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班师

这段时间其实贾旭并没有如别人所以为的那般始终猫在后宅没出来，反而是经常扮做下人的服饰模样，化名丞相府亲卫张奕，逛遍了整个临安城。

他倒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借机对南宋整个社会文化、经济、技术、贸易的方方面面进行摸底，从而进一步对今后的规划明确路线。

前世身为理工男的他，作风一向务实。

尤其是拿着丞相府的文书，以校检前线军械的名义在军器监转了好几天，让他对当下的军械水平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除此之外，他还逛遍了城中所有稍有名气的铁匠铺。冶金，这可是他的专业，让他对将来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加以改进、取得优势，也有了更详尽的计划。

未外出的日子，他也不是一直盯着蒸馏器，只要规定好流程，接下来简单重复的工作就交给亲卫们来做就可以了。他只需要隔三差五时间去检查一下产量，别叫他们偷喝的太多。

他将待在后宅的大部分时间，又投入到写写写之中，这让临安城中的大鹅们也遭了殃。而到了临安城之后身体见好的杜韵茹，自然又肩负起了秘书的职责，每日陪在贾旭身边，伺候笔墨。

贾旭想她身体素质着实是差，一如古代的富家小姐们典型的柔弱似柳、弱不经风，稍有些事情、或者出个远门，都要生场大病，以后如果真要像她自己坚持的那样跟着自己走南闯北，怕不是要不了几次就得死在路上。

可叫她做些运动锻炼身体，比如每天早上跟着亲卫们去跑圈，却根本不现实。这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富家小姐们，除非出身将门，有些家学渊源，否则可不兴做什么运动。甚至男人看女人的眼光，也是潜意识里，拒绝女性参与体力活动。这种审美一直延续到后世的现代，白、瘦、幼，这可不是参与劳动的女性会有的形态。

思来想去，贾旭决定，教杜韵茹练瑜伽。

作为源自古印度的一种养生术，随着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又与本土道教有所融合的瑜伽，对于此时的人们，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陌生。僧尼道士们在日常修行中，不仅钻研佛法，追求灵魂上的修炼，也会锤炼自己的体魄。僧人、男道一般会四处游历，以寻找心灵的净土和精神的养分，而尼姑、女道不方便外出，炼瑜伽也是一种普遍选择。

这种风尚也传导到那些信道礼佛的人群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因为不赞同王安石新法，作诗“谤讪朝廷”，一路被贬，其少年时期的理想抱负一次次受到冲击，于是天性旷达的他选择了在佛禅中探寻人生的意义，也不自觉地一步步靠近瑜伽。他花了大量的笔墨对瑜伽练习做出阐释，在自己的《养生论》里提到修炼瑜伽的益处，在给其弟苏辙的信中也提到过修炼瑜伽的目的，他甚至还给瑜伽做了一些中国化的改良。虽然在整个瑜伽中国化过程中，苏轼的作用微乎其微，但作为一大文豪的苏轼，如此专研瑜伽，也被引为一时趣谈。

当然了，此时的瑜伽与后世的小姐姐们在手机竖屏里用各种高难动作展示自己的窈窕曲线不同，更多的注重于呼吸吐纳和灵魂层面上的提升。但是没关系，贾旭对瑜伽的认知，就是来源于手机竖屏里的小姐姐们呀。

在连哄带骗的教了茹娘一些基本动作，又强制性的监督着她练了一阵子之后，茹娘确实感觉自己变的更加情绪平和、呼吸顺畅、轻松愉悦了，于是也就半推半就的坚持练了下去，还拉着安儿陪着她一起练。

而贾旭，每日看着一小一更小两个美女在他面前摆出各种婀娜多姿、娉娉婷婷的姿势，仪态万方的样子，自然是心情舒畅，就连写笔记的效率，都……不可避免的降低了。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景定元年二月，滞留于大宋荆湖南路许久的蒙古军队兀良哈台部，终于赶着沿途缴获的财货子女，在四境宋军的注目礼欢送下，慢吞吞的到达鄂州附近的青山矶，与留守的蒙古军队一起北渡，彻底离开宋境。

