使得教会做出了“解放圣地”的决定。
如果没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情绪积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有此决定。
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所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发挥作用。
我们面对大众可怕的抱负，和对其破坏和骚乱的预知深感不安。意欲恢复平衡，除了依靠时间再无他法。拉维斯先生所言甚是：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经历了数百年才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
4．政治和社会制度
改进统治制度可以改正社会的弊端，国家进步是好制度带来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这些看法至今仍被普遍认同，殊不知其乃是一系列严重的谬见——该观念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目前的各派社会学说也仍然以此为基础。
最具连续性的经验也未能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史学家们想证明它的荒谬，结果却枉费心机。不过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如同我们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创造。
各民族的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要改变它也同样需要这么多的时间。
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其本身而言无所谓好坏。
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有害的。
比如，我们经常认为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反倒是那些拉丁美洲与非洲的民主共和国，常常专制而嚣张地压迫公民。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但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却是民族性格，而不是他们的政府。
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其事的宪法，如同小孩子玩把戏一样，不过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要完善宪政，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必要性和时间这两个因素发挥作用。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的办法，正如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告诉我们的一样：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应当真诚地学习这种方法。他认为，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法律，只看见一片荒谬与矛盾。他对拉丁民族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出来的宪法文本与英国的宪法进行比较后指出，后者总是一点一滴地慢慢发生变化，影响来自必要性，而不是来自思辨式的推理。
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地考虑是否方便实用；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有明显的缺憾，否则绝对不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些缺憾，否则绝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五大原则一直支配着250年的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欲弄清各民族的法律与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需要，对它们逐一审查即可，没有必要进行粗暴的变革，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专注于哲学上的考究。法国这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用了整整一千年的时间来维护集权制，当法国民众感觉到不满时，他们选择了粗暴的革命。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平息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样大革命的结果虽然毁灭了一套旧集权制，却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并使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更具备压迫性。
如此看来，我们就得承认集权制是法国迫切需要的产物，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对于那些奢谈毁掉集权制度的政客，我们应当同情他们。
上述结论是，制度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名称不过是些无用的符号，历史学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时，很少需要留意这些因素。
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令人叹息的混乱状态中。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受自己的性格支配，凡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如同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冲击民众的头脑，尤其是后者，他们对民众的影响力，和他们的荒诞一样强大。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
5．教育
当前主要观念中，首当其冲的是：教育能够改变人。这种观点认为教育能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这种主张被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今天要击败这种观念，如同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关于这个问题上，和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人更幸福；既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人天生的热情。甚至在某些时候，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只要受到了不良引导即可。
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根据统计学家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有著作中显示，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长了1.3倍之多。
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显著，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的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家伙。
当然，正确引导的教育还是十分有益的——就算不能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25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上，尽管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人提出了意见，他们却依然不思悔改。我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它让无数学子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这种制度可能很适合拉丁民族的禀性——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很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语法和公式努力，为的是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让我们成为学舌的鹦鹉。
如果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我们尚可同情那些孩子们，虽然他们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传统文化和科学常识。但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这导致工人不想做工人，农民不想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公务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后代从事任何别的职业。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打算让他们有一个稳固的铁饭碗，想要取得成功只要懂得结党营私即可，无须任何自我定向，也不必表现一丁点个人的主动性。
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在高层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纨绔子弟，他们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一边把它视若天道，一边却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了这么多有文凭的人，却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些人无事可做。于是，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一个代替他处理生意的人难上加难，成千上万的失业大军与贪图安逸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机关差事。
仅在塞纳一地就有几百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偏偏名额有限，大量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心怀不满。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首领是谁，也不管有什么目标。
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我们在教育制度上进行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添加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还大有人在。
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指出我们的错误——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事业。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教科书，不可能提高我们的智力水平。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不是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他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一切受教育的人需要的专业教育都是我们祖辈理解的教育。在今天，凭自己意志的力量、开拓能力和创业精神统治世界的民族中，这种教育模式依然强盛。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中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与今天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大体相似。泰纳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
撒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不同寻常的比较时，明确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如何能提高专业智力，使它高于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纳先生说：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而我们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关在学校，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十个人里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浪费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
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但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学识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但他也筋疲力尽了。
于是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在教育青年人的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做得更好。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轻就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
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
因此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能尽量发挥自己能力。在25岁时——如果不缺少各种材料和部件，时间还会提前——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是成为发动机。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却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忍无可忍。
英国人的工程师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做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完全取决于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的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
关于我们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泰纳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
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反过来，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凡是年轻人应该拥有的知识，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我们的教育不但没有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反而破坏了这些能力，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的可能。学校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强烈的欺骗感、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难以承受的。
也许有人认为我对教育制度的批判，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如果我们要理清那些今天正在大众中酝酿、明天就会付诸行动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那些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大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的，就必须了解其成长的土壤。
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发挥了一部分作用。
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庸众，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正是我们的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