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据说我是在光天化日的下午一点钟，从两座枪塔间翻过前围墙逃出监狱的。事前的计划相当周密，在某种程度上可说完全照计划进行。但逃脱能成功，其实主要在于胆大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一旦着手逃狱，就得有心理准备，那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一旦失手，惩戒队的警卫很有可能会把我们活活踢死。
一起逃狱的有两人。另一个是我二十五岁的狱友，他狂放不羁而慷慨，因杀人罪服无期徒刑。我们曾找上其他狱友，想说服他们一起逃狱。我们问了其中最凶狠的八个，这些人全因暴力犯罪被判至少十年徒刑。结果他们一个个都有借口，不肯参加。我不怪他们，我和我的伙伴都是年轻的初犯，没有前科。虽然我们都是重刑犯，但在监狱里，我们只是无名小卒。我们拟订的逃狱计划，是那种成功了会被称为英雄、失败了会被称为狗熊的计划。最后，只有我们两人参加。
当时，内部警卫队大楼正在大翻修，这给了我们逃脱的机会。那是栋两层楼的房子，供狱警办公和讯问犯人之用，位于前围墙大门附近。我们担任园圃维护员，在那里换班的警卫，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逃狱那一天，我们去那里工作时，他们一如往常看了我们一会儿，随即转过头去。警卫队大楼空无一人，翻修工人正在吃午餐。因着警卫本身的百无聊赖和他们对我们的熟稔，制造出小小的空当。在这只有几秒钟，但于我们宛如数小时的空当中，我们成了隐形人。于是我们动手。
翻修工地外围用钢丝网围篱封住，我们割开围篱钻进去，破门进入那空****的房子，爬上楼梯。屋内因为翻修，清得空无一物。未抹灰泥的墙，露出柱子和承梁的骨架。楼梯光秃秃的木阶上布满灰尘，一片白色，砖头和灰泥的碎块散落其上。顶楼的天花板上有个维修孔，我站在我的伙伴粗壮的肩膀上，用力推开里面的木板活门爬出去。我事先已把延长线缠在连身工作服里。爬上阁楼之后，我解下延长线，一端绑在屋顶的横梁上，另一端传给我的伙伴，他就利用延长线爬上来跟我会合。
屋顶呈“之”字形延伸，我们爬向屋顶与监狱前围墙狭窄的夹缝。我选中某个凹槽的一点作为凿孔，希望两侧的突起能遮住那个洞，不致让枪塔上的守卫看到。阁楼上一片漆黑，但靠近墙面狭窄的楔形夹缝却比警棍更黑更暗。
我们与盖住屋顶的马口铁皮之间，隔着一堵双层的硬木板。在打火机的照明之下，我们开始在木板上钻洞。一把长螺丝起子、一根凿子、一把平头剪，是我们仅有的工具。我们对着木板又劈、又刮、又戳，忙了十五分钟，只挖出大概人眼大小的小洞。我们来回移动打火机的火焰，看见小洞后方闪亮的金属屋顶。但是木板太硬又太厚，用我们手头上的工具，得花好几个小时才能挖出人能钻过去的洞。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估计只有三十分钟，或许再多一点，之后警卫就会来这里例行巡查。我们得在那之前凿穿木板，在马口铁皮上挖出洞，爬到屋顶上，用延长线当绳子，爬下屋顶，获取自由。时间如此紧迫，我们却困在警卫队大楼的阁楼中。我们知道警卫随时可能会发现围篱上的破洞，看见被打坏的门和维修孔。他们随时可能从维修孔上来，钻进这个又黑又闷热的洞穴，找到我们。
“我们得回去，”我的伙伴低声说，“我们绝对没办法凿穿这木板。我们得回去，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不能回去，”我断然地说，尽管那念头也在我脑海里翻滚，“他们会发现所有被破坏的东西，包括我们割开的围篱，然后他们会知道那是我们做的，因为可以在这地区活动的就只有我们。如果我们回去，会落在Slot手里一年。”