朝廷也终于下达了让贾似道班师回京的诏令。

关于战后的议功，阖朝上下已经酝酿了几个月。大小官员不管是否真的在抗蒙之战中出了力，也都使尽了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要在这次利益重组中分一杯羹。身临一线、亲冒矢石的贾似道自然是最大的赢家，在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凭此次之功让宋理宗对其寄予厚望，诏还进京后位列宰辅、执掌权柄已是板上钉钉之事。

当然这事也不是没有阻力，比如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自诩道德名士，看不起纨绔出身、荫补出仕的贾似道，与其一向不睦，没少在朝野内外说他的坏话。他上书宋理宗，言及鄂州之战，乃是忽必烈自己引军北返以求争位，要说功劳，也应是守钓鱼城打死蒙哥汗的王坚，与贾似道何干？

他更是指使同道，在朝中散播消息，说贾似道私下与忽必烈联系，许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证据就是忽必烈引军北返之前，两军阵中多次往来使节，而贾似道手握荆湖十数万精兵却不予追击，竟目送忽必烈离境。一时批评贾似道的声浪竟在朝中甚嚣尘上。

而吴潜有同道，贾似道也不是没有同党，他们立刻对吴潜的观点发起针锋相对的反击。两军阵前，互派使节，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那蒙古军每次外出攻伐，必先遣使而告，难道是为了求和？贾似道身为当朝丞相，率孤军入援敌军锋芒所指的孤城鄂州，亲临一线指挥抵抗，史上又有几人能做到？你吴潜这么有气节，自己怎么不上前线，偏偏躲在临安城里吐酸水？

所谓追击北返的蒙古军队，更是纸上谈兵、强人所难。世人皆知蒙古铁骑悍猛，与其在野外浪战，宋军很难能讨到什么便宜，包括整个鄂州之战，一直是凭借坚城防御，已是苦苦支撑，丝毫未曾占据过上风。贸然追击野战，胜算极低且不说，怕不是正中忽必烈下怀？到时这十几万精锐主力有什么差池，东南板**，大宋又以何为屏障？吴潜身为枢密使，却丝毫不懂兵事，只知说风凉话、扯人后腿，好不知耻。

至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更是无稽之谈。纵使当年秦桧之流，遮蔽内外、权倾朝野，若是没有高宗皇帝首肯，绍兴和议，也断不能成。更何况贾似道只是前线一统兵将帅，如何敢做这个主，又如何做的了这个主？就算贾似道敢说，蒙古军就敢信？你怕不是拿忽必烈当傻子！

双方在朝堂上你来我往的争论，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外溢效果。

大量的底层青年官员和在野文士也加入了论战，而且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几乎一边倒的支持贾似道。比如上蔡书院山长王柏，献诗歌颂他“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和靖书院山长郑之因，说贾似道纵使“殆许岁币”，也只是缓兵之计，至于划江割地不过是无稽之谈；史馆校检黄勇，身为青年文士魁首，直言“事急之际，尝约议和，也未尝不可，不能以此而掩再造之功”；就算是一向以刚正著称的掌理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状元文天祥，也评价贾似道“鄂渚之战何勇也”。

贾似道此番舍身犯险，逼退强敌，正和儒家士大夫出将入相的崇高目标，在尚且心存理想的大宋基层青年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也正是基层青年们的力挺，让他在舆论上瞬间压倒了质疑之声，使吴潜一方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不甘不愿的败下阵来。

二月十八日，贾似道令班师大军在后缓行，自领少数先导回到临安。宋理宗亲自率百官在临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彦博故事，郊劳于城外”，“择日对御赐宴”，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可谓极尽光荣、隆恩浩**，风头一时无两。

待到贾似道入城之时，官员百姓夹道而迎，挤的数十丈宽的御街两畔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众人皆欲争相一睹再造之臣的真容，贾似道骑着骏马在街中走过，所到之处山呼赞颂，直教他心花怒放、欣喜若狂。

当日禁中便传出圣旨，加贾似道少傅、卫国公衔，参与鄂州之战的诸位大将也都各有封赏：吕文德在仍为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总领四川财赋的基础上，此次又兼领了夔州路策应使，赐钱百万；守鄂州的高达升为荆湖北路安抚副使、知江陵府，赐钱五十万；守潭州的向士壁迁兵部侍郎；刘整升任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其余大小官员各有封赏，不尽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