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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着车票站在反向的站台上

文 / 周宏翔

当我收拾好桌上的东西，才发现可以带走的实在太少。

当我打开自己的储物柜，除了贴在柜子上的名片，里面竟然空空如也。

当我和同事们挥手告别，一如平常下班时的告别，好像第二天还会踏上同样的地铁，进入同样的写字楼，在同一个地方打卡，彼此微笑开始新的一天。

但是当我站在南京东路的地铁站时，我知道这已经是阶段性故事的终点了，从领导在辞职信上盖章那天开始。

2012年的夏天，我拖着行李从浦东机场走出来，看着蔚蓝的天空感受着上海独有的潮热。

那一年我和众多毕业生一样，带着满腔热情前往大城市漂泊，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单纯的过客，愿留下奋斗的青春同时留下自己。

2012年的夏天，我住在闸北一个破旧的小楼里，一个独有的小房间种点花花草草，晚上能够看美剧看到半夜，然后趿着拖鞋，慢悠悠地去洗澡。

那时候我进公司不久，只想着每天能够多学一些东西，哪怕白天工作繁忙，晚上要去进修日语，半夜两三点入睡，依旧可以热血沸腾、精神满满迎接每一个早晨。

2012年的夏天，我和帆帆总是半夜跑到楼下的全家买关东煮，在附近的兰州拉面吃夜宵。

我问帆帆会在公司呆多久，帆帆说，要是公司不赶他走，他就一直呆着。

入冬之后，我在深夜里背日语单词，周末准备TOEIC的考试，开始每天回复成千上万的邮件，打数不尽的电话。

那一年，公司给我发了手机，配了电脑，偶尔还能够耀武扬威借着出差之名在涩谷看美女，在横滨欣赏夜景。

那一年的我信誓旦旦要在这家公司呆到老，要在这个大上海肆无忌惮地活下去。

但是第二年的春天，新人身份的退去和公司的变更让我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成堆的文件和漫天的邮件成了我工作的主旋律，每周到处出差成了我的生活，我已经有些忘记在家的感觉，闸北的小居成了我的临时旅馆。

第二年的春天，我搬离了闸北，住到了浦东，开始了与当初刚来上海时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是怎么想到辞职的呢，当我能够快速处理掉所有的任务，当我能够熟练地用日语和身边的同事交谈，当我可以像老员工一样指点新人，当我坐在18楼的窗户边，一边开会一边加班一边看夜景，当我已经渐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我在地铁里听见了类似麻木又绝望的声音。那天我突然想起了安妮·海瑟薇在《时尚女魔头》的结尾，把手机扔进水池的情景。

当年的我百般不解为什么她会放弃掉应有尽有的生活，而此刻，我非常了解，应有尽有的同时，其实也是一无所有。

一年后，我升职加薪，领导开始找我谈话，有重用之意，但是谈话的背后，却是给我无形的压力，我节假日基本也在工作，电话不停，久而久之，一天24小时中除了休息的6小时，我的生活全被工作占据。站在南京东路路口，看着人来人往，竟连偶尔欣赏街景的时间也没有。

有一天，当我站在福州路书城门口看见曾经的好友要来签售新书的消息，我竟然站在那里迟迟不肯离开。川流不息的上海，被淹没在人群中的我，看着林立的高楼，我是在追求什么？

那一天我失眠了，拒接了工作的所有电话，也没有回复任何邮件，我就躺在**，看着天花板，在追梦和稳定生活两者间难以抉择。

当我打开电脑，看到曾经写下的那些故事静静躺在硬盘中发霉，当我打开微博，发现最新更新的一条还在两年前时，我竟然难过得一塌糊涂。

我请了很长的假去了很多地方，走过的，没走过的，我想通过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来看看自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最终我似乎终于能够感同身受那部电影里最后那个情节。

我发信息给领导，没有太多的理由，只想离开而已。领导打来电话，百番游说，最后我却挂掉了电话。

人很难有勇气去放弃已经获得的东西，而人更难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渴望与梦想。

当地铁开门，我走进去的时候，竟然一刻也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