Slot是狱中黑话，用来指称惩戒队。在那个年代，那个监狱里的那个单位，是那国家最惨无人道的地方，是可以随意毒打犯人的地方。从警卫队大楼（他们的大楼，惩戒队的总部所在）屋顶脱逃不成，挨打肯定更名正言顺，更凄惨。
“好，那我们他妈的怎么办？”我的伙伴急切地问道，声音压低，但表情和动作都像是在大叫。汗水从他脸上滴落，他的双手因害怕而湿透，握不住打火机。
“我想有两个选择。”我说。
“哪两个？”
“第一个，用那把梯子，那个用链条拴在楼下墙壁的梯子。我们可以再下楼，打断梯子的锁链，把延长线绑在梯子顶端，再把梯子靠在墙上爬上去，接着把延长线甩到墙的另一头，然后就可以滑下去到马路上。”
“就这样？”
“那是第一个计划。”
“但……他们会看到我们。”我的伙伴反驳道。
“是，没错。”
“他们会向我们开枪。”
“说得没错。”
“他们会射中我们。”
“的确。”
“哇，耍我，”他极小声地说，“我想你真的是在耍我。这不成了活靶，不是吗？”
“我想我们之中或许会有一人过关，另一人会中枪。一半一半。”
我们思考成败概率，静默不语片刻。
“我不喜欢这计划。”我的伙伴颤抖道。
“我也是。”
“第二个计划呢？”
“上来这里时，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在一楼的电动圆锯？”
“有……”
“如果我们把那圆锯拿来这里，可以用它锯开木板，然后用平头剪剪开马口铁皮，再来就照原计划进行。”
“但他们会听到声音，”我的伙伴咬牙切齿地小声说道，“我能听到他们讲他妈的电话的声音。我们离他们那么近，如果把锯子拖到这里来用，那声音会像他妈的直升机那么响。”
“我知道，但我想他们会认为那是工人在赶工。”
“但工人不在这里。”
“是，没错，但大门警卫正在换班，新警卫上来站岗。风险的确很大，但我想我们如果做了，他们会像以前一样只听声音，认为那是工人在干活。他们已经听了几星期的电钻、锤子和圆锯的声音，不可能会想到那是我们干的。他们绝对想不到犯人会有那么大的胆子，竟敢用电锯，而且就在大门旁用。我想这办法胜算最大。”
“我很不想当那个他妈的泼冷水先生，”他反驳道，“但这房子没电，他们把电源切断，好进行翻修，唯一的电源在外面。我想延长线是能拉到下面，但电源在这房子外面。”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之中一人得下去，偷偷潜出我们撬开的门，把延长线插进外面的插座，只有这个办法。”
“谁下去？”
“我去。”我说。我很想说得有把握、坚定，身体却泄露了我的心虚，语气急促而尖锐。
我爬到维修孔旁，双腿因恐惧和紧张性**而不听使唤。我抓着延长线滑下，蹑手蹑脚地来到一楼，一路施放延长线。来到门口时，延长线还剩下很长一段。圆锯放在门附近。我把延长线系在圆锯把手上，跑回楼上。我的伙伴把圆锯拉上去，穿过维修孔，然后把延长线交给我。我再次蹑手蹑脚地来到门边，身体紧贴着墙壁。我喘得厉害，努力鼓起开门的勇气。最后，心一横，我推开门走出去，把延长线插进插座。
配备手枪的几名警卫正在聊天，离这门不到二十米。他们之中若有一人朝我这边看来，一切就完了。我抬头往上瞧，看见他们朝四面八方看，唯独没看向这边。他们在监狱大门那一带聊天、走来走去，因某人刚讲的笑话而大笑。没有人看到我。我悄悄溜回屋内，像狼一样四肢着地，爬上楼梯，抓着延长线使劲地爬上维修孔。
在“之”字形阁楼中的那个黑暗角落，我的伙伴正拿着打火机。我看到他已把电锯连上延长线，准备锯木板。我接过打火机，替他拿着。没有一秒迟疑，他提起重重的电锯，启动开关。电锯尖锐的声音，就像机场跑道上喷射客机引擎的运转声。我的伙伴望着我，嘴张得老大，露齿而笑，笑时紧咬着牙，双眼闪映火光。然后，他把电锯推进厚木板，上下左右锯了四道口子，在震耳欲聋的声音中，一下子就锯出一个洞，露出闪闪发光的四方形马口铁皮。
