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襄之死

王天木入狱后，天津站站长出现空缺，戴笠考虑再三，选择了一位与黄埔军校、力行社、复兴社毫无关系的医学博士，出任第二任天津站站长。

这位医学博士名叫王子襄。

王子襄的家世颇有些背景，即使算不上簪缨世家，却也称得上朱门绣户。戴笠看重的，虽非王子襄的家世出身，而结识王子襄，却是因了这个背景。

王子襄于1904年出生于北平，毕业于北平协和医科大学，在天津英租界执照行医。相貌英俊挺拔，潇洒飘逸，年届三十，尚单身一人。

当时在北平上流社会，有四位出色的名媛闺秀，她们出入各类社交场合，以不凡的才貌气质备受瞩目，在北平社交界风云一时，被封为“四大金刚”。这其中之一，便是王子襄的妹妹王玉梅。

戴笠为帮助陈恭澍打开局面，每到北平，便有意带陈恭澍参加一些上流社会活动，结交权贵名流。在随结拜兄弟、东北“四公子”之一吴泰勋参加的聚会上，戴笠结识了王玉梅，成为颇谈得来的朋友。

王子襄时常在周末回北平度假，也会随妹妹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在这样的聚会上，戴笠、陈恭澍等人由王玉梅介绍，与王子襄相识。

随着交往日渐增多，王子襄对陈恭澍等人的“团体”逐渐有所了解，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向往。这个情况，很快引起戴笠的关注。

戴笠爱才，在特务处尽人皆知。由于他本人仅读过几个月初中，军校第六期亦未正式毕业，因此对各类饱学之士，不遗余力力求纳入“彀中”。其麾下不乏各类大学学子乃至各类留洋“海归”，前三期老大哥更是不知凡几，但医学博士不曾有一人。

医学，尤其西医，在特务处大有用场。

经考察，王子襄忠诚可靠，性格沉稳，做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戴笠特批王子襄加入特务处天津站；又逢王天木下狱，戴笠爽性直接任命王子襄为天津站站长。

也就在这个时候，天津站相继接到对吉鸿昌、石友三等人的“制裁令”。考虑到王子襄初来乍到，素无情报工作经验，且天津站行动组尚在重建之中，戴笠便将这一系列暗杀任务，交由北平站负责，天津站予以协助。

戴笠特地嘱咐陈恭澍，多与王子襄交流，帮助他打开局面。

陈恭澍抽调北平站行动组组员王文，参加到天津站的暗杀行动中；天津站则以情报组长吕一民，负责此案的侦察工作，由老情报员、庶务吴萍予以配合。

陈恭澍一人主管平、津两站，往返于平、津两地，忙得不可开交。王子襄对他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与配合，多次留陈恭澍住在他的家中——位于英租界的诊所。

由于没有家室之累，王子襄工作、住宿都在诊所，一切都很随意。只是陈恭澍不愿过多打扰，最后还是请王子襄帮忙，在“小白楼”租到一间公寓式的小房间。

小白楼位于天津特一区，该地区是德租界旧址，隶属天津市政府管辖，仍保留了若干德租界原有形态，其显著特点便是聚集了众多无国籍的外国人。出租这类公寓式房间的，主要是犹太人与白俄。他们往往租下一幢房子自己住，将多余的房间分租出去，雇用一名中国佣人，负责楼内卫生、烧饭等杂务。

租住这样一个房间，不仅比住旅馆便宜许多、有佣人照顾饮食，更重要的是，房东不问客人姓名、身份，无须登记，只要付清房租，来去自由。

尽管陈恭澍住在“小白楼”，王子襄仍经常将他接到家中，一起探讨行动方案。

王子襄的诊室也是会客室，每次进到会客室，陈恭澍都会看着靠墙那几只玻璃柜若有所思。里面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总让他想到南京特务处乙室研究的那些暗杀工具——毒药。

这是特务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甚至比手枪用起来更为便利。

又一次站到玻璃柜前，陈恭澍向王子襄请教说：

“有没有这样一种药物，无色，无味，入水即化，不留痕迹，只需一点点，放进茶里、汤里，喝下去，立马让人翘辫子？”

