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越阳明子

夜光曲

对于一般人来说，要提示关于阳明时代的直接感性印象，至少得打出三种侧光。就市民生活而言，最现成的是想想《金瓶梅》、“三言”所描述的社会生活，还有唐伯虎等名士的风流生活，都有一股子“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的不管不顾的气概。这个市民社会是当时的空气和土壤，也是后来官府压制王学，但王学照样在社会上流传的基础——明代有了社会，不是“国家即社会”那个大薄饼了。就思想领域的大气候而言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述朱期”。但是林下的岩穴之士在传递着心学的火把，陈献章、吴康斋、娄一斋等人，独自克己省察，默默地为成圣而刻苦自修着。这个谱系是“阳明学”出现的前奏，尽管是因王阳明大获成功，学究们才来梳理这个谱系。最后一道光是政治，明代的政治比元朝、清朝好很多，但照样以剥皮始以剥皮终、流氓成性：皇帝翻脸不认人，朝廷江湖化得厉害，干绝户活儿的宦官，争斗不已的文官……

有明三百年之活剧，像任何戏文一样有它堂皇的开端、略为沉闷的发展、好戏连台的**和引人深长思之的结尾。整个大故事都有“夜”与“光”之两面性。朝纲整肃时，社会萧条；政治糜烂时，社会又有新芽。直到明亡，都充满着这种两面性：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际有坚心，烂鱼之内有珍珠。从正德朝开始，明王朝开始衰败，也“好看”起来。漫漫长夜，人们渴望光。于是，阳明“心学”之光应运而生。这在开端发展时期是不太可能的。结尾时只能出现顾、黄、王那样的反思大师，他们要缔造新的思想之光。

现在要说的是，夜光乃并体联生的统一体，不可作两事看。同理，宦官有忠奸，文官有邪正。每一个体和一切事理都有“二象性”。包括我们要为之“树碑立传”的心学也是有阴有阳、正邪两赋的。天下没有不包含互反性的东西。洪武爷想打压宦官和文官，这两方却都反弹得空前的活跃。

洪武爷从小吃苦太多，养成反社会反政府的性格，长期的军事杀伐也助长了他残酷的品性。他活着时文官的“故事”已充满戏剧性，他死后就更别提多热闹了。他从农村的社戏中就知道了宦官祸政的教训，他当了皇帝后严禁宦官，规定宫中宦官的数量不得超过百人，不准他们读书受教育，想砍断他们干政典兵的道路。结果却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异国情。他认为宦官中好的“百无其一”，他自信他定的规矩会永世长存，事实上却是及身而绝。自从永乐用郑和下西洋后，宦官渐起。也还因为洪武造成的内官外官的空隙，经靖难之变后，越发空虚。永乐便大用燕王府的旧人，这又形成明政的又一个惯性：新登基的皇帝必用东宫旧人或藩邸旧人。几个掌握全国大权的宦官都是这么发达起来的。

如果说宦官祸政是“夜”的话，那文官活跃则确确实实是“光”。没有文官活跃这个大背景，就没有阳明用武的大舞台，心学也不会成为影响朝野的全国性大思潮。文官活跃，文化上的原因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教化；历史原因是经辽、金、元异族统治后，读书人都有股子主人翁的责任感；现实原因是洪武朝广开仕路，开科取士的规模空前庞大。另外，朱元璋允许任何官员直接上书言事。翻《明史》列传，时见有人因一奏疏而骤贵或倒霉到底。文官队伍驳杂、良莠不齐是必然的，但其总体上是维持明政府运转的基本力量。正德以后，皇帝不上班的居多，但全国的政事照常运转，靠的就是文官。与祸国宦官进行殊死斗争的也是文官。

王阳明与这个文官系统的关系也是“夜与光”的关系：他既是这个背景中人，又要超越他们。从他们中来，却不想回到他们中去；他想教化他们，他们却排斥他；他们视阳明为妖怪，他视他们为“心中贼”——尤难破除的冥顽钝汉。相对于阳明这样的贤哲来说，他们是“夜”，他是“光”。他生活在他们当中，如处“昏夜”。他在他们当中如“荒原狼”，他们则是“家兔子”。阳明的最大愿望是把他们从黑暗的隧道中引渡到光明大道上来。他之所以顶风犯忌地开门授徒，就是为了普度众生、先度同类。阁臣们因此而打击他，信服他的学生官员却不避毁誉地保护他，也是一首饶有趣味的“夜光曲”。他一生的戏剧性沉浮变化，一半是文官们导演的，一半是宦官们导演的。当然总根源是他不肯和光同尘，不想与世低昂，不愿意混吃等死白活这一场。古代中国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不平庸。阳明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自己平庸地生、平庸地死。

这首“夜光曲”不那么诗情画意，却有足够的韬光晦影的夜色和刀光剑影的光景。而阳明以心学大侠独有的身手出生入死、起起落落，正是这首“夜光曲”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