接下来寂静无声，我们静静等待，耳里响着愈来愈稀微的回声，心脏怦怦直跳。不一会儿，我们听到监狱大门附近传来电话铃声，心想完了。有人接起电话，是某个大门警卫。我们听到他大笑讲话，口气轻松闲散。没事，我们安全了。他们当然听到了电锯声，但正如我所预料的，他们把那当作是工人发出的声音，不以为意。
我信心大增，拿起螺丝起子在马口铁皮上打出一个洞。阳光从自由的天空照射进来，照在我们身上。我把洞挖大，然后用平头剪绕着马口铁皮的三个边剪开。我们用四只手合力把那块马口铁皮往外推，我把头伸出洞外，看见我们的确已打穿屋顶的某条凹槽，那个凿孔躲在那道“V”字形凹槽的最底部，没有人能看到。趴在那道窄缝里，我们看不见枪塔的守卫，他们也看不见我们。
接下来只剩下一件事要做。延长线还插在楼下屋外的插座上，我们需要那条延长线当绳索，用它垂挂到监狱围墙外，攀降到马路上。我们之中得有一人下楼，在监狱大门警卫的视线范围内，推开门走出去，拔下延长线，再爬上屋顶。我看着我的伙伴，他满是汗水的脸沐浴在从我们挖开的屋顶洞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里，非常清楚。我知道我得再跑一趟。
我走到一楼，背紧贴着门边的墙壁，停下来，在心里跟自己的双手双脚说要争气，要勇敢走到毫无遮掩的门外。我的呼吸非常急促，觉得头晕想吐，心脏像是落入陷阱的鸟，猛撞我心坎的牢笼。经过似乎很漫长的几个片刻，我认定自己办不到。从审慎明智到盲目恐惧，我内心的每个角落都尖叫着要我别再出去。我没办法出去。
我得切断延长线，没别的办法。我从连身工作服的侧袋中拿出凿子。我们用这凿子凿穿了屋顶的木隔板，尽管如此，它仍旧很锐利。当我将凿尖对准门缝下方的延长线，举起手要击下时，突然间想到，我如果切断延长线，导致电线短路，可能会引发警铃，引来警卫入屋查看。但那不重要，我没别的选择，我知道自己无法再走到屋外。我使劲往凿子上一敲，切断延长线，嵌进木头地板。我扯出被切断的延长线，等警铃响起或有人从大门区域快步跑过来的声音。但没有动静，什么都没有，我平安无事。
我抓着断头的延长线迅速上楼，回到阁楼。在屋顶新挖的洞旁边，我们把延长线绑在粗大的木头横梁上。接着，我的伙伴开始爬出去，身体刚出马口铁皮屋顶的一半时卡住了，好一段时间上不去也下不来。他剧烈地扭动身体，使出吃奶的力气，却还是动弹不得，卡得非常紧。
他的身体堵住了我们所挖的洞，阁楼再度陷入黑暗。我双手在屋顶龙骨之间与灰尘里四处摸，摸到打火机。点燃打火机之后，我立刻看出他为何会卡住。原来是香烟袋搞的鬼，那是他在狱中休闲社团自己做的一个厚皮袋。我要他别动，然后拿起凿子，在他连身工作服后面的口袋割出“冂”字形的口子，把口袋扯掉，香烟袋随即落入我手中。我的伙伴顺利爬出洞，来到屋顶。
我跟着爬上屋顶。我们两人像毛毛虫一样在凹槽底部蠕动前进，来到监狱的城垛状前墙。我们跪着往墙外瞧。在那几秒钟里，我们的身躯暴露在外，但枪塔警卫没往我们这边瞧，那个地方是警卫的盲点。枪塔警卫认定不会有人离谱到光天化日之下翻越前围墙脱逃，因此忽略了这里。
我们大胆地往下方的马路迅速一瞥，看见监狱外排了一列车子。他们是送货员，等着进入监狱大门。每辆车都要仔细搜查，底盘也用镜子检查，因此车阵前进缓慢。我们两人在凹槽里蹲低身子，思量着该怎么办。
“下面一团乱。”
“现在就下去。”他说。
“等等。”我反驳。
“妈的，把延长线丢过去，走人。”
“不行，”我低声说，“下面人太多。”
“那又怎样？”
“他们会有人想当英雄，肯定会。”
“就让那家伙当英雄，我们会撂倒他。”
“他们人太多。”
“撂翻他们所有人。我们会大摇大摆地从他们中间穿过，他们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打的他们。豁出去了，老哥。”
