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詹姆斯·格鲁佛·瑟伯相交六十载

My Sixty Years with James Thurber

其实，我与瑟伯相识的年头准确来说并非六十年，毕竟他才过完第六十二个生日，不过本书的出版商认为，放在这样一本大部头的引言标题当中，“六十”听起来比“六十二”更有气势，对此我也懒得多做争辩了。

那是1894年的一个夜晚，夜黑风高，预示着有事要发生。就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帕森斯大道的147号，詹姆斯·格鲁佛·瑟伯出世了。当时那栋房子还依然健在，不过上面既没有碑额，也没有牌匾做任何标示，也从来不曾有谁指给游客观瞻。有一次瑟伯的妈妈路过此地，身边刚好有人同行，便对同行的那位从俄亥俄州福斯托里亚市过来的老太太说：“我儿子詹姆斯就是在那栋房子里出生的。”结果，这位老太太耳朵背得要命，打岔道：“嗯，如果我姐姐的情况没有恶化，就搭星期二早上的火车。”瑟伯太太只得就此打住。

婴儿瑟伯是经一位年纪颇大的接生婆之手来到这世上的，她名叫玛杰里·奥尔布赖特。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左邻右舍的女人生孩子就多半托赖她去接生。当然，他当时年纪还太轻，那种古意又家常的氛围没怎么影响到他。有一次他还曾委婉——在我看来——有些词不达意地提过：“柯里尔和艾夫斯的平版印刷画，或泛黄的钢板雕刻画，触动着，也守候着我泪之谷的闸门。”他早年间的事，流传得并不广泛，我仅知道他两岁会走，四岁时已经可以整句整句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瑟伯的青少年时期，也就是1900年到1913年这段时间，相当乏善可陈。我觉得大可不必花太多时间赘述。他生命的这一段没有什么非得追溯不可的人物和轨迹。即使当年的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明确的规划，如今回忆起来也不曾有什么迹象。这段时间，他走路时常是一跤跟着一跤，因为他当时在行走这件事上遇到了点儿小麻烦。他总没完没了地校正金边眼镜，这令他显得仿佛一直听到有人在叫他，却找不到叫他的人在哪里。由于眼镜没有调好焦，他看东西时不是每只眼各成一个像，而是两只眼共成一个半像。因而，他眼中的四轮马车并非有八只轮子，而是六只。至于他是如何不让这两只多余的轮子在工作时碍事的，我就无从得知了。

瑟伯这人的人生没什么章法可循，害得传记作家无从入手，也难怪他们上火。他是明明说好要到这儿，结果却去了那儿的那种人，令人无比头痛。例如他的画作，往往完成后你才发现，他要表达的完全不是他起笔时仿佛要表达的那个意思，而是另辟了蹊径。

瑟伯自画像

至于写作，我觉得则是另一回事。他的那些文章你只管顺着开头读下去，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戛然而止。但是你若从最后一行开始倒着读，就会发现他的故事的确环环相扣。在我看来，这足以证明，那些故事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而非像画作那样，突然凭空蹦出来。

瑟伯初试啼声的作品是一首所谓的诗，题为《我的姨妈约翰·T.塞维奇太太那座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南五街185号的花园》。这首诗本不值一提，也没什么出众之处，唯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此人对名称及数字令人咋舌的记忆力。时至今日，他仍说得出四年级时他所有同学的名字。他也还记得高中时好几位死党的电话号码。他把所有朋友的生日都记在心里，而且说得出他们每个人的每个孩子受洗的日期。他还能一口气说出1907年哥伦布市第一卫理公会教堂露天集会所有参与者的名字。这些杂七杂八没什么用的精准信息也许他工作时的确用得上，至于用在了哪里，我也说不出什么门道来。

至此，我发现竟然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也感到有点意外。瑟伯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只是走得慢了点儿，回的信少了点儿，能承受的动静也越发要轻一点儿。这么多年来，他不断从康涅狄格的一个小镇搬到另一个小镇，看似莫名其妙，但他只是为了寻找心中的那个桃花源。终于，他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一栋配备了所有现代化便利设施的殖民时期的老房子，周围环绕着榆树和枫树，俯瞰着山谷。他打算好好享受这里的生活：闲来读一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养几条贵宾犬；建个酒窖；玩一玩法式滚木球；还有，和三五好友聊聊天，他也不知这班朋友为何没有弃他而去，毕竟他人到中年之后脾气就变得有点儿古怪了。

本书摘选了这位老伙计早年间的一些文章及画作，粗略地算算，约莫是从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那年开始，到咖啡限量供应那天结束的这段时间。他谨将此书献给他的各位读者，并由衷地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愿他们迎来一个幸福的新世界。

詹姆斯·格鲁佛·瑟伯

1957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