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中山陵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正式召见戴笠。

召见地点在位于中山陵右下坡松林、距明孝陵半公里的蒋介石的陵园别墅中。说是别墅，其实就是三间小平房，中间为会客室，西间为军事地图室，东间办公兼卧室。旁边一间小屋，为随从人员住所。由于简朴幽静，蒋介石常于假日到此“休息”；也因地处偏僻，宋美龄不愿在此留宿。当时小红山官邸尚未建造，宋美龄更喜欢住在设于黄埔路中央军校内的官邸。

戴笠跟随侍卫走进会客室，未几，蒋介石由东间来到会客室。如同几年前雪窦寺晋见，戴笠毕恭毕敬地站在蒋介石面前，“啪”的一个立正，向蒋介石举手行礼，朗声说道：

“报告校长，学生戴笠奉命前来晋见校长。”

蒋介石打量一下戴笠，点点头，开门见山地说：

“特务处长人选，干事会保举了六人，这六人中，只有你能负起这个责任。”

蒋介石选中戴笠，已在戴笠意料之中；而蒋介石如此直接地对他表示肯定，却是戴笠没有想到的。即便如此，他仍不敢相信这一切会顺利实现，他再次“啪”的一个立正，恭恭敬敬地说：

“感谢校长的信任与栽培！只是……团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学长，由我担任这个职务，好像不太合适。”

戴笠并非故作谦逊，他深知自己资历浅，力行社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都是黄埔毕业生中元老级人物，在蒋介石身边说话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所谓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说不定未等任命，蒋介石就会改变主意。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在力行社中，直接或间接从事过情报工作的大有人在。

桂永清曾担任过特务营长，自不必说；

郑介民在蒋桂战争中策反桂系将领非常成功，已初步显示出特工才能；

康泽虽毕业于黄埔三期，却在留苏期间便义务做起秘密情报工作，将同学中的中共党员活动情况源源不断地报告蒋介石，归国后即进入蒋的亲信幕僚行列，在出任侍从参谋的同时，以负责《中国日报》文化宣传之名，秘密搜集各方面情报，供蒋决策之用；

邓文仪毕业于黄埔一期，一直从事政治工作，1928年任侍从室秘书后，以对各类情报的独具慧眼与独到的政治眼光，深得蒋介石信赖，也是竞争力极强的人选。

戴笠尚有自知之明，怎敢掉以轻心。

蒋介石自然心中有数，之所以选择戴笠，是由于戴笠本身有着其他人所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戴笠自逆境中走来，身上有股拼命三郎能吃苦敢玩命的拼劲，有股直面挫折百折不回的韧劲，同时沉毅谨慎、孜孜以求、不慕浮荣，正是“处近要，负重任，共机密”的特工首脑不可或缺的素质。

其次，戴笠身上有种对情报工作与生俱来的才略与胆识。或者说，有种天生的特工潜质：机敏睿智，考虑问题精细周密，处事果断，行动雷厉风行。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以极快的速度建起了密查组，这无疑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而这个现成的密查组，正是组建特务处不可多得的班底。

更重要的一点，是戴笠对领袖的绝对忠诚。他“自负有才，且多少有些英雄主义倾向”，“而十年潦倒，怀才不遇，上无以报慈母，下无以塞乡里悠悠之口”，一旦从人才济济的黄埔生中被拔擢，为报知遇之恩，以其个性，即使蒋介石要其项上人头，相信他也决不会犹豫。

因此蒋介石鼓励戴笠说：

“革命不分先后，岂能论资排辈。一切有我，你不必担心，现在是你有没有决心做好这个工作。”

见蒋介石态度如此明确，戴笠当即表示：

“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您是校长，我是您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您是领袖，我是您的部下。既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全力做好这项工作。”

几天后，蒋介石正式颁发对戴笠的任命，同时再次召见戴笠，谈了对特务处建制的初步设想。即特务处成立之初，暂设两科一室若干股，由郑介民任副处长兼第一科科长，邱开基任第二科科长，唐纵任书记室书记。

这样的人事安排令戴笠大为震惊。

郑介民何其了得，仅他的学历就足以令戴笠汗颜！

郑介民，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字耀全，号杰夫，原名庭炳，生于1897年，与戴笠同庚；不同的是，郑介民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就已读过广东警卫军讲武堂，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科，1925年年底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1927年8月回国后，又拿了个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一期的“文凭”。

相比之下，戴笠那张黄埔六期肄业的唯一“文凭”，实在是楚楚可怜了。

就经历而言，郑介民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秘密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民军，后避捕更名亡走马来亚，入黄埔后又参加了两次东征。

莫小看这两次东征，这比戴笠当年“刀尖上舐血”的学兵经历更为残酷，意义自然也大相径庭。戴笠参加的是军阀混战，或可说是狗咬狗一嘴毛的战争，郑介民参加的则是意义深远的正义之战。正是子弹没长眼，不管你是“天子门生”，还是马夫、勤务兵，一弹击中要害，都将一命呜呼。也就是说，在两次东征中，学生兵都有大量牺牲。即使在早期学生兵都已成为中下级军官的北伐中，牺牲概率仍然很高。

正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些挺过了东征、北伐的黄埔学生几乎个个都得到了快速提升。郑介民虽未参加北伐，收获却不可谓不丰，曾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复兴社成立后，又进了复兴社的“领导层”——干事会，成了复兴社干事。

如此资深的“老革命”“海归”，给草根出身的戴笠当助手，是戴笠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而蒋介石安排的第二个人选邱开基，毕业于黄埔三期并曾留学日本，学历、资历也令戴笠望尘莫及。

蒋介石如此破格擢升戴笠，怎能不令他感激涕零，甘愿肝脑涂地以死相报？他当即郑重表示：

“从今日起，学生这颗脑袋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此话怎讲？”

戴笠知道自己没把话说明白，咧着嘴笑笑，解释说：

“这是我的决心，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士为知己者死”，在戴笠的辞典里是天经地义的。豫让漆身吞炭报智伯，戴笠为回报蒋介石，岂能在意项上人头！

这种必死的决心，印证了蒋介石对戴笠的判断。作为领袖，蒋介石需要下属的绝对忠诚，乃至不惜献出生命。戴笠的态度，使蒋介石认定没有选错人。

蒋介石安排的第三个人选唐纵，是戴笠的第六期同窗，早已被戴笠拉进“十人团”，因此戴笠对这项安排，也是心悦诚服乐于接受的。

蒋介石给特务处初定编制100余人，其他人员的安排，以及每月2000元的活动经费，均由戴笠全权负责。

至于办公地址，此前胡宗南已主动提出，将第一师办事处搬出，鸡鹅巷五十三号全部交给戴笠使用。但由十余人猛增到百余人，五十三号显然不够用，蒋介石特地调拨徐府巷二号作为特务处正式办公地点；并另外调拨三道高井洪公祠后院的一幢二层小楼，为特务处首批干部训练班的教室及宿舍。

如此规模，戴笠心里清楚，特务处绝不仅仅是负责情报工作，他的特工人员，也不仅仅是情报员，他们有着更重要的责任与使命，有着更为广阔的舞台……