“不行，”我态度坚决，“我们得等。等下面都没人了再翻墙下去，我们得等。”
我们最终还是等了，那是分秒难挨的二十分钟，其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匍匐前进，往墙的另一头望去，每次都冒着暴露的危险。最后我往下方的马路瞧，终于空无一人。我向我的伙伴打信号。他往前爬，翻过墙下去，不见人影。我小心翼翼地爬到前面看看，心想会看到他抓着延长线往下降，没想到他已站在马路上。我看着他消失在监狱对面与这马路交会的小巷里，而我仍在监狱里的屋顶上。
我爬过蓝砂岩的矮墙，抓住延长线，双脚顶住墙壁，双手抓着线，背对着马路，我望向左边的枪塔。警卫正在讲电话，另一只手在空中舞动，自动步枪侧背在肩。我望向另一座枪塔。那里的警卫也配着步枪，正往下叫喊监狱内大门区里的同事。他一脸微笑，表情轻松。没有人看到我，我正站在这国家安全防护最严密的监狱前围墙上，没有人看到我。
我移动双脚，开始下降，延长线却因双手流汗、恐惧而滑脱。墙很高，我知道如果摔下去，必死无疑。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我重新抓住延长线，紧抓不放。我靠着双手刹车，减缓下坠速度，感觉到手掌、手指上的表皮被扯掉而微微灼痛。速度已变慢，但仍足以让我落地受伤。我重重落地，再站起，跌跌撞撞地越过马路。我自由了。
我回头看了监狱一眼，延长线仍然吊在墙上，枪塔里的警卫仍在讲话。一辆汽车缓缓驶过，司机的手指配合歌声，敲打着方向盘。我转身走进小巷，走进被缉捕而失掉我一切所爱的人生。
持枪抢劫时，我把恐惧加诸他人，从那一刻起（甚至在我干下诸多罪行时）到牢狱生涯，再到逃亡生涯之际，命运把恐惧加诸我。每个夜晚我都在恐惧中度过，有时觉得体内的血液和气息仿佛因惧怕而凝结成块。我加诸别人的恐惧，转变成十倍、五十倍、上千倍的恐惧，让我在每个无比孤单的夜晚时时刻刻都胆战心惊。
在孟买的头几个月，白天时，周遭的世界缓慢而吃力地运转着，我把自己投入由职责、需求与小小欢乐构筑的繁忙踏实生活中。但到了夜晚，沉睡的贫民窟坠入梦乡，恐惧悄悄爬遍我的全身，我的心退入漆黑的回忆洞穴。当这个城市沉睡时，大部分的夜晚，我却在走动。我走着走着，强忍着不回头看那枪塔，以及吊在高墙上但其实已不存在的延长线。
至少，夜是沉静的。那些年，每到午夜时，警察即对孟买实施宵禁。晚上十一点半，警察的吉普车聚集在这大城的各主要街道，开始强迫餐厅、酒吧、商店，乃至人行道上贩卖香烟、帕安的小店打烊。尚未回家或躲藏的乞丐、瘾君子和妓女，全被驱离人行道。商店拉下铁门，盖住橱窗，市场里的商摊都盖上白棉布。安静和冷清降临。白天的孟买街头，人群熙来攘往、车水马龙，无法想象到了夜里竟如此冷清寂静。但每个夜晚都是如此：无声、美丽、令人不安。孟买成了鬼城。
午夜过后，数个小队的便衣警察执行名为搜捕的行动，为时两到三小时。他们在空****的街道上巡逻，搜寻罪犯、瘾君子、嫌疑犯、无家可归的失业男子。当然，这城市有一半以上的人无家可归，其中许多人吃、睡、住都在街头。到处都有席地而睡的人，他们躺在人行道上，只靠一条薄毯和棉质被单驱赶夜里的露水。因旱灾、水灾或饥荒逃难到城里的人，或单身一人，或一家大小，或一整村人，睡在石板人行道和民宅的大门口前，挤在一起，以防落单。
在孟买，依法不准睡在街头。然而警察执行取缔时，就像取缔万妓街上的妓女一样“务实”。他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不会”被他们以深夜不归罪逮捕的对象还是一大堆。例如，苦行僧和其他各种宗教修行者在豁免之列；老人家、截肢者、病患或伤者，得不到多少同情，有时还得被迫转移到别的街道，但不会被捕；精神病患、行为古怪的人，还有乐师、杂技演员、手技杂耍人、演员、弄蛇人等跑江湖卖艺者，偶尔会遭粗暴对待，但绝不在搜捕之列；碰上一家子人，特别是带着年幼小孩的家庭，警察通常只是严厉警告，勿在某地区逗留超过几晚，随即放过他们。但男子凡能证明自己有工作，例如拿出名片或手写的雇主地址作为证明，不管那工作多卑下，都会得到放行。一身干净、体面而能显露某种教育水平的独行男子，通常借由口头说明就能免遭逮捕，即使待业中亦然。当然，凡是能拿钱打点的，也都会没事。