王子襄会心地笑了：

“有一种药物很接近这些特点，是一种白色霜状粉末，只是还不够完美，稍稍有点杏仁的味道。”

“效果怎样？”陈恭澍兴致勃勃。

王子襄拿出一小瓶白色粉末交给他说：

“你可以拿小猫小狗试验一下，效果不错的。”

陈恭澍接过药瓶，忽然想到王子襄有“试药”的习惯，心中陡然一紧，赶紧叮嘱说：

“你以后不要再拿自己做试验，太危险，而且容易被人误会，不知情的，以为你给自己打吗啡呢。”

王子襄听后只是笑笑，并没有往心里去。

王子襄的“不经意”和作为一名医生的敬业，为他的罹难留下了隐患。

这时陈恭澍已报特务处批准，将第一个暗杀目标锁定为吉鸿昌，吕一民的情报组正围绕吉鸿昌的住址、行踪，展开侦察。

转眼到了9月，月末的一天，陈恭澍正在北平，王子襄出事了！

这天傍晚五点半左右，吴萍来到诊所，发现王子襄躺在二楼会客室的沙发**，原以为他在小憩，却看到旁边凳子上放着几个药瓶和一支针筒。他知道王子襄经常“试药”，便轻轻喊了几声，王子襄毫无反应。

屋里光线昏暗，吴萍打开台灯，近前查看，只见王子襄脸色煞白，双目紧闭。伸手去摸他的脉搏，感到胳膊冰凉，脉搏还有，只是微弱得几乎觉不出来。

吴萍吓坏了，惊慌失措地跑到门口，朝楼下大喊：

“不得了啦，老郭！老郭！”

老郭是负责烧饭的佣人，他听到喊声从厨房里跑上来。两人将王子襄抬到楼下，抬进王子襄的车里，由吴萍驾驶，火速赶往距离最近的马大夫医院。

起初医院不肯收治，好话说了半天，又言及患者本人也是医生，才被抬进急诊室。医生护士忙活一阵子，终告回天无术，不治而亡。

事发当天，戴笠刚刚从上海返回南京，走进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稳，机要秘书毛万里便“闯”了进来。戴笠诧异之余，锋利的目光一下落到他手中那一纸电文上。

“王子襄意外殒命……”

这一行字，足以让戴笠如遭五雷轰顶。

王子襄，一个尚未进入角色的站长，既不会得罪什么人，也不会在行动中遇险，怎会意外殒命？

尤其，王子襄那样品学兼优的人才，那样年轻有为、亲和正直，怎会猝然离世？

如今阴阳两隔，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戴笠难抑心中悲痛，不由得泪眼模糊。

电报是天津站庶务吴萍发来的，戴笠让毛万里马上通知陈恭澍，遄赴天津，调查事情经过，料理善后。

陈恭澍赶到天津后，方知王子襄是为研究暗杀毒药“试药”身亡，睹物思人，更是痛悔莫及，自责不已：“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王子襄死后，王玉梅认定其兄之死，是吴萍延误抢救时机所造成。

10月中旬，戴笠正在杭州部署暗杀史量才事宜，王玉梅亲赴杭州浙江警校，向戴笠状告吴萍。

王玉梅不怀疑王子襄因“试药”身亡，那几个药瓶与针筒里的剩余物，经化验已证实有毒，王子襄因公殉职已成定论。但她认为，倘使吴萍及时送医，王子襄不至于殒命。

这一点，戴笠虽不敢苟同，却不能不安抚死者家属。无论如何，王子襄是因为加入天津站而导致英年早逝，戴笠与王玉梅也是私交不错的朋友，于公于私都应满足家属的要求，只好委屈一下吴萍了。只是“制裁”吉鸿昌的行动已经启动，正值用人之际，对吴萍的“处罚”只能延期到“吉案”结束。

一年之内，天津站两任站长接连出事，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站长一职只好暂时悬空。天津站下属“情报组”和两名“直属员”，暂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统一指挥，其他人员由南京特务处本部直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