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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的东西少，恐惧的东西多，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心态。而帝王的情况一般都是这样。因为他们至高无上，无所希求，所以搞得他们精神更加萎靡；成天价疑神疑鬼总觉得险象环生，又使得他们心理更加阴暗。这也就是造成《圣经》上说的“君王之心也测不透”的一个原因。猜忌多端，却缺乏一种主要的渴求来引导、调整其余的渴求，这就使一个人的心难以测度。于是君王往往为自己设计一些欲望，把心思寄托在一些小技上。有时迷恋于建筑，有时热衷于设立爵位，有时一心想提拔一个人，有时又打算精通一门技艺。如尼禄爱弹琴，图密善善射箭，康茂德好击剑，卡拉卡拉能驾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有人不明白这样一种道理：那就是在小事上无往不利比在大业上止步不前更令人欢喜雀跃、心情爽快。我们还看到有些帝王早年都吉星高照，南征北战，马到成功（因为不可能永远一往无前，总有流年不利、受阻碰壁的时候），到了晚年就变得迷信、忧郁，如亚历山大大帝、戴克里先，还有我们记忆中的查理五世，等等。因为一贯一往无前的人，一旦停下脚步，就会自暴自弃，判若两人。

现在谈谈君权的真正结构，这是一种很难维持的东西。因为结构和解构都包含着矛盾对立，不过把矛盾对立融为一体是一回事，使它们交替轮换则是另一回事。阿波罗尼奥斯回答韦斯巴芗的话教育意义极为深刻。韦斯巴芗问他：“尼禄为何而覆灭？”他答道：“尼禄善于拨弦弄琴；然而在当政时他忽而把弦绷得太紧，忽而又放得太松。”忽而施行高压，忽而放任自流，这种均衡失当、时宜不合的权力变换对权威的破坏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近代君王的统治之道却是在危难临近时侥幸躲避、设法转移，而不是采用稳固踏实的渠道防患于未然，所以这就等于在碰运气。因此人们要千万当心，不可忽视、容忍积蓄动乱的柴薪。因为谁也禁止不了火星，也说不上它会来自何方。君主事业中的困难又多又大，然而最大的困难往往还在他们自己的心里。因为正如塔西佗所言，君王总爱干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情：“君王的欲望一般都很强烈，而且相互矛盾。”想达到目的，而又不忍采取手段，这就是权力的荒谬。

君王必须应付邻邦、后妃、子嗣、高级教士或僧侣、贵族、二等贵族或绅士、商人、平民和军人，如果稍有不慎，他们都会造成危险。

先说邻邦，由于形势变化无常，所以提不出一个总则，但有一条是颠扑不破的，那就是君王必须警戒不懈，提防邻国（或通过领土扩张，或通过贸易**，或通过深沟高垒、层层设防、步步逼近等办法）增强国力，对自己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一般是预见、阻止这种事态的常务顾问的工作。在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大帝三雄鼎立的时期，他们都在虎视眈眈，哪一方也不可侵占巴掌大的一块土地，如有一方胆敢越雷池一步，其余两方就会立即采取措施，或结成联盟，如有必要则诉诸武力，而且绝不苟且偷安，养虎贻患。而由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和米兰大公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结成的同盟（圭恰尔迪尼称之为意大利安全保障）也有同样的作用。一些经院派哲学家认为，人不犯我，我若犯人，便师出无名，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虽然尚未遭受打击，但大敌当前，危在旦夕，出于恐惧，先发制人，也算师出有名，这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后妃，其中不乏惨无人道的事例。莉维亚因毒死丈夫而臭名昭著；苏莱曼一世的王后罗克珊拉娜不仅杀死了著名的王子穆斯塔法苏丹，而且还给王室和继位制造了麻烦；英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则是废黜和谋害丈夫的主谋。

后妃在策划立自己的儿子为王或者有奸情的时候，这种危险尤为可怕。

至于子嗣，他们引发危机酿成的悲剧也层出不穷。

一般来说，父王对子嗣产生怀疑总会招致不幸。我们前面提到的穆斯塔法的死对苏莱曼王室产生了致命的恶果，因为从苏莱曼起直至今日，土耳其的王位继承者有不正之嫌，恐怕有外来血统，因此谢里姆二世被认为是私生子。年轻温顺的王子克里斯帕斯被其父君士坦丁大帝杀害，同样给王室造成了致命伤。因为君士坦丁的两个儿子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斯都死于非命，另一个儿子君士坦提斯结局也好不到哪里，他确实是病死的，但死在尤里安起兵反他之后。马其顿王腓力二世之子德米特里厄斯之死给其父王带来了报应，致使他悔恨身亡。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父亲因此类怀疑而获益的极其罕见，甚至根本没有。儿子公然举兵反叛父王则属例外，如谢里姆一世讨伐巴耶赛特、英王亨利二世讨伐三个儿子。

至于高级教士，在妄自尊大、气焰嚣张时也会造成危险。当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和托马斯·贝克特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公然用主教的牧杖与帝王的刀剑对抗。然而他们对付的却是一些强悍骄纵的国王：威廉·鲁弗斯、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危险并非来自那个阶层本身，而是当它有国外势力指挥扶持，或者教士的进用不是由君王或有圣职授予权的人士遴选，而是由平民百姓推举时，才有危险。

至于贵族，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并不为过；但抑制他们却会使国王的独裁加剧，安全减少，随心所欲的能力也越来越小。我在拙著《英王亨利七世本纪》中已强调过这一点。亨利七世由于压制贵族，他统治的时代困难重重，动乱频仍。尽管贵族仍效忠于他，但在国事上不予合作，所以实际上他倒乐得来个事必躬亲。

至于绅士，因为他们是一个分散的群体，所以不会造成多大危险。他们有时候也口出狂言，但危害甚微。况且他们可以抵消贵族的势力，不致使贵族过于强大。最后，他们在有权势的人中最接近平民，因此能缓和民众的动乱。

至于商人，他们可算是“门静脉”。如果他们不景气，一个国家尽管肢体完好，但血管空虚，营养就不足。对他们课税，于君王的岁入而言，好处甚微，因为这纯属贪小失大之举。税率有所增加，商贸总额反而减少。

至于平民，他们倒没有什么危险，除非他们有了伟大能干的首领，或者你对宗教问题，或者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妄相干涉。

至于军人，只要他们集体生活，长期驻扎，又有领犒赏的习惯，他们就是个危险阶层：这从土耳其新军和古罗马禁卫军身上可见一斑。然而训练士兵，将他们分地武装，分帅统领，不给犒赏，既有利于国防，又不会酿成危险。

君王犹如天上的星宿，能带来清平时世，也能招致祸患年月。他们受万人景仰，但没有片刻的安宁。关于君王的种种警语其实可用两个“切记”囊括：“切记你是个人”“切记你是个神”或者“神的替身”。前者约束他的权力，后者扼制他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