最后只剩下非常穷、无家可归、失业、教育程度低、只身一人的年轻男子，成为最容易在午夜被逮捕的族群。每天晚上都有数十名年轻男子，因为没钱贿赂警察，又没有能力靠说说话就让自己脱身，而在市内各地被捕。其中有些人因为符合警方所描述的通缉犯相貌、特征而被捕，有些人被查获携毒或携赃而被捕，有些人恶名昭彰，警察基于犯罪嫌疑，决定将他们逮捕。但有许多人只是因为肮脏、贫穷、一脸绝望无助而被捕。
孟买市没有钱购置数千副金属手铐，即使有这笔经费，警察大概也不愿把手铐这个累赘带在身上。因此，他们携带以大麻纤维、椰子纤维捻制的粗糙长绳，用来将被捕者的右手一一绑在一块。这绳子虽细，却能绑住这些人，因为夜间搜捕的落网者大部分非常虚弱、营养不良、精神消沉，因而无力逃跑。他们乖乖地、安静地受捕。逮捕到十几二十名男子，并集体拴成一列后，即由搜捕队六或八名警察将他们押回拘留所。
就警察来说，印度警察的行事比我预想的还正派，而且不容否认地勇敢。他们配备的武器，只有名叫拉提（lathi）的细竹棍，没有警棍、瓦斯枪和枪，也没有对讲机。因此巡逻时一旦遇上麻烦，也没有办法求援。他们没有多余的车辆可供执行搜捕，因此，警察每出一趟任务都得走好几公里的路。他们常以细竹棍打人，但很少狠狠殴打，甚至毒打成重伤。比起澳大利亚的那个现代西方城市里的警察，他们更不常打人。
但遭到搜捕的年轻男子得在牢狱里蹲上数天、数周乃至数月，而牢狱生活的悲惨，和亚洲很多地方的牢狱一样。午夜后，绑成一列的男子拖着脚走在市区，那景象比大部分送葬行列还更让人难过、怜悯。
夜间搜捕结束后，我在孟买市区四处逛，而且总是一个人。我那些有钱朋友怕穷人，而我那些穷人朋友怕警察，而大部分外国人什么人都怕，待在饭店不敢出门。每当我走在街道上，搜寻夜街的凉爽寂静时，街道是属于我的。
那场大火过后约三个月，我有次出来夜游，不知不觉走上临海大道旁的海堤。海堤与大道间的宽阔人行道，冷清而干净。六车道临海大道的另一边，则是往内陆弯成半月形，而且放眼望去尽是富裕繁华的地区：俯瞰黑色大海的高级住宅、昂贵的公寓大楼、领事馆、高级餐厅与饭店。
那天晚上，临海大道上的车子很少，每隔十五或二十分钟才有一辆车缓缓驶过。在我身后，大马路的另一边，所有房间只亮着寥寥几盏灯。猛然刮起的阵阵海风，带来清净、飘着咸味的空气。四周一片寂静，海比城市更喧哗。
有些贫民窟友人对我独自在街上行走表示担心。别在夜里走，他们说，孟买夜里不安全。但我怕的不是这座城市。我在街头觉得很安全，我走过的人生乖戾又困顿，但这城市把我的人生包覆在其他数百万人的人生里，仿佛……仿佛我的人生天生就该归属这里，只归属这里。
而我做的工作，让这份归属感更为强烈。我兢兢业业地扮演贫民窟医生的角色。我找来诊断医疗方面的书，在小屋里就着灯光研读。我囤积了不少药物、药膏与绷带，是用我替游客做黑市买卖所赚的钱从本地药店买来的。即使已攒够离开的钱，我仍留在那里，留在那个污秽的地方。我已经有能力搬到舒适的公寓，但仍然待在那狭促的小屋里。我跟着那里的两万五千人，投入他们翻腾激**的生存搏斗之中。我舍不得普拉巴克、强尼·雪茄、卡西姆·阿里·胡赛因。我努力不去想卡拉，但爱意引我向虚空猛抓。当我孤单一人，我亲吻风，呼唤她的名字。
