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饭店的枪声

作为情报组的联络员，杨玉珊没有接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然而她所表现出的机敏、机智，绝不亚于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特情人员。几秒钟，对她来说已经够了；高个子，无论站、坐，都会比别人高出一截。即使扫一眼，也能看清那个“大胡子”坐在哪个位置。

杨玉珊果然看清了房内的情况：除了开门的大汉，屋里还有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坐在左边的一个男子显然比其他人高出一截，四方大脸络腮胡子，不正是吉鸿昌吗？

杨玉珊拉起孩子的手，向楼梯口走去。

陈国瑞见状，紧跟着下楼，出了饭店。

这时杨玉珊朝北走，陈国瑞反其道向南，来到吴萍的车前。

吴萍摇下车窗，听陈国瑞说完，便下车检查轮胎。这是给咖啡室里陈恭澍与王文发出的暗号。

与此同时，陈国瑞顺原路返回饭店，准备接应。

随后，王文若无其事地从咖啡室走出来，又若无其事地向国民饭店走去。

在饭店大厅，陈国瑞见王文走进来，径自转身上楼，来到二楼一四五号门口。

王文紧随其后，拔出腰间的驳壳枪，朝陈国瑞使个眼色。

陈国瑞的作用，不仅仅是将王文引到一四五号门口。尽管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在这关键时刻，也会骤然明白，王文需要他这个助手，而且他的作用相当关键。

试想，由王文一人开门、踹门、射击，这一连串动作很难在瞬间，甚至仅仅数秒钟之内顺利完成。很可能，在他踹开房门尚未看清里面的人时，对方的子弹已经飞了过来。

陈国瑞上前扭动门球，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随即退后一步，飞起一脚朝门上踹去。到底是身大力不亏，动作干脆利索，脚落门开。

王文一步跳进房内，高喊一声：

“吉总司令！”

只见其中的高个子抬起头来，王文举枪便射，“砰砰砰”连发三枪，眼见高个子与另一人应声倒下，王文认为任务已经完成，立即跳出房间。

王文举着枪飞奔下楼，被惊动的客人与茶房纷纷躲避。

跑出国民饭店，因担心被人盯上，暴露吴萍的车牌，王文没有乘坐吴萍接应的汽车，而是混入人流溜走了。

陈国瑞在踹开房门后，早已迅速离开。

成功射杀，顺利撤退，不留痕迹，令陈恭澍喜不自胜。这是他出任北平站站长以来，第一次成功组织的暗杀行动。当晚，报喜的电报便发到了南京特务处本部。

岂料，第二天一看报纸，陈恭澍傻眼了，死者只有一人，却不是吉鸿昌！而是前来参加“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代表刘绍勷！吉鸿昌只是受了点伤。

案发后，吉鸿昌与另外三人被法租界捕房带走。由于吉鸿昌肩部受伤，随后被转入天主堂医院治疗。

另外三人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另一骨干人物任应岐。任应岐与吉鸿昌一样，也是原国民革命军将领，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结果，戴笠显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迅速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联系，由北平军分会出面对吉鸿昌采取“制裁”措施。北平军分会与天津法租界交涉，于11月14日将吉鸿昌、任应岐由法租界引渡到天津市公安局，于22日押解到北平。23日，北平军分会对吉鸿昌、任应岐进行“军法会审”。

审判中，吉鸿昌坦然承认：“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

会审结束，吉、任二人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

24日临行前，吉鸿昌口占五言绝句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任应岐则在遗书中称：“大丈夫有志不能伸，有国不能报，痛哉！”

事后，王文为自己的失手自责不已，为挽回影响，很快与“制裁”石友三的内线取得联系，以期在“石案”中扳回一局。

而陈国瑞那一脚，在踢开吉鸿昌房门的同时，也如愿以偿踢开了特务处的大门，被保送到南京接受培训。

杨玉珊作为情报组联络员，抛开政治立场不说，就情报业务而言，她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机敏冷静、随机应变，都使她不失为一名出色的特情人员。

她当时二十出头，尚待字闺中。经此一案，与郑恩普在接触中互生好感。郑恩普年逾不惑，仍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两人一个愿娶，一个愿嫁，不久即缔结良缘。1949年国民党大撤退时，因种种原因，郑恩普赴台，杨玉珊留在了大陆，从此牛郎织女隔海相望。郑恩普不久剃度出家，直到1980年，以近九十岁高龄“圆寂”；杨玉珊则不知所终。

吕一民作为天津站情报组长，是为本案唯一“买单”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一民和由他介绍加入特务处天津站的侄子吕问友（比吕一民小八岁）一起，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于1951年3月31日执行枪决。

吴萍，作为天津站的内当家，在“吉案”结束后，很冤屈地被关禁闭一个月。他本人倒没感觉冤，王子襄那么出色的人才，无缘无故地死了，总要给家属一个交代。他很理解戴笠履行对王玉梅的承诺，他是天津站庶务，只能由他来承担。

然而这一个月的禁闭，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的命运。

为酬庸他的无端受罚，在一个月期满后，戴笠特意将他留在南京，介绍到行政院总务科工作。他在天津站原本也是处理内务，也算是从事本行，但从此由暗转明，离开了特务工作这个行当。

1939年，吴萍在重庆升任行政院总务科长，1949年赴台后仍任原职。

出乎意料的是，到台后仅仅两年，正值四十余岁盛年之际的吴萍，不意遭遇三轮车过桥翻覆车祸，身负重伤而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