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禅代原因

杨坚建隋，前后一共用了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创业史里算是比较容易的了。清代学者赵翼甚至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

是不是真的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这样的。杨坚能当皇帝，确实具有一定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就是北周宣帝暴崩，北周主幼国疑，这才方便了杨坚夺权。这就是所谓的得国于孤儿寡妇之手。

但是，历史上的偶然性背后，也一定会有一些必然性的因子在起作用，杨坚建隋也是如此。虽然事出偶然，但是，就在这个偶然性的事情之前，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历史铺垫，可以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

先看天时。所谓天时，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分裂，已经到该结束的时候了。

自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政权，中国北方就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到北魏时期，魏孝文帝施行汉化改革，但是，因为损害了六镇鲜卑人的利益，引发六镇起义，汉化进程又被打断了。后来，由北魏分裂而成的西魏和东魏都重新出现了胡化的倾向。

当年，宇文泰建立府兵制，统兵的汉人将领都被赐予胡姓，杨坚的爸爸杨忠也被赐姓普六茹。事实上，不仅他改姓普六茹，他所统领的士兵也都跟着他改姓普六茹。这是想要让汉人，特别是有军事权力的汉人将领认同胡人，让所有士兵也都成为胡人的部落兵。

但是，西魏以少数鲜卑将士统治关中地区，这就陷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要想站稳脚跟，不可能完全忽视汉人的力量。所以，西魏宇文泰时期，就模拟《周礼》建立六官制度，试图通过继承汉族的古制，打造自己的文化基础，赢得关中汉人的认同。

到北周以后，汉化的倾向就更明显了。北周武帝实行兵制改革，允许汉人参军，从此，汉人士兵逐渐成为北周军队的主体力量；而北周宣帝虽然是个不肖子，但是在推行汉文化方面倒是完全继承了爸爸的衣钵，甚至比爸爸还要激进。事实上，北周宣帝就是穿着汉人的衣冠登基当皇帝的，也就是在他的统治下，文武百官的官服都改成了汉服。

更重要的是，北周宣帝为了加强皇权，打击元老重臣，重用一些没有根基的汉人小臣，这就使得官僚队伍的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事实上，在杨坚建隋的过程中，支持他的文官刘昉、郑译、李德林、高颎，无一例外都是汉人，甚至连平定三方的武将韦孝宽、王谊和梁睿也都是汉人。这就说明，汉人出身的官僚已经成了北周官僚的主体。

本来，中原地区的居民就是以汉人为主，现在，兵也是汉人，官也是汉人，那么，让汉人当皇帝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汉人能当皇帝？要知道，当时各个少数民族毕竟已经在中原大地活动了两百多年，他们不仅仍然有着很强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且，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也已经给中原地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纯粹的汉人其实也无法承担统治重任。新时代的统治者既需要是汉人，又不能是纯粹的汉人，所以杨坚这样的人最合适了。

从身份上讲，他是汉人，可以得到广大汉族官兵的拥护；但是，他又是在鲜卑政权体制下长大的，而且还和鲜卑族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他的夫人独孤伽罗是鲜卑化的匈奴人，他的女儿也嫁给了鲜卑皇帝，这使得他同样可以得到胡人的认可。

换言之，杨坚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这也是他能够当上皇帝的深层因素。能产生这样一个既体现着民族融合的精神，又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导人太不容易了，如果从“永嘉之乱”算起，中国已经摸索了整整二百七十年。以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为杨坚登基做铺垫，这个天下的得来，着实不容易。当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后，曾经说过一句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其实，这句话放在杨坚身上也同样成立，改朝换代，是杨坚的一小步，但它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大步。

再看地利。所谓地利，就是杨坚出身关陇贵族集团这个优势。

杨坚的爸爸杨忠本来出身武川镇，后来，又在武川镇军阀缔造的西魏政权中大显身手，成为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

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构成了所谓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正是因为隶属于这个集团，杨坚才得以早早地踏入仕途，顺利地进入政治高层，并且和北周皇室联姻，成了太上皇的岳父。

这是他最终篡位的基础。而奠定这个基础，如果从他爸爸杨忠算起的话，已经经历了几十年，这当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看人和。所谓人和，就是北周宣帝时代的政治局面了。北周宣帝时代，有两个政治特征值得注意。

第一，他为了加强皇权，疏远宗室，宠幸佞臣。

第二，他荒唐残暴，人心丧尽。

因为第一个特征，北周宣帝暴崩之际，宗室中无人主持局面，佞臣才得以勾结国丈杨坚篡权。

又因为第二个特征，人们对北周的统治并没有留恋之情，所以，杨坚也就没有遭遇特别激烈的反对，而是很快就赢得了大多数官僚的支持。这个因素，如果从北周宣帝当政算起的话，也有三年之久了。

这样看来，虽然杨坚建隋看起来顺风顺水，充满偶然因素，但是，要论起偶然之中的必然因素，那就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艰难历程了！

既然把杨坚建立隋朝，拔高到西晋以来的民族融合基本完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建立这样一个高度，那隋朝的建立也就不再是一场普通的宫廷政变，而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那么，这个新时代有哪些新气象？杨坚在称帝前后，有两方面的表现值得注意。

第一，恢复汉姓。就在大象二年（580）十二月，也就是杨坚称帝之前，他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个诏令：“诸改姓者，宜悉复旧。”原来在西魏时代赐姓胡姓的，都恢复汉姓。

当然，第一个恢复汉姓的就是杨坚本人，到这个时候，普六茹坚才正式变成了杨坚。换言之，杨坚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汉人身份。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人都恢复了自己的汉人身份。

第二，恢复汉制。开皇元年（581）二月，也就是杨坚刚刚当上皇帝之后，马上宣布，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恢复汉、魏旧制。这样一来，杨坚当过的什么大前疑、大冢宰等官职就统统退出历史舞台了，相反，所谓三师，也就是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也就是太尉、司徒、司空等官名重新出现。

另外，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也都建立起来，成为新政府最主要的职能部门。毫无疑问，这是要恢复汉人的管理体制。

很显然，无论是恢复汉姓，还是恢复汉制，杨坚的目的都是要彰显汉人和汉文化在整个国家中的主体地位。这可并不是大民族主义，事实上，因为汉人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汉文化当时的发展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文化，所以，恢复汉人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和汉文明的主导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代表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也符合在中原地区生活的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这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杨坚对时局具有非常好的把握能力，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