海堤上，凉爽的海风吹过我的脸庞和胸膛的肌肤，感觉就像有人拿起水罐，把水倒在我身上。四周寂静无声，只有我自己在风中的呼吸声，还有海堤下方三米处海水拍打岩石的浪涛声。水花四溅的海浪拉着我。放手，放手，让它结束，倒下来死掉就是。就这么简单。那不是我内心最响亮的声音，却是来自内心极深处，来自让我抬不起头的羞愧。羞愧之人懂得这样的声音：你让每个人失望，你没有资格活着，世界没有你会更好……我努力去获得归属，努力以医疗工作救治自己，努力以爱上卡拉这个愚蠢的念头拯救自己，但在羞愧之中，我终归是孤单一人，我感到迷惘。
海水奔腾，拍打下方的岩石。纵身一跳，就一了百了。我感觉到那坠落，感觉到身体撞上岩石的破裂声，感觉到溺死的冰冷下滑。就这么简单。
有只手搭上我的肩膀，出手很轻，但足以将我拦住。我迅速转身，一脸震惊。有个高大的年轻男子站在我身后。他的手仍然放在我肩上，仿佛在撑着我，仿佛他已看出我不久前的心思。
“我想，你是林先生。”他轻声说，“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是阿布杜拉。我们在站立巴巴的大麻窝见过。”
“记得，记得，”我结结巴巴地说，“你救了我们，救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我还没好好谢谢你，你就离开，消失不见了。”
他轻松微笑，抽回他的手，梳理他浓密的黑发。
“用不着谢，如果我在你的国家碰上这种事，你也会这么做，不是吗？来，有人想见你。”
他以手势示意我停在十米外、人行道旁的一辆车。那车早停在我身后，引擎仍在发动，我不知为什么一直没听见。那是“大使”，印度的平价高级车款。车里有两名男子：一名是司机；一名是乘客，坐在后座。
阿布杜拉打开后车门，我弯下腰往里面瞧。有位至少五十五岁的男人坐在里面，街灯照亮他的半边脸。那是清瘦、坚毅而聪明的脸，有着细长鼻子和高高的颧骨。我立即就被那双眼睛给震慑住，炯炯有神的琥珀色，带着惊喜、同情，还有别的特质——可能是冷酷，也或者是爱。他的胡子和头发都刮理得很短，但都已经花白。
“你是林先生？”他说，声音低沉、洪亮而有自信，“很高兴认识你，真的，非常高兴。我听说过一些你的好事。听到好事，总是叫人高兴，而在孟买这里，听到与外国人有关的好事，更让人开心。或许你也听说过我，我是阿布德尔·哈德汗。”
我当然听说过他。在孟买，他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人物。每隔几星期，报纸上就会出现他的名字。市集、夜总会、贫民窟都有人在谈他，富人敬佩他且害怕他；穷人尊敬他，奉他如神明。他在董里的纳比拉清真寺中庭讲述神学和伦理学，闻名全市，各宗教的许多学者和学生都慕名前往聆听。他与艺术家、企业家、政治人物交好之事，同样家喻户晓。他也是孟买黑社会的老大、联合会制度的创办人之一。这套制度将孟买划分成数个地盘，归不同的联合会治理，每个联合会由数个堂口老大组成。据说这套制度很好，很受欢迎，因为经过十年腥风血雨的地盘争夺，这个制度安定了孟买黑社会，少了许多打打杀杀。他有权势，危险且聪明。
“Yes, Sir.”我答，震惊于自己不知不觉用了“Sir”这个字。我痛恨这个字。在惩戒队时，只要未以“Sir”称呼警卫，就会招来毒打。“我当然知道你的名字，大家都叫你哈德拜。”
他名字末尾的“拜”，意为大哥，是亲切尊敬的字眼。我说出哈德拜时，他微笑，缓缓点头。
司机调整后视镜对准我，面无表情盯着镜中的我。后视镜上挂着新鲜的茉莉花环，花香令人陶醉，在吹过清爽海风之后，那香气几乎令我晕眩。俯身探入车内时，我凛然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处境：我弯腰的姿势；我抬起头看见他眼睛时皱起的眉头；我指尖下车顶边缘的沟槽边；贴在仪表板上，写着“神与我同行”的贴纸。街上没有其他人，没有车子经过，四周非常安静，只有车子引擎的怠转声与车窗外闷